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整军抗日 游击苏南地区
1938年5月，叶飞率第2支队第6团由岩寺移驻泾经县青弋江畔，进行皖南练兵。
叶飞所率的第6团其前身是闽东红军游击队，善于打游击战，但部队游击习气很浓。直到1939年5月，陈毅还指出，6团“还保持游击时代的残余”。为克服部队存在的游击习气，叶飞狠抓了部队军事训练。建立一整套正规制度。并在延安调来的吴馄、乔信明、刘松青等领导干部的教育和帮助下，经过皖南练兵，将这支游击部队变成为正规的新四军主力部队。
同年10月，叶飞率第6团进入江苏南部的茅山地区，改归新四军第1支队指挥。
初进敌后，第6团面临着由山地游击战向平原河网地区进行游击战以及作战对象由国民党军转向日军这样两个转变。语言不通，离开了深山密林的依托，新的战术尚未学会，因此总是被动应战。叶飞在吴馄副团长的帮助下，几次化险为夷，避免了损失，并且逐渐开始扭转被动局面。
12月上旬，叶飞指挥了对白兔据点的攻击作战，歼灭日军50军人。至此开始了以夜袭、奔袭、奇袭和伏击等手段不断取得胜利的时期。1939年5月，陈毅致信给叶飞及第6团，指出“我们今天不应讳言，在最初东征时期，你们中间曾经有极少数人过高估计日寇的战斗力，但是你们经过六个月的战斗，在白兔、在高庙、在宝捻、在下蜀、在龙潭、在延陵，你们与日寇交手，打败了日寇”。至此，叶飞率领的第6团完成了苏南敌后的两个转变，开始进入了对日游击作战的比较自如的阶段。
但是，由于苏南是日伪军较为集中的地区，新四军在项英的所谓“江南特殊论”以及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右倾观点即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力量、不敢减租减息、不敢公开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指导下，发展处处受限制。对此，1939年2月，周恩来亲赴皖南新四军部。指示新四军要实行“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在陈毅的部署下，叶飞率第6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首称“江抗”）名义向江南东路地区东进，开辟新的活动区域。
6月24日，叶飞车第6团发起浒墅关战斗。全歼车站守备日军，炸毁了铁路桥、使京沪铁路（今沪宁铁路）停止通车3日，上海和香港的一些中外报纸为此发表了消息，从此“江抗”的名声大振。
浒墅关战斗后，“江抗”乘胜东进，为建立阳澄湖抗日根据地，叶飞率“江抗”深入河湖港叉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组织抗日团体，建立了以阳澄湖东塘寺为中心的苏（苏州）、常（常熟）、太（太仓）和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抗日根据地。
由于“江抗”广泛活动于苏常太地区，神出鬼没打击日军，使“江抗”由东进之初的陈旧武器，换上了一色新式的三八式、捷克式。每个班都装备了轻机枪，每个连都装备了重机枪，在群众中的威信也越来越高。至1939年10月，部队发展到6000余人（含地方武装）。其中第6团由东进前不到600人（第6团1个营留在军部）发展到2000余人。随着部队的发展，叶飞适时进行了扩编，将“江抗”编为4路：第6团为第2路；梅光迪的部队为第3路；无锡地方部队为第4路；常熟的“民抗”为第5路。
同年，叶飞所部在上海近郊突然袭击了数百名日伪军，并乘胜追击该敌60余里、火烧了上海虹桥飞机场，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同时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使国统区和敌后抗日军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陆上统兵数十万、海上运筹南北东的菲律宾归侨
人民解放大军区和海军司令员叶飞上将
自菲律宾归来 走上革命征程
开展游击战争 坚持闽东一隅
闽浙边蒙冤屈 顾大局迎抗战
北上整军抗日 游击苏南地区
率部越过长江 全力发展苏北
黄桥反顽大战 站稳苏北阵地
反投降反伪化 反“扫荡”反“清剿”
车桥痛歼日寇 迎接抗战胜利
奉命北上山东 转战解放战场
宿北首获大胜 鲁南莱芜告捷
指挥孟良总攻 睢杞再战得手
飞越长江天堑 军旗直插淞沪
指挥入闽作战 解放福建全省
金门作战失利 自请降职处分
巩固福建海防 东山作战大捷
构筑厦门海堤 兴建陆路机场
指挥炮击金门 严惩美蒋勾结
归侨杰出精英 中华民族栋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