我乃一老妪。陈嘉庚一直在我心中，一直感动着我。
1946 年 5 月，我十一岁那年随母亲从荷印（今印尼）的廖内回到在襁褓中就离开的出生地新加坡，在一间海南人办的国术馆补习时，常听大人们对陈嘉庚的爱国、大胆赞不绝口。这是我第一次知道陈嘉庚的名字。从那以后，陈嘉庚与我的生活便有着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
1946 至 1949 年我在星洲幼稚园附属小学读书时，有一位级任先生叫李鸿江，福建省漳浦县人，约三十岁，教国文课兼画图课。他说，他的家乡是一个非常穷的乡村，老虎就在他家的门口出没；因为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优待贫寒子弟，他才有机会读书；他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就来到新加坡谋生。我问他：“集美学校在哪里，我能去读吗？”他的回答使我兴奋不已，回家对母亲说，我小学毕业后要去陈嘉庚在福建省创办的集美学校读中学。母亲听了愣了半晌，然后把我拉到怀里，两眼含泪，轻声说道：“你是怎么想出来的？娘去哪里拿钱给你买船票？”
每到 5 月 9 日这一天，李鸿江老师在上课时总要先讲袁世凯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出卖国家主权。他每次讲述读集美师范的那段经历和教我们勿忘“五
? 九”国耻时，那种异乎寻常的激动神情与声调，我终身难忘。他指导我读课外书，如冰心的《寄小读者》，培养我读书和关心时事的兴趣。对于我，这是非同一般的启蒙。
我逐渐学会思考，兴趣爱好随着发生了变化。首先是讨厌国民党的《中兴日报》，不读它，改读陈嘉庚创办的《南侨日报》，同时读胡愈之编印的期刊《风下》。星期天，我不再和同学们一起去教堂做礼拜，而是偷偷地去参加中学生的“野营”，听来自祖国的消息，学唱《你是灯塔》、《解放区的天》等歌曲。不再读《苦儿奋斗记》之类的书，而读高尔基的《母亲》等苏俄与西欧的文学名著。晚上不再与同班的女同学一起学刺绣、做手工，而去参加中华女中学生组织的《社会发展简史》读书活动。
我爱读书，却无钱上中学。我曾计划进报馆当排字工人，梦想用这种方法多识字，将来当校对员、记者，成为作家。但当我小学毕业时，我改变了自己的选择。有位亲戚为我找到《中兴日报》排字工的缺位，而别家报馆又进不去，我宁可放弃迅即到手的工作机会，放弃我原先的计划。我要做一个有知识有抱负的人。我改了名字，寓意毅力求光明。我进了阜安布伞行做工。那里有
20 多个工人，我的年纪最小。计件工资，我每月可得
130 元左右，而我的继父当时的月收入仅
60 元。晚上，我去醒华夜校读书，结识的老师和同学中，有不少就是陈嘉庚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他们向往新中国。但也有的认为革命不仅是为中国，最实际的是打倒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为马来亚的民族解放而奋斗。我也想成为革命者。在同学、朋友中，互传禁书和传单。在阜安布伞行，我出面要求老板在“三
? 八妇女节”给女工放假，发给平均工资，组织女工听马共党员讲妇女解放。在醒华夜校的周年纪念会上，我上台演讲，喊出了“砸烂旧社会”、“打倒英帝国主义”的口号！有同学严厉地批评我：“你这叫革命？傻瓜！”不久，我被英国殖民当局以触犯“紧急法令”罪逮捕。因我是在新加坡出生的“英籍民”，年龄小，被拘禁在中央警察局
5 个月后，要我做出选择：可以去感化院接受殖民统治者的“感化”，到满
18 岁时嫁给他们为我找的男人，获得自由；也可以选择被“遣送”出境，前往中华民国（台湾）或“红色中国”。我毫不迟疑地选择：回到解放了的新中国去！
当局并没有让我如愿以偿，而是把我押送到西罗敏女牢。到了监牢，被收走了小刀、剪刀等小器物之后，就被送进牢房。一进牢房，站起来迎接我的是一个男人。我愤怒极了！我眼前的这个人，剪男发，个子瘦小，乳房扁平，吸着烟支，穿着文化衫与短裤，分明就是一个男人！我叫狱卒（印度人）立刻把狱长（华人）叫来。我问：“你们为什么把我和一个男人关在一起？”在场的人听了大笑。狱长说：“这里是女牢，全部是女囚。毫无疑问，她是一个女人。请你放心。”原来她就是被革命青年称为“大姐”的马共中央委员。我十分幸运，与她被关在同一间牢房。她原名陈瑞香，集美上厅角人，读集美师范体育专科毕业后到新加坡教书，见过陈嘉庚。战时参加马共，
