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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的国家观与“华侨政策”

陈显泗

  郑和下西洋是我国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开放行动,它不仅规模宏大,人船数量众多,而且影响全面深远。影响之一就是华侨对南洋的移居与开发。郑和远航途径30多国,多为我国的邻国(近邻与远邻),这一规模巨大的行动必将对我国人民与邻国的交往产生影响,引起人员的流动。下西洋之举是带动并促进了华人对南洋的移居与开发,还是阻滞了这一趋势的发展?无论属于哪种情形,其背后的因素是什么,它有利或不利于对郑和下西洋的积极评价,对此,应有所探讨与说明。本文试图从郑和的国家观的角度来阐释郑和的“华侨政策”(指对华侨的态度和举措,非现代意义的“华侨政策”),并作出评价。

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关于郑和下西洋与华侨的关系,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完全肯定者有之,冷静怀疑进而否定者亦有之。有人说:“郑和下西洋开辟了中国海外交通史上的新时期,也开创了华侨开发南洋的新时代。”1 也有人认为:“在郑和下西洋的带动和影响下,东南沿海劳动人民移居南洋的更多了。”2更有人主张:“福建华侨的大量产生,正是从郑和下西洋以后开始的。”3这是肯定和赞扬的说法。持怀疑乃至否定说法的也大有人在。明史学者范金民教授指出:“无论分析明廷的华侨政策,还是扒梳大量史书,对照最有说服力的侨乡族谱记载,都无法证实郑和下西洋开创了华侨开发南洋的新时期。恰恰相反,郑和下西洋之后,直到接近隆庆开禁这一阶段,民间泛海移居不但未形成热潮,反而呈现冷落凄凉局面。”4持相同观者的学者证实,历史事实是:郑和下西洋后,“并没有出现大量华侨出国的现象”,5更不用说热潮。中国人“开始成批地出国谋生而移居东南亚并形成较为稳定的华侨社会,则主要是在明代后期我国部分开放海禁和西方殖民者先后来到东南亚之后。”6他们的结论源于对明初政策的具体分析。

  明初太祖、成祖两代,出于巩固其统治的需要,在东南沿海实行海禁,洪武时极为严厉,寸板不许下海。海禁虽严,民间私人仍无法禁绝。海禁条例摧残民生,天怒人怨,沿海人民无以为生,纷纷下海为“盗”。既已为“盗”,归国又无门,便啸聚海岛,结连土著,成为海外一方势力。严厉海禁,反而增加不安定因素。有此弊端,永乐年间,成祖在做法上有所改变,以期缓和。他改全面海禁的政策,用管制代替禁止,恢复市舶,由政府控制并独占海外贸易,而对民间出海,仍在严禁之列,且从源头堵住,不但禁止民间造船,还下令对已有船只进行改造,一律改为平头船,使其无法出海。对国内人民,禁止出国,而对已出国的人民,又是什么态度呢?已出国的侨居于他国的人民就是华侨。那时,他们是在严厉海禁摧残下被逼出海而流落海外成为流民,又往往在进退无路的境况下被逼为“盗”。在成祖看来,海外流民是海盗渊薮,不但为患沿海,破坏朝廷垄断海外贸易,还进而危害国家,被视为朝廷心头之患,必须除掉。除掉的办法是软硬两手:招诱与镇抚。招诱,就是用诱骗的办法把他们从国外招回来。成祖刚登基,就下诏诱招海外流民,对他们被逼流亡海外,略表些许抚慰,然后就利诱加威胁令其回国。永乐元年(1403)诏称:“尔本国家良民或困于衣食,或苦于吏虐,不得已逃聚海岛,劫掠苟活。朕念好生恶死,人之同情。帝王体天行道,视民如子,当洗涤前过,咸俾自新。故已获罪者悉宥其罪。就俾斋敕往谕尔等:朕已大赦天下,可即还复本业,安土乐业,共享太平。若执迷不悟,失此事机,后悔无及”。7诱招有一定作用,但最初效果并不理想。侨民多次受欺,畏惧疑虑之心一时难消,于是有了永乐四年(1406)又一次的诱招侨民归国诏书:“尔等本皆良民,为有司虐害,不得已逃移海岛劫掠苟治,流离失业,积有岁年。天理良心,未尝泯灭。思还故乡,畏罪未敢。朕此闻之,良用恻然。”故而他才再下诏书,重申招抚政策:“凡前所犯,悉经赦宥,譬如春水,涣然消释。宜即还乡复业,毋怀疑虑,以取后悔。”8此谕由郑和带往南洋宣谕,收有成效。第二年,就有800多名海外流民归国。在招归集团性的华人团伙方面也有所获,梁道明的受招入贡就是事例。广东南海人梁道明据三佛齐,广东福建有数千人追随,形成一势力集团。永乐初,孙铉出使南洋,遇梁道明的儿子和他的两个奴仆,遂将其扣留。永乐三年(1405)郑和初航前夕,明政府派谭胜受、杨信带上梁道明的儿子去见梁道明,谭利用与梁同乡的关系进行劝诱,晓以利害,梁接受招抚,愿意入贡。

