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南侨机工的第二代汤璐聪一起编就的《南侨机工抗战纪实》已由鹭江出版社出版，全书24万字，彩照及随文插图67帧，除作家方军的《前言：南侨机工归国抗战悲壮史》和我的《序：我心目中的南侨机工》之外，分《抗战亲历者自述》、《无怨无悔的英雄父辈》、《红星照我去战斗》、《南侨机工子女眼中的南侨机工》和《抗日战争史上最为悲壮的华侨群体》等五个部分，共三十多篇文章。在二十多位作者中，有几位是南侨机工自述者，大部分作者是南侨机工子女或曾经对南侨机工进行过调查访谈的侨务干部。书中讲的是自己的故事，或是作者所景仰的南侨机工勇赴国难、经受抗日战争洗礼的或悲壮、或惨烈的人生经历。这些故事的主人翁大多未曾获得“劳模”、“先进”之类的荣誉，但他们在祖国遭受日本法西斯强盗践踏，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义无反顾地在“忠”与“孝”，“家”与“国”中做出了不同寻常的选择，虽因此而历尽坎坷却无怨无悔。从在他们的身上，不难感受到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操和人文精神，他们坚持正义、舍生忘死的激情和对待曲折遭遇的宽大襟怀。
这样的人，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情怀，值得大书特书。但我们编这本书也只是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期间，作为对日本法西斯暴力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倍受凌辱与苦难的一种记忆，作为对海内外中国人经过14年前仆后继、艰苦卓绝抗争终于打倒了穷凶极恶民族强敌、赢得解放和自由、赢得尊严与大国地位的伟大胜利的一种纪念。
“南侨机工”有个发展过程
华侨是中华民族在海外的一个支脉，具有开放的眼界、爱国的传统和热爱和平的善良愿望。在抗日战争期间，华侨的抗敌救国运动在世界各地掀起，风起云涌，成为与中国国民党控制的正面战场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敌后战场同时展开的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一支生力军（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侨在马来亚、菲律宾和印尼又成为抗拒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主力军）。南侨机工是这一时期最具规模、最具典型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爱国华侨群体，其功业照千秋，体现着华侨的国民自觉精神。
“南侨机工”是“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的简称，又指其团员。以往南洋（今东南亚）华侨一般将汽车的动力部分称为“机器，分别称汽车驾驶员和修理工为“驶机工（员）”和“修机工（员）”。“机工”是两者的统称。
广大华侨在异国谋生，与所在国人民风雨同舟，为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有成功的喜悦与幸福，也感受到侨居地人民的信任与友谊。但由于民族、宗教、习俗、文化的差异、国家利益的不同及殖民统治者、帝国主义者的挑拨离间，华侨，甚至是已经居留了多少个世代之后的华人，往往还因为是“中国人”，或是“从中国来的人”而被另眼看待，有时还成了社会纷争的替罪羊，宰割由人。华侨深切地感受到弱国无尊严、弱国无国际地位和弱国侨民倍受凌辱的悲怆。他们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
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自19世纪末以来，不断加害于中国。“九?一八”之后更是肆无忌惮，穷凶极恶，“七?七”发动全面侵略、南京大屠杀、施放化学毒剂和细菌以及“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疯狂叫嚣……日本法西斯的一次次挑衅和暴行，犹如一件件利器刺痛着海外侨胞的心！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广大侨胞不分男女老少、不论职业阶层，以踊跃参加各种救国活动、慷慨捐输、报效祖国为无尚光荣。他们的活动起到了宣传作用，使中国的抗日战争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援。自武汉合唱团到南洋为抗战义演之后，在南洋各地，无论城镇，还是山芭、小岛，只要有华侨踪影的地方，总能听到人们在唱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唱着“看吧，中国站起来了，世界已经响遍全中国的怒吼！全中国的怒吼！”许多人并不认得多少汉字，也讲不出几句国语，但却在歌唱中唱出内心的忧伤与愤慨，唱出中国人的自尊与自信。