1948 年在柔佛新山被捕。她从来都留长发，梳辫子。但没想到敌人竟在给她扣上手铐脚镣之外，还用她的长辫子吊着石头或椰子来折磨她。经过
8 天的磨难之后，她再也不留长发了。她教我读书，教我汉语罗马拼音的读写。除了星期天，每天放风一个小时，她要我和她一起跑步、做操一个小时。她教我做一个意志刚强的革命青年。她伸出腿脚，叫我使劲捏、掐、捶击。好家伙，硬如铁！她说这是从小就坚持体育运动和练国术锤炼出来的。她说，因为身体结实，才经得起受刑和坐牢。但更重要的是信念和意志要坚强，才能承受肉体和精神的痛苦。
1953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逝世后，她拿出一张从报刊上撕下来的斯大林的像，我俩在牢房里开追悼会，矢志走到哪里就将无产阶级革命的种子播撒到那里。隔天凌晨四点，她突然被押往别处。临行，她把那张斯大林像给了我，笑了笑，叮咛道：“记住，革命者怕的只是自己懦弱！”
三个月后，我被押往马来亚巴生集中营。到了那里，出境回国基本上成为可期可待的事了。那时我想，我赶不上参加祖国的解放战争，现在能够回国，我应该做新中国的建设者。
那年的 7 月底，我结束了 13 个月的牢狱生活后，作为马来亚第
26 批难侨一到广州，就要求参加公安部队或去华侨农场。在石牌难侨接待所，接待组的同志认为我年纪还小，不同意我去工作，而安排我补习初中课程。我没有读过初中，糊里糊涂地过了一个月，就参加专为华侨学生升学服务的统一考试，结果录取读初中三。当时除了集美中学，还有哈尔滨、沈阳、北京和广州的中学，任我选择。我的籍贯是海南，所以我那时是“广东省人”，但我没有留在广州或去首都北京，而是来到福建省，来到陈嘉庚的家乡，来到我的老师和我的难友读师范的地方。
在集美中学，几乎每一天，我都能见到在校园巡视的校主陈嘉庚。也经常在大礼堂听他作报告。可惜，我那时还听不懂闽南话，心里的敬仰和感激之情无从向他表达。高中毕业时，老师和同学劝我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但我选择了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又留校工作。
在可以按照自 己 的意愿选择工作岗位和专业发展方向时，我选择华侨史的教学和研究。促使我做出这个选择，有一个直接原因。
1979 年，我的一位老师、领导看了电影《海外赤子》之后对我说：“文革中归侨受冲击，也算不了什么冤，许多党员干部不是都一样受冲击？”他又说：“听说你打算研究陈嘉庚，陈嘉庚又怎样？我如果有钱也是陈嘉庚！你自己是归侨，我劝你还是别搞什么陈嘉庚，对你不好！”他对我是善意的，我感激他。但我更为我的老师、领导对厦大创办人、对华侨和华侨领袖是如此陌生如此不敬而感到心寒。有钱就是陈嘉庚？陈嘉庚创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仅仅因为他有钱？比陈嘉庚有钱的人多的是，那些富翁就能等同于陈嘉庚？我想，从厦门大学毕业的学生，特别是文科学生和学校的领导及教员，必须了解陈嘉庚。
我的想法得到当时的副校长潘茂元和系主任陈在正的支持。陈在正安排我当陈碧生教授的助手（未正式任命）。我以陈碧生先生为导师，开设华侨通史课，同时整理陈嘉庚的资料；以他
7 万字油印的陈嘉庚年谱为蓝本，编写《陈嘉庚年谱》；以他为主编、我为主要撰稿人出版了一部华侨历史专著《南洋华侨史》。
我在知命之年遇上陈碧生教授，并在他的指导下研究华侨史和陈嘉庚，真是我的福气。他严谨治学、正直做人、宽洪大度的人品，他对祖国的真诚热爱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执着追随与追求，深深地影响着我。他对陈嘉庚的景仰、理解和感佩之情，或溢于言表，或蕴涵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之中。从他对陈嘉庚深刻而独到的评述中，我感受到他关注中华民族的命运及国家兴衰荣辱的思想感情是与陈嘉庚的爱国主义精神相通的。在他的教导下，我在既学做学问又学做人的过程中，努力走近陈嘉庚。