  朝廷虽有所获,但仍然有限。梁道明一伙仅“入贡”而已,并未率众返回国内。更多的海外流民(侨民)并未因一、两道诏书而一一回归,特别是那些据有地盘渐成气候、已形成华人社会的华人势力根本不为所动,于是明政府又改行镇抚。对那些不应招回国、甚至还与之对抗的华人势力,便寻其借口,予以消灭铲除。对陈祖义集团的歼灭和对他本人的诛杀就是镇抚政策的贯彻。这是由郑和在第二次下西洋期间执行的,其罪名是陈祖义一伙“诈降邀劫”郑和船队,因而被称为“盗”、“匪”,予以诛灭,这是官方的说法,载之于《明史》。实则是明政府对南洋侨民实行招抚受挫之后改行镇抚的结果。杀一儆百,让那些对招抚无动于衷的侨民有所震动,俯首听命,尽快回国。

  招诱与镇抚是明成祖永乐年间对南洋侨民(即“流民”)实行的两面政策。在下西洋期间,郑和对华侨实行的政策就是明政府既定的政策。该政策执行的结果,损害和打击了当地的侨民,影响了他们在当地的发展,不利的后果是明显的。因而有的学者对郑和的功过分别加以评述,肯定下西洋的贡献,指出对华侨产生的恶果:“无论郑和下西洋的活动是如何功德彪炳,其对华侨先民的打击则是难辞其咎!”9

  根据上述史实,一些学者认为,无法对郑和下西洋的华侨政策做出积极的评价,所谓“开创华侨开发南洋新时期”的说法无从谈起。

国家观决定郑和的“华侨政策”

  郑和的华侨政策应从更广阔的角度来考察。毕竟下西洋之举不是郑和个人的行为,是他受命代表国家完成国家赋予使命的活动。他在下西洋期间包括对华侨的态度和行为在内的所有措举和活动都与国家有关,他是代表国家出行的,他思考问题和做出决策的主旨和出发点是国家。有关国家的观念充满他的意识,支配他的行动。因此,应从郑和的国家观来考察郑和所执行的华侨政策。

  所谓国家观,即对国家的认识和看法。郑和是如何看待国家的呢?在封建社会里,作为皇帝的宠臣,他是“朕即国家”信条的信奉者。传统思想的熏陶,他与成祖的特殊关系,使他对成祖忠贞不渝,是毫不令人怀疑的忠臣。对皇帝的忠诚,必对“朕即国家”信条深信无疑。在他的意识里,皇帝代表着国家,乃至就是等同于国家,皇帝的交待就是国家的嘱托,皇帝的忧虑就是国家的安危,皇帝的关注就是国家的利益所在。这样的观念充满他的意识,也支配着他的行动——整个下西洋的全过程。