正是大敌当前，中华民族面临亡国、亡家、亡族、亡种的危机感和耻辱感，极大的激起海内外中国人的愤怒与抗争，极大地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华侨的国民自觉。陈嘉庚是有高度国民自觉的侨民典范。在华侨中，比陈嘉庚有钱有势者，大有人在。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华侨社会需要他，广大侨胞选择他、拥戴他；国民政府器重他、中国共产党重视他、英国殖民政府信任他；他了解侨胞的愿望，了解祖国的急需，也了解华侨寄人篱下应有的克制；因而他能高高地擎起救亡图存的火炬，把华侨的各种爱国力量团结在南侨总会的旗帜下，领导和引领海外华侨波澜壮阔的抗日救国运动持久地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而他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锻炼成长为一位杰出的华侨政治领袖，成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南侨机工，正是从广大侨胞同仇敌忾为捍卫民族尊严、为收复祖国山河的团结奋起中涌现出来的一个爱国华侨救国群体。它有个发展过程。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后，有许多爱国侨胞曾要求陈嘉庚组织救护队、修理员、驶车员等回国服务，遭到拒绝。“因其时国内尚未通告此项需要，故不敢冒然遣送。”（1939年3月13日，陈嘉庚在欢送第二批南侨机工回国大会上的演讲）槟城派回国为伤兵难民服务的一支救伤队，是最早的一支回国服务队，由16岁以上、高小文化以上的50名男女青年组成。（蔡史君：《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第6页）1938年初，开始有华侨机工自发或由侨居地救国团体组织回国，例如巴拿马第三代侨生张家发是从香港参加西南运输公司工作，后来成为南侨机工成员。1938年秋，随着日本侵略者的猖狂，祖国抗战形势的严峻，暹罗和马来亚槟城、柔佛等地华侨救国团体纷纷组织机工服务团回国，由西南运输公司分配任务，或由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接纳送往延安。当时没有统一的名称，有叫“华侨技艺回国服务工程队”，也有名为“华侨司机回国服务团”或“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队）”的。
1939年2月7日，陈嘉庚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公司请求，由南侨总会发出第六号通告：《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强调“事关祖国复兴大业，逼切需要，望各地侨领侨胞，深切办理是要”。同时函促马来亚各埠华侨筹赈会积极进行发动、培训和选拔华侨“修机”“驶机”人员的工作。陈嘉庚是深受华侨信任的领袖，他一号召，立即得到热烈的响应。华侨机工视此为报国良机，投袂而起，踊跃报名应征。自1939年2月至9月，南侨总会组织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分15批回国（其中由各地集中到新加坡出发的有9批），共3192人，加上此前及从其它地方直接回国的，南侨机工总数超过3260人。
在抗日战争期间归国参加抗战的华侨约5万人。南侨机工是由南侨总会遣派的一支专门队伍，由来自9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青年机工组成，开赴中国抗战最需要他们的地方——主要是千里滇缅公路。这是南侨总会除组织华侨捐款、捐物之外，以华侨人力支援祖国抗战的一项重大举措，又是海外华侨对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一大贡献。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许多机工老人在讲述当年应征的过程时，仍然神采飞扬，十分自豪，说自己是“响应南侨总会陈嘉庚先生的号召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
南侨机工的义举不仅是悲壮
为战胜日本侵略者，华侨机工们舍弃熟悉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告别亲人，象陈寿全甚至卖掉私家车筹钱自费回国。国内付给“驶车员月薪国币三四十元，折叻银仅十元”，“此次尚有修机员多人，月薪叻币百余元亦甘放弃而回国，为抗战复兴大业而奋斗，其可歌可泣、可敬可佩之精神，尤足感天地。”（1939年3月9日，陈嘉庚在武汉合唱团演出前的致词）
南侨机工是一支穿越大洋来，偏向烽烟去的华侨抗日救国队伍，是一支接受过军事训练、穿军装、无军阶军衔的华侨运输兵。他们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面对疫病的肆虐和路况的恶劣，坚守岗位，忠于职守，以一公里牺牲一条性命的代价保障抗战“输血管”——滇缅公路的畅通。这种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是何等的崇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的祖籍家乡福建、广东、海南和第二故乡南洋侨居地相继沦陷，滇缅公路被切断，西南运输公司被拆并，他们被就地遣散。从此，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了车，失了业，沦为报国无门、归家无路、饥寒交迫的流浪者，一些人因贫病交加又得不到救助而惨死于破庙或街头。留在国内绝处逢生的幸存者，虽经战后国民党统治的纷乱和解放后“极左”的动乱，历尽坎坷，却并无多少抱怨，反而以当年能为抗战救国吃苦而感到自豪和心满意足。这种境界又是何等的仁义！
他们抗日救国，尽着侨民的义务，尽着中华儿女的匹夫之责，义无反顾。但他们不仅是爱国情怀激烈，报国义举悲壮，他们值得颂扬和传承的，不仅这些。