1985 年初，我接到校长办公室的通知：为广东省科委选派出国留学的
34 名学生讲“陈嘉庚”。广东有关领导知道“陈嘉庚”的份量与价值，带学生来厦门，就为听一场陈嘉庚的事迹介绍，看一看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面对即将出国的青年学子，我心潮澎湃，充满着对陈嘉庚的崇敬、爱戴、感激和努力与之贴近的感情，讲述我所知道所理解的陈嘉庚。但愿陈嘉庚的事功与精神，能成为照亮学子们人生新征程的心中的明灯。
从那以后，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读懂陈嘉庚，学习陈嘉庚，宣扬陈嘉庚。不久，我在集美陈嘉庚研究的一次集会上提出建议，让学生直接参加纪念陈嘉庚的活动，使每一个从集美学校毕业的学生都知道陈嘉庚的生平事迹。做法是每一所学校都确定某一个年段，在每年
10 月组织教师精心指导每一位学生在熟悉陈嘉庚资料的基础上写一篇主题为“陈嘉庚在我心中”的作文，然后选出若干篇通过演讲和印发进行交流。集美学校的领导和老师采纳了这项建议，并付诸实施。
我在教华侨史时，每年都带学生到华侨博物院参观。从中，我了解到陈嘉庚不仅重视学校教育，而且非常重视社会教育，重视各种人群的终身教育，还了解到华侨博物院需要专业人员。我于是决定离开厦大，请求调动到那里。经过许多周折，我于
1990 年 1 月 2 日到华侨博物院上班。我庆幸在
55 岁到 64 岁时，能用我的知识和我的心思去使陈嘉庚晚年创建的这份教育遗业增添光彩。
但我并不认为我就懂得陈嘉庚，反而越来越感到读懂陈嘉庚、学习和宣传陈嘉庚太难了。有关陈嘉庚的书和文章很多。厦门的研究者尤为活跃。我却不敢写文章。
如何把“陈嘉庚”视为历史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来学习、研究、继承和发扬，我没有把握。我不想吃现成饭，也不愿拾人涕唾。为应景而搞资料搬家，非我志趣。为张扬“陈嘉庚”这张厦门的“名片”而出力，更非我所能。因为在我的笔下出不了美文，何能“感动”人？要运用新视角新手段发掘新资料取得新突破，又力不从心。我的确在研究陈嘉庚，但没有成果。
研究陈嘉庚，我不仅需要历史知识，还需要经济、政治、思想、社会文化和国际关系等多个领域的知识。所以，我退休以来，除参加社会活动和体育锻炼之外，就是读书。我想在调整思维模式和积累知识方面下一点功夫。在对陈嘉庚的思考有所深入、对陈嘉庚研究及宣传有所审视之后，我感到利己的功利主义是一大障碍。只有剔除这一障碍，才有可能真诚地对待陈嘉庚，真心地贴近陈嘉庚；才有可能逐渐地读懂陈嘉庚，认识陈嘉庚；也才有可能运用自己的知识与能力，比较客观地揭示陈嘉庚的精神境界。急功近利是一种积弊，不容易克服。我还在努力。但陈嘉庚毕竟在我心中。
我心中的陈嘉庚，是一个有脊梁骨的中国人，一个勇于担当国家大任而忠贞不渝的爱国者，一个有远见卓识和极具号召力影响力的华侨领袖，一个引领潮流并在海外成功创业的华侨企业家，一个既能保持中华民族自我又能积极推进现代文明的社会改革活动家。
陈嘉庚的丰功伟绩和他创建丰功伟绩的理念与精神，滋养着我的生活与思想，改变着我的性格和人生道路。
有人问我：“新加坡那么发达，要是你当年不回国，今天一定也是一个大富婆，你不后悔吗？”
有什么值得后悔呢？我在新加坡，连中学都上不了，能读大学并在大学里工作吗？如果我当时不回国，我可能长期坐牢，也可能早早嫁人。如果我当时不回国，我可能成了生儿育女的工具，早已夭寿，新加坡今天的好光景根本看不到；也可能非常富有，但除了钱这身外之物，我的躯壳却可能是空的——没有自己的灵魂。
知道了陈嘉庚，我懂得对生活做出选择。我掌握着自己的命运。
研读伟人陈嘉庚，我感到充实，感到幸福。
2004 年“ 5 ? 9 ”国耻日
初稿
2004 年 8 月 23 日 修改
（福建侨联网
2004年11月5日 8:32 P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