  从“招抚”到“镇抚”的华侨政策是明王朝最统治者成祖根据巩固统治的需要亲自制定的。招抚与镇抚是一个政策的两面,目的却是共同的,即铲除在海外的“流民”(华侨),禁绝华人和华人集团在海外的存在。这完全是出于政治的考虑,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实则是免除对朱明王朝的威胁。明统治者对流寓海外的华人极不放心,因为他们脱离了明王朝统治范围,特别是那些已形成华人集团和华人社会的地方,已为明政府权力所不及,如任其发展和壮大,一旦羽翼丰满,随时都可能呼啸而回,对明政权构成潜在威胁。若将其召回,置于统治范围之内,便可心安理得实行统治。当时华人在海外的聚集情况实有令成祖担忧的理由。据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费信、巩珍的记载,他们目睹南洋地区的华人状况是:爪哇的杜板、新村、苏鲁巴益(或译苏拉巴亚)都有华人聚居,动辄“千家”,且有“首目”主事,进行管理,形成华人村落或城镇。居民多为沿海的广东人。他们建房屋,筑商场,搞运输,进行早期的开发。在苏门答腊旧港,有着类似的情形,华人多是从广东、福建漳州、泉州逃逸到这里谋生的劳动者。为维护自身的生存权利,一些地方的华人开始组织起来,形成为武装集团,如旧港的陈祖义和梁道明,他们都是武装集团的首领,也是当地的侨领。与元代相比,明初南洋华侨状况已有了明显的不同。元代因谋生或避祸而逃逸到南洋的华人,主要是散居各地,与当地人杂处。至明初,此种情形继续存在,但仅作为存在的一种形式,另一种更主要的形式开始形成。华人已开始拥有自己的集中聚居地,初步形成海外华侨社会,有的地方规模还相当可观,如爪哇的新村、杜板等地,数达千家,居民数千人。这些聚居地不仅人口集中,且有相对固定的地盘和华人首领,从事共同或相互联系的职业,还具有共同的地域、经济联系及民族心理状态,是一个较为完整的华侨社会,是近代华侨社会的开端。这些存在于海外初具规模的华人集团特别是拥有武装一点是明朝皇帝不能高枕无忧的,因而成祖一再发出招华人回国的诏令,也是他制定并交与郑和执行的华侨政策的依据。

  打通航道,切除梗阻,是国家利益之所在,明政府职责之所需。洪武年间,朱元璋出于政治的需要,实行严厉的海禁,使原本一度兴旺的海外贸易衰落、中断。成祖即位后,随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国家的强大,扬威异域的欲望日趋强烈,萌生出恢复被中断多时的中外交往与海外贸易的愿望。他开始谋划开放海禁、恢复中外贸易的事宜。永乐初,他便四处派出使者,名为宣谕他已即位为皇帝,实则争取别国承认,恢复与邻国的关系,进而发展中外关系,为海外贸易铺路。与之相呼应,在国内,成祖下令恢复泉州、明州、广州的市舶司,从事贸易管理,之后,三地市舶司又设驿馆,接待来华使者和商人。由于采取了这些特别措施,“遣使四出”的结果,就是“贡献迭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府库”,10使国家增加了财富,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这一“出”一“至”能顺利进行,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海路畅通,不为海盗所犯。然而,与“贡献迭至”的同时,海盗出没,阻断贡道(航道),骚扰贡使,破坏国家间的贸易,为患我南海海域。这种情况在洪武年间就已出现,永乐时开放海禁后,航道的作用更显,海盗为害的状况也更为严重了,特别是一些贡使与商旅必经之咽喉之地,更为海盗所据,危害尤甚。所谓“海盗”,多为流寓海外的流民构成,因而朝廷认为,流民是海盗的渊薮,比如盘据咽喉之地旧港的陈祖义集团便常使航道受阻,“凡有经过客人船只,便劫夺财物”,11致商旅、贡使“来往若之”。12于是,成祖决心铲除这些啸聚一方的以华人流民组成的海盗团伙,以保持海路畅通。洪武末,明政府就曾向与华侨团伙串通一气的三佛齐国国王发出威胁,如该国不改变“与中国抗衡”的态度,继续支持华人团伙,惹得明皇上震怒,便“使一偏将将十万之众,越海问罪,如覆手耳”,派兵讨伐容易得很。成祖继续保持了这种高压态势,以更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威慑。派郑和率领庞大船队出海便负有打通航道的使命。在郑和看来,清除航道障碍,切除梗阻,保证航道畅通,是国家利益之所在,也是明政府职责之所需。作为朝廷命官,他是带着强烈的使命感,完成国家赋予的崇高使命去完成招不成便用镇压的手段铲除海外流民的任务的。把皇帝的嘱托视为国家的使命,如同和平使命是成祖亲授的一样,镇抚不应招返国反而与之对抗的华人集团的使命也是成祖亲授的,怀着效命国家的使命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郑和执行了朝廷镇抚的政策。郑和是带着成祖的诏书出发入海出洋的,诏书中有着皇帝的叮咛和嘱托,郑和将此视为至高无尚,是不折不扣要加以执行的。在他怀揣的“敕书”中,成祖授与了他和平的使命,代表明政府与所经国家通好,相互承认,相互尊重,发展经贸关系,使双方受益,以种种实际的行动来重树国家一度受损的国际威望,塑造国家和皇帝的良好形象,保持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在整个下西洋过程中,郑和忠实地执行了成祖的以争取和平为主旨的战略决策,成效显著。

