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惠祥——高校创办博物馆第一人
写在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重修复馆和先父铜像落成之际
文/林华明
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从开馆至今，风风雨雨，走过了５３年的历程。在这重修复馆和先父铜像落成之际，我心绪难平，言语万千。首先，作为一名老归侨、老侨务工作者，我不能忘却父亲为华侨、归侨所做的一切。也许，这些人们早已忘记了，但我决不会忘，也不能忘！因为父亲既是一位爱国华侨，又是厦门刚解放就成立的厦门华侨联合会的主任委员。
１９４１年，父亲任马来西亚槟城钟灵中学校长时，在一次马来西亚反共的政治事件中，受国民党控制的校董会，勒令父亲开除被卷入事件的１０名进步学生。这了保护这些学生，父亲没有开除他们而是开了转学证明。为了支持抗日，父亲带头捐款，并组织师生开展“寒衣捐”。同时，父亲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和不抗战，拒绝加入国民党，从而得罪了校董会，被逼辞职，此事件在华侨界引起了很大震动。一位华侨出于义愤，就在他自己的照相馆免费为父亲拍下了两张照片，其中一张就是此次雕塑铜像的参照照片。父亲当时的心境将随着这座雕像永存人间。
离开槟城，来到新加坡，父亲立即投入到由陈嘉庚先生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会工作。一位是厦门大学的创办者，一位是厦门大学第一届毕业生，爱国心灵的撞击，使父亲与陈老先生从此结下了莫逆之交。父亲就住在俱乐部里，为陈老先生做了大量的文字工作。而陈老先生对这位年轻人疼爱有加，常邀他共进早餐，或赠衣帽、鞋袜。当得知父亲已应厦门大学之聘时，陈老先生十分欣喜，即亲笔书写自己的述志诗以赠。又赠路费，以解燃眉之急。解放之后，在扩建厦大时，陈老先生经常视察完工地就到人类博物馆，与父亲促膝交谈，华侨博物院的宏图就在这样的氛围中构建出来。
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８日，在马尼拉菲华历史博物馆新展馆里，设有厦门大学教授林惠祥的专柜，展出林惠祥教授的有关资料，还有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特地复制赠送的林惠祥生前发掘的石锛等文物。为什么中国的一位著名学者会出现在异国的华人历史博物馆呢？这缘于父亲年轻时曾攻读菲律宾大学人类学硕士，奠定他一生辉煌事业的基础。父亲是中国研究台湾高山族的第一人，是中国最早研究华南古代民族同东南亚（包括菲律宾）古代民族之渊源的学者。此事证明了菲中人民源远流长的历史关系和文化关系。难怪，前来剪彩的前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在专柜前驻足良久，并与林惠祥后代合影留念。
厦门刚解放，父亲便积极为筹建厦门华侨联合会而奔忙。１９４９年１２月成立厦门市华侨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父亲任主任委员。我是在文革之后做了侨务工作的，侨务部门是文革中的“重灾区”，在那百废待兴的艰难工作之后我才深知，父亲是在厦门解放不到两个月就成立了侨联的筹备委员会，可见当时工作之艰辛和父亲为华侨呕心沥血的爱国情怀。由于我们父女两代都做过侨务工作，至今，我更明白了父亲的朗朗可昭日月的爱国之心，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又怎能忘记呢！
我作为林惠祥教授的子女，更不能忽视父亲流淌在我们血液里无法改变的基因。父亲做学问的执著精神可谓到了痴迷的程度。他一生刚正不阿，疾恶如仇，哪怕伤了自己，也不低头。这种品格，在我们这群子女身上，都会或多或少地闪现着。我们时时用父亲的这种品格激励自己。
父亲钟爱考古学，和平时期，他自费发掘、收集福建的史前文化古物，就是在日本侵华南下逃难之中，也念念不忘他的学术研究。途经香港时，他特地探寻香港和舶寮洲史前文化遗址。在马来西亚处于恶劣的战争环境中，他也不忘吉打州旧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察。还有一次，一位华侨朋友出资邀他同行到印度办事，他借机沿恒河流域登贡鹫山至尼泊尔边境开展考古和民族学研究。就在解放后，土改时期，他参加了惠安农村的土改，人类学家的嗅觉使他追踪到“惠安女集体自杀”和“长住娘家”的风俗，就立即抓住这个课题，进一步推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父亲就是这样，锲而不舍地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难题。他对事业的追求，简直到了生死置之度外的境界。在创办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期间，最早只有３个工作人员（包括他自己），所有馆内的模型，陈列的橱柜，他都亲自设计、制作。１９５７年底，学校告知，博物馆的陈列可发展到三楼，他欣喜若狂。他何止是个指挥员，简直像个搬运工，与同事一道，夜以继日忙碌着。就在这个时候，晚上１１点钟，当他写完“有段石锛”论文的英文摘要后，突发脑溢血，什么话也没留下，就离开了我们，给我们留下了永远的遗憾和永远的怀念。他死的时候还不满５７岁，真是天妒英才啊！父亲的人格典范，在学术上和教育事业上的卓越成就已经化入这座铜像之中，与铜像一起永留人间。
链接＞＞＞ 林惠祥生平
林惠祥出生于１９０１年，福州东瀛学堂毕业后随父回台湾。１９２１年陈嘉庚先生创办厦门大学，林惠祥遂弃业返厦，报考厦门大学，先读预科一年。１９２６年从社会学系毕业，是厦门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当时在学校毕业生名录中列首名，文科只有他一人毕业。在厦门大学预科任教一年后，赴菲律宾留学，１９２８年取得菲律宾大学人类学硕士学位。１９３１年秋回到母校厦门大学担任历史社会学系教授，后兼系主任。１９３７年日寇侵占金门后，举家赴南洋避难。１９４７年秋重返厦门大学任历史系教授。１９５３年厦大成立人类博物馆，任馆长，后又兼任南洋研究所副所长。１９５８年２月１３日凌晨因突发脑溢血不幸病逝。在他５８年的生涯里，有２５年是在厦门大学度过的。
原载：鹭风报
（福建侨联网
2006年4月7日 4:24 P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