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的童年激发了他求富的斗志
１９４９年，一个跨历史的时代，就在“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这一年，王庆堂出生于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故乡——福建南安。
王庆堂出生于农民家庭，孩童时的王庆堂家境贫寒。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考上初中后，因为家中经济贫困的原因，王庆堂几次都想辍学回家，但强烈的求知欲望让他割舍不了对学校的依恋。对于学校的各种活动，王庆堂总是跑在最前头，放学后回到家中还要帮父母亲干农活。尽管这样，王庆堂的学习成绩还是名列前茅。王庆堂除了学习成绩优秀，还是学校里的长跑健将。在他读初一时，他代表母校——南安南侨中学参加南安县和晋江地区（当时的区域划分）的中学生长跑比赛，分别获得了第一名和第三名。
上初二不久，王庆堂就被迫辍学了，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使他不能继续上学，他要回家干农活，帮助父母亲维持家里的生计。种田、赶马车、采石头……什么脏活、累活他都拼了命去干，但是家中还是一贫如洗。
王庆堂开始寻思着干什么能挣钱。有一天，邻居家的儿子说起到漳州、同安卖点红薯杂粮，然后再从那儿贩点东西回来，一天能挣一块多钱。但这种行为在当时是不被允许的，连在家中养只母鸡都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更不用说是经商了。“当时我才１７岁，我觉得只要敢去做，挣钱的机会多的是。只要敢做，挣钱真的很容易，可就是政府不允许。”王庆堂显得有点无奈。不过，王庆堂还是偷偷地把家中的粮食运到了安海等地，市管（现在的工商部门）问起来，他便说去走亲戚。就这样，王庆堂还真从这些小买卖中挣了点小钱。随后，王庆堂又养蜜蜂、拉马车、养鱼苗……别人连想都不敢想的事，王庆堂都偷偷地做了，激发他做生意的斗志的最大原因就是家里太穷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在王庆堂的心中已经形成了一个观念——在家务农是摆脱不了贫困的，只有做生意才是办法。对于做生意，王庆堂的父亲也给予了支持，“记得有一次，村里要把龙眼树包给个人去管理，当时有很多人去争取，那年我才１７岁，父亲就跟我讲，‘你也去！'我就去了，有父亲的鼓励，我的信心就更足了。”说起自己的父亲，王庆堂心里一直感动不已。因为有了父亲的支持，王庆堂在以后做什么生意，心里都有底……
“失败并不可怕，怕的是没有机会”
“我是１９７３年５月到香港的。当时，香港的金融风波余劫未消，经济萧条，工厂都在裁人，更谈不上招人。后来，一位福建同乡介绍说，在郊区有人开草菇厂，正在招人。我一听，连饭都来不及吃就跑了过去。”王庆堂说起在香港的第一份工作时百感交集。
王庆堂十分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搭架、铺棉（种草菇用的原料，一般是用纱厂的废料）……他总是干得最勤。因为种草菇要用到很多的废棉，草菇场又在不断地向别人购买。王庆堂心里就想：香港有这么多的纱厂，每天纱厂都要请人把废棉运到海边丢弃，我要是能弄到这些废棉卖给草菇场，那不是可以挣钱了吗？于是，王庆堂就坐不住了，每天晚上收工，他都会到海边，与那些运废棉的人接触，终于找到货源。
当王庆堂回到草菇场，说他能弄到废棉，问老板愿不愿买时，别的工友都在暗地里笑他——就你一个刚从福建乡下闯香港不到三个月的穷小子也敢动此脑筋，但王庆堂并没有过多地理会工友的嘲笑。得到草菇场老板的许诺后，他开始去找纱厂的人。纱厂答应一星期卖一车废棉给王庆堂。但是，当王庆堂把废棉运到草菇场时，草菇场老板一看那些废棉就一个劲地摇头，因为这种废棉是比较高档纱厂的废料，棉中的纤维太长了，很难发酵，不适合用作种草菇的原料。草菇场的老板自然不肯买这些废棉，而王庆堂已经跟纱厂订下了买卖合约。没有办法，王庆堂只有把买回来的这些废棉堆在草菇场旁边的一块空地上。几个月下来，这些废棉就堆得跟一座小山似的。
这时，王庆堂心里开始着急了，这些废棉要是卖不出去可怎么办呀？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王庆堂路过一家棉厂，抱着试一试的心理，王庆堂走进了工厂将随身携带的废棉样品拿出来，问工厂里的人愿不愿买这样的废棉。工厂的人看过样品之后，觉得这些废棉虽然有杂质，但按纤维的长度还是可以加工出比较低级的棉纱，就答应购买王庆堂的废棉。