  郑和怀揣的还有招海外流民返国的诏书(永乐三年)。诏书里有利诱,也含威胁,如若应招返国,“安土乐业,共享太平”,要是不听,“若执迷不悟,失此事机,后悔无及”。所谓“后悔无及”只有在给予重击后才会出现此类情形。对诏书的宗旨和方针郑和同样是忠实执行的。以招抚为主,辅之以武力打击,这就是具体化了并加以执行的郑和对华侨的政策。总的说,招抚是在和平中进行的,只有个别在招抚无效并遭遇反抗的情形下,才使用武力。在七次下西洋的28年中,仅有三次使用武力的事例,其中一次就是对华人流民招抚不成而动武(其余两次均为受袭自卫),清剿以陈祖义为首的华人集团。据马欢《瀛涯胜览》和茅瑞征的《皇明象胥录》载,永乐五年(1407)郑和船队抵达旧港,派人去招谕当地华人首领陈祖义,陈凭借多年苦心经营形成的强大势力,不时对过往船只劫夺财物,壮大声威,对郑和的招谕不愿屈从,郑和遂派兵讨伐,擒获陈祖义,消灭其团伙势力。《明史》、《明实录》增加了“祖义率众来劫”的情节,显然是为了增强郑和用兵的理由,在道义上更能站住脚。其实,不管陈祖义是否率众来劫,只要他不屈从招谕、罢兵返国,郑和必与之交兵,为成祖去除心头之患。在郑和看来,这是国家使命决定的,也是不能含糊的。他既然效命国家,就一定要完成成祖亲授的使命。

  国家就是皇帝,皇帝象征着国家;皇帝的意愿就是国家的使命,效忠皇帝就是效忠国家;把皇帝与国家等同为一,至高无尚,誓死效命,这就是郑和的国家观。这是他完成下西洋使命的理论根基,也是他处理所有事务的出发点。对南洋华侨的政策,便是在这个观念支配下形成和执行的。

华侨为何缅怀郑和

  在下西洋期间,郑和执行的“华侨政策”与他的国家观有关,或者说是由他的国家观决定的,而他的国家观又是以皇权为核心,以维护皇权为主旨,由此制定的任何一项政策都必须以此为准绳,评判得失的标准,华侨政策亦不例外。当华侨政策满足了皇权的需要、维护了皇权的利益,并得到他们普遍的认可和积极的评价时会出现两种情况:当皇权与政策涉及对象利益一致时,不会发生争议;当皇权与政策涉及对对象利益相悖时,对政策及政策执行者就会产生不同的评议,分别站在皇权和政策涉及对象不同立场的人就会有完全相反的评价。郑和视皇权为国家,他所维护的是皇权即国家的利益,执行的是由皇帝授意而制定的国家的华侨政策,受到官方的肯定和颂扬是毫无疑问的,作为政策涉及对象的华侨感受则是别样的。这就是直至今天,人们对郑和的“华侨政策”及其影响有着截然不同评价的原因所在。

  尽管有此瑕疵,然而,600年来包括华侨在内的华人世界对郑和的评价为什么总是积极的和正面的呢?这是因为人们历史地、全面地从而公正地来看待我国历史上这位开世人之先河的伟大航海家。

  郑和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精忠报国”的样板,他忠君是为了报效国家,为国家争得荣誉和地位,他是以一个爱国者的形象留传后世的。爱国者产生于抵御外侮、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而拚死厮杀的战场,也产生于在与自然拼斗中开辟新天地、开创新纪元的事业之中,准确地说,凡对民族和国家做出贡献,争得荣誉的人都在爱国者之列。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在其名著《中国通史简编》中讲过一段很精辟的话:“凡法施于民(办有利于民的事),以死勤事(民事),以劳定国,能御大灾,能捍大患的人,依据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的实际贡献,都可以称为爱国者”。13郑和下西洋之举对国家的贡献是极为突出的。他不仅在许多方面创造了诸多第一,为同时代世界其他各国所不及,而且他所执行的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赢得了各国的尊重,为国家争得了荣誉。他对国家的贡献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当然,郑和报效的国家是与皇权等同的国家,是建立在对皇帝的忠诚上的。他由对皇帝的绝对忠诚而延至对国家的绝对忠诚。同历史上的许多爱国者一样,他精忠而报国,把对皇帝的忠诚与对国家的报效较为完美地结合了起来,堪称“精忠报国”的又一个样板。忠君,并非我们要着意赞扬,但要历史地看,在封建社会里,它是报国的一种表达,更重要的要看由忠君而报国,由报国所产生的效果是否推动了国家的进步,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郑和是应当肯定的,成为公认的爱国者。至于他由忠君而坚定执行的对华侨无利的政策,也是出于报国的动机,且只是作为一名爱国者身上的瑕疵,无损他整个的形象。因此,并未在历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迹,爱国者的光辉却光照后世。