南侨机工不同于当时任何一支抗战队伍。首先，其代表性特殊。这是一支肩负着海外千万侨胞和侨居地人民重托的正义之师，其中还有外籍华人和马来人、印度人。其次，其人员构成特殊。他们来自不同国家，经历过外部世界，有着不同于国内同行和一般人的观念与视野。他们大多读过书或上过夜校或读过大学，有文化、有教养。他们大多受过专门的训练，或在现代公司、企业工作过，精于技术，懂得社会生产生活所应遵循的原则。他们虽然大多是华侨劳工或一般技术员，虽然还保持着强烈的中国国民意识和中国人的风骨，但他们毕竟是在一个现代西方文明、侨居地土著文化和华风犹盛的华侨社会等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并存的环境熏陶下成长的一代华侨工人，普遍具有宽容的胸襟和良好的素质。其三，他们为抗战服务是多方面的。他们既当运输兵、修车工，又当教官培养国内司机。当工作需要时，他们又能胜任英语、马来语、泰语、印度语、法语翻译和为盟军搜集日军情报的工作。回国后参加八路军或到革命圣地延安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里经过学习并在南征北战与敌人拼枪杆刺刀的过程中受到锻炼的，如蔡明训、黄国光等来自马来亚的机工，很幸运地成长为华侨干部。其四，他们遇到的困难要比国内的同行多得多。他们来自侨居地，有的是世居海外的第二、三代侨生，有的才十几岁，除了要克服工作条件差、环境恶劣与危险造成的种种困难，还要面对由于思想观念上的差异、生活习惯上的不适应，以及某些官僚制度、人事关系方面意想不到的麻烦。但他们坚守岗位，忠于职守，无愧于肩负着海外千万侨胞和侨居地人民重托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团员这个称号，无愧于爱国华侨这个角色。
杨维铨全力救助身受重伤的李月美，他是出于友爱，尽着战友的责任，他哪里会想到他救的战友竟是南侨机工中的现代花木兰！不久，他娶了李月美，不能不说是在担当着道义和责任。女孩子的秘密被你知道了，你杨维铨能一走了之？不过，南侨机工当然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非常人，他（她）俩当然因为相爱才结婚。陈团圆发疟疾躺在担架上，傣族姑娘朗玉宝拿毛毯让他盖。当他送毛毯还傣家时，带一点礼物只是表示谢意，没有别的意思。他不了解傣族送礼物即定亲的习俗。出于对傣家的尊重，他随了傣俗，与朗玉宝结婚。当日军追击而来时，他让战友们安全撤离，自己留了下来。不幸被捕后，直到被活埋就义，面对敌人，他没供出任何人。他对自己已建立起来的家庭负责任，对亲人、对战友负责任。陈团圆忠于祖国，忠于战友，也展示了人性的光辉。他用生命维护了民族的尊严，也维护了人的尊严。
善待他们是社会责任
抗日战争是以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旗帜，国共合作为基础，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反抗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法西斯强盗的民族解放战争。
在抗日战争期间，华侨爱国救国不分国共。南侨机工怀揣热血与技术勇赴国难，哪里需要到那里去。他们回国后，无论隶属于国民党、共产党，还是盟军，都为打败日本法西斯强盗而出生入死进行拼搏。对于机工战士的大多数来说，是被编入国民政府的队伍，还是被安排为八路军服务，他们能做出选择的余地是很有限的，在几十年之后，却以此区分他们拥护谁，为谁服务，是否爱国，是否革命，实在是不公平。有的文革期间被当做“专政对象”遭受迫害，不仅伤害他们的身心，而且株连其后人。随着国家各方面的进步，政策上的失误逐渐在纠正，尊重人的尊严、人格、价值的社会风气也开始出现，受伤的身心也得到一定的抚慰。但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惯性不易克服，对中国人民是如何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知识的获取不够全面，对于华侨历史和国家的侨务政策缺乏了解，因而在纠正失误时难免存在犹豫，以致于直至今日，南侨机工的身份认定还不十分明确。
南侨机工不是一般的归侨，不是一般的归侨工人、农民或归侨干部。南侨机工是回国为抗日战争服务的归侨，是华侨抗战老人。
有功于抗日战争、有功于反法西斯战争的人们，就是爱国主义者，就是有功于维护人类的尊严与世界的和平，无论其民族、职业、阶层、党派，无论是故去的还是健在，都应该受到尊敬。这是一种社会的责任，也是一种进步与文明。尊敬他们，是尊重他们对抗日战争、反法西斯战争所做出的牺牲与贡献。更何况，南侨机工精神，体现着华侨的国民自觉，显示着中华民族的觉醒，彰显出面对强敌竖起脊梁、面对困难毫不退缩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全民族持久抗战的灵魂，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力量源泉。
这本书，要提醒人们，漠视南侨机工，实际上是漠视他们回国为抗日战争服务的功绩和精神。同时也是对国耻、国难的漠视或淡忘。对历史的失忆，将使我们的人民陷于盲目，无以明是非、昭褒贬，无以惩恶劝善，也无以维护公正、正义、和谐、和平。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将在不知不觉之中失去尊严和自我！
以史为鉴。记住南侨机工，记住所有为战胜法西斯主义作出牺牲与努力的人们。记住伟大的胜利与尊严、和平得来是多么的不容易。
居安思危。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与世界和平，奉献我们的爱心、智慧与能力！
作者系福建省华侨史学会副秘书长、原华侨博物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