就这样，王庆堂低价从纱厂买回废棉再以相对高的价格卖给棉厂，一车废棉赚５００元。突如其来的转折让王庆堂在香港掘得了第一桶金。这时，他才明白，原来棉花中还有很多学问——比如纱厂纺出高档纱所废弃的棉，纤维比较长，可以再加工；纺低档纱的废弃棉纤维比较短，则可以用作种草菇。于是，王庆堂开始去寻找其它要买废棉的厂家。很快，原来的纱厂向他提供的那些废棉已经不能满足棉厂的需要了。这时，王庆堂就去寻找更多的废棉货源。
经过一段时间的寻找，王庆堂又找到了另外一家纱厂。他不敢说买回去再卖给棉厂，只是说自己是草菇厂的，需要原料。没想到那厂里的人一听说他是草菇厂的就特别热情。原来，那时候的草菇刚从台湾地区引进来，在香港还算是新鲜玩意。所以纱厂的人就说，“我去问一下老板，然后再回电话给你。”得到这样的回复之后，王庆堂在心里暗自高兴，预感一个新的机会就要到来了。
果然，第二天纱厂的人就打电话过来，说老板不同意卖废棉给他，但看他买废棉是用做种草菇，可以偷偷地卖给他一点。随后，王庆堂又找到一些纺低档纱的厂家，把他们的废棉买过来卖给草菇场。财富在一点一滴地积累，半年后，王庆堂开始闯出了名堂。
“再生棉给我的事业带来了新的转折”
半年之后，王庆堂开始不满足于这种小打小闹，他在心里盘算着要是把纱厂的废棉都包下来，业务量就上去了，自己也不用做得那么辛苦。但是，如果把棉厂购买废棉的消息透露给纱厂，那纱厂肯定不会同意再将废棉卖给自己。苦恼了好几天之后，王庆堂灵机一动——可以找纱厂那个管废棉处理的主管合作。没想到的是，当王庆堂把这个信息透露给那个主管之后，那个主管却避开他，自己去找棉厂。
失去了这个机会，王庆堂几天几夜都没睡好觉，这次机会的失去对他的损失实在太大了。但王庆堂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他想棉厂这个机会失去了，他还有草菇场的生意可做，而且草菇场的生意更容易做，因为草菇场要的那些废棉根本不用花钱买，只要去帮纱厂运就行。由于这些生产低档纱的废棉卖不出去，生产厂家都是直接把废棉丢掉，而且他们还要花钱请人家去运，所以，王庆堂一提出要帮纱厂运废棉，他们就痛快地答应了。
当时，最大的瓶颈就是这种废棉的需求量并不多，因为当时只有一家他打工的草菇厂，别人并不懂怎么去种草菇。有一天，王庆堂躺在床上想：怎样才能提高废棉的需求量呢？他想：别人不会种，我去教别人种，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种草菇的人不就多了，种草菇的人多了，废棉的需求量不就提上去了。
王庆堂开始将自己在草菇场学到的种菇技术无偿地传授给周围想种草菇的人，经过他这一带动，种草菇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一想到原料就想到王庆堂，而王庆堂除卖废棉给这些人之外，还经常跑到他们菇场去，指导他们种草菇。经过这一发展，香港郊区一时间冒出了几十家草菇场。
这种红火的场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种草菇的人多了，草菇的价格便跌了下来，原来很容易挣钱的产业，一下子冷清了。虽然草菇场的生意冷清了下来，但王庆堂并没有过多的忧虑，他又找到了一条路子——王庆堂发现这些废棉经过处理之后，还可以提取出棉花来，这样的棉花对纺织帆布和牛仔布的厂家来说是急切需要的。
１９７９年，王庆堂用自己的积蓄买了一台废棉处理机，在市郊租了一个养鸡场，搭起了简陋的厂房。自己是老板，又是工人。就这样，王庆堂开始他办企业的历程。当时，把工厂办在养鸡厂是违反规定的，不得已，王庆堂只得“昼伏夜出”，犹如从事“地下”工作，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但是，一分耕耘总会有一分收获。王庆堂通过废棉处理机加工出来的棉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再生棉），一投到市场上，马上受到了欢迎。
经过不懈的努力，王庆堂将养鸡厂简陋的厂房搬到了元郎（香港地名）并取得了经营许可，不用再搞“地下”工作了。
寒暑易节，年复一年。勤奋谦逊的王庆堂把自己的“再生棉”事业推向了另一个高峰。到了１９８４年，王庆堂在香港的再生棉行业中小有名气。“可以说，再生棉把我事业推向新的高峰”，王庆堂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为了找一个合作伙伴，我用了三年时间”
在再生棉行业崛起之后，王庆堂开始去寻找更多更大的市场。王庆堂去了台湾。他觉得与台湾人做生意会容易一点，因为大家都讲闽南话，乡土乡音，台湾的企业家当中有很多是从福建过去的。到了台湾之后，王庆堂找了很多家纱厂，但他们都说不需要，王庆堂就在心里纳闷——那么多的再生棉从香港销往台湾，他们都拿去干什么？