  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成祖制定并亲授给郑和执行的,同样出于忠君和报国,也就是国家观的支配,郑和坚定不移地执行了与各国交好、保持地区稳定与和平的外交政策。虽说不惜以武力招回流民的诏命也是成祖下的,但在整个下西洋的行动中,招侨之举同睦邻、友好、和平的外交政策实施的成效及影响相比,不过是大江中的一个漩涡。一个是主流,一个是主流中的小局部。这个局部无法改变奔腾的江流。成祖授与郑和执行的是一条和平外交路线,郑和深深领悟成祖嘱托的真谛,因此,他按照成祖的部署,忠实地执行了这条外交路线。在下西洋的全部外交活动中,他始终把握住了巩固与发展中国与西洋各国友好关系这个中心,一切都围绕此展开。他运用和平的手段,与西洋一些国家恢复和重建了互信,发展了同本已稳定友好的国家的关系,填补了外交活动的某些空白,从而开创了中国与西洋各国友好关系的新局面。他对内赢得了皇帝的欢心,对外受到各国的尊重。在这个大趋势下,招回流民只能算作一个小插曲,无碍中国与各国关系顺畅发展的大局。尤为重要的是,由于郑和打牢了中国与南洋各国友好关系的稳固基础,为后来华侨在东南亚的聚居和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小插曲”造成华人移居南洋之势暂时受阻,但明中叶以后,随着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终于冲破海禁的蕃蓠。隆庆七年(1567)福建巡抚涂泽民请开海禁之后,中国大门终于洞开,我国南方居民纷纷涌向南洋各国,出现了中国人移居南洋的热潮。只是在这时(郑和之后100多年),才能说开创了华侨开发南洋的新时代。这个前景是郑和在他那个时代开创的,这也是华侨世世代代直到今天缅怀、颂扬郑和的原因所在。

  郑和毕竟是一个政治家和外交家,在执行招回华人流民的这一具体使命时,他将其置于整个外交使命的框架之中,分清大小主次、全局与局部,抓住根本性的东西不放,灵活处置其他事情,以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的大局。维护与南洋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保持地区稳定是国家根本利益所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忽视的。招回流民被置于这个大前提下进行。在招抚与镇抚两手的选择中,他多选择招抚,尽量在和平中完成使命,遭遇抵抗不得已而选择镇抚时,也尽量控制用武的程度、缩短用武的时间,减少打击的范围,对陈祖义用兵就把握了这些分寸。在一个执行和平使命的团队中,过多或过大使用武力,会与自己的使命不相协调,有损自己的形象,不利于完成根本的使命,作为政治家和外交家的郑和是深知也是把握得很好的。因而,他把镇抚华人流民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以致在历史上仅留下淡淡的痕迹,很少影响他和平使者的形象。

  由于这些原因,数百年来,东南亚各国华侨华人始终缅怀爱国者郑和。遗留至今的许多有关郑的遗迹、纪念性建筑和传说无一不凝聚着他们的怀念。

注释:

1.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3年版。

2.翁国珍:《浅谈费信及其〈星槎胜览〉》,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3.李建成:《郑和下西洋与福建华侨》(下),载1982年10月26日《福建日报》。

4.范金民:《郑和下西洋与南洋华侨》,载《郑和研究论文集》(第一辑),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93页。

5.陈碧笠:《关于华侨史分期的几个问题》,载《华侨史研究论集》(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6.参见温广益:《福建华侨出国的历史和原因分析》,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

7.谭希思:《明大政篡要》卷13。

8.《明成祖实录》卷41

9.庄国土:《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

10.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九。

11.马欢:《瀛涯胜览》,旧港条。

12.《明史》卷324,三佛齐条。

13.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第67页。

作者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教授

  (福建侨联网 2005年6月27日 10:3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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