有一天，王庆堂去找另一家纱厂。从车窗，他看到路边有一个老头在捡纱头（废棉），王庆堂立刻叫住司机，从车上跳下来。跟那老头磨了好一阵，那老头才告诉他有一个收购这些纱头的厂家。于是，他又急匆匆地赶到那里，一打听，他们确实有收购再生棉，但不是为了自己生产，而是转销到菲律宾。但是卖给谁，那人就不愿说了。临走时王庆堂看到他们桌上有一本台历，印有电话号码，就随手抄下了。
回到香港，王庆堂听手下的人说，有家工厂向厂里购买了１００吨的再生棉。而且还要再买。王庆堂一听就奇怪了，香港有哪一家进出口商规模这么大，一下子就买了１００吨的再生棉。等到第二次那些人再来购买的时候，他就叫人偷偷地跟着，一直跟到码头。一打听，王庆堂才知道，那个码头是香港废纸商会主席梁先生的。
第二天，王庆堂就找到梁先生谈合作的事情。从梁的言语中，王庆堂得知梁的货也是销往菲律宾的，这时，他就预感到，收购台湾和香港再生棉的那个菲律宾人应该是同一个人。他想，如果能跟这个菲律宾人直接做生意，那不是省去很多麻烦，赚得更多的利润？但是，台湾那边不肯告诉他菲律宾的买主，香港这边的梁先生更不愿透露半分。王庆堂再一次陷入苦恼之中，他说：“我什么都不怕，就怕失去机会。”
正在为难的时候，王庆堂突然想起了从台湾抄回来的那个电话号码。于是，他就打电话过去，是台湾方面接的电话，“把菲律宾那边的电话给我一下。”王庆堂用闽南话说道，没想到那人也没犹豫，就把菲律宾那边的电话给了他。
王庆堂跟菲律宾方面联系上了。一打听，才知道老板姓卢，也是福建人。这下可把王庆堂乐坏了，因为他再一次抓住了一个重大商机，而为了这商机，他花了近三年的时间。与菲律宾的卢老板合作，让王庆堂的事业更加壮大。１９８６年，王庆堂在深圳创办了国内第一家三资企业再生棉厂，只用了六年时间，工厂就发展到３家；年产量达到１００００多吨，产品畅销世界各地，逐渐成为人们口中的“再生棉大王”。现在，王庆堂的企业各种各样的棉纱年产量已达到３万吨，而且还在继续发展。
１９９３年，王庆堂抱着一股怀乡的热情，回到家乡泉州南安，与菲律宾的卢老板合资创办了永顺轻工实业有限公司，至今纳税３７００多万元，成了当地的纳税大户；２００４年，王庆堂在家乡合资创办福建环球家具城发展有限公司（全国最具规模，配套功能最完善的家具商贸城，现在第一期工程即将竣工）；２００４年，王庆堂又在筹划上马一家设备一流的上规模的纺织厂……
到今天，王庆堂的事业已如日中天。
“总得为家乡做点什么”
王庆堂说：“没有共产党改革开放的政策，就没有我今天的事业，现在总算做出了点成绩，总得为家乡做点什么吧。”深怀拳拳之心的游子回到家乡做投资的同时，还满怀深深感恩之情捐资母校，培养人才……
“如果知识可以买，花多少钱我都愿意。”王庆堂如是说，他深知知识的重要和人才的宝贵，他也知道，人才的培养要靠教育、要靠学校。抱着这一理念，王庆堂从１９８４年开始捐资办学。２０年来，他捐资南侨中学累计１７０多万元。现在，只要南安的父老乡亲看到南侨中学总会想到王庆堂。
在繁忙的生意中，王庆堂还经常抽出时间，回母校去看一看。今年５月２９日是南侨中学建校五十周年纪念日，南侨中学校长黄新才介绍，王庆堂已先拿出资金来确保校庆各项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他总是牵挂母校的发展，关爱师生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是那么真切，我们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
王庆堂捐资何止于南侨中学——他还捐资家乡水头朴里中心小学；捐资南安市特殊教育学校；捐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族学校……二十年来，捐了多少款，捐到哪里，王庆堂自己都难以记清，但是很多人都记在心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五十三团给王庆堂写来的信中这样说道：“３０００多名少数民族师生对你这种尊师重教的崇高品德深感敬佩，五十三团党委代表驻地１．６万各族人民向你表示衷心感谢和敬意。”
现在，王庆堂身兼多个社会职务：中港澳再生棉商会主席；香港南安公会永远名誉会长；深圳市福建企业协会副会长；深圳市南安企业协会副会长；泉州市泉南经济技术开发协会名誉会长……。对于王庆堂来说，多一份兼职就是多一份责任，而并不是多一个光环。
邓小平同志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正是王庆堂的情怀和追求。金钱有价，爱心无价，一种风格，一种精神，王庆堂的辉煌人生奏响了一曲感人的奉献乐章！
原载：海峡摄影时报
（福建侨联网 2004年8月16日
10:41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