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耕
自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始，闽南文化及其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闽南文化研究的学术活动更加活跃，成果更加丰富，思路更趋一致，各级政府也更加重视。尤其是今年２月在泉州举办的“中国闽南文化节”，钱其琛副总理指出：“闽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独特的内涵。自古以来，闽南人在海峡两岸勤劳开拓，并将中原文化弘扬、发展，形成上接中原吴越，下续台湾、海外的闽南文化。台湾同胞祖籍地大多数在闽南，两岸地理相邻，血缘相亲，语言相通，习俗相近。闽南文化联系、滋养、影响着海峡两岸的同胞，２３００万台湾同胞是我们的手足兄弟。今天，海峡两岸同胞更应继续继承、发展闽南文化，让这朵中华文化奇葩，在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绽放得更加绚丽光彩。”
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并亲自推动的全国性的闽南文化节、闽南文化论坛，应视为闽南文化研究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闽南文化的研究将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这样的时候，提出建构闽南学学科体系，应当是适时的，必要的。
事实上，文化即人，对闽南文化的研究已经和正在从对具体的文化事象的研究，深入到对闽南人的研究，进而延伸到对闽南人的社会和闽南民系的研究。一门研究闽南民系历史、现状和未来并揭示其发生、发展规律的新的人文学科——闽南学正在产生。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闽南学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范畴。它将全面而又系统地研究闽南民系的源流、社会经济、语言习俗、文化艺术、心理情感、民系意识等发生、发展及其演进过程，揭示这一民系及其文化的发展规律和未来趋向；同时，它还将从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人类学、艺术学等众多学科的视角出发，全面地、多方位地研究闽南民系、闽南文化与汉民族共同体及中华民族大家庭、大文化的关系，分析闽南民系的个性特征形成的文化心理机制及其在文化人类学上的意义，并进而科学地分析闽南民系、闽南文化对汉民族、中华民族，对汉文化、中华文化的重大贡献。
闽南学的上述研究对象和范畴是其它已有的任何一门学科所无法包容的。因此，它完全应该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当然要使闽南学真正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符合国际学术惯例的学科理论体系。它不仅有待于对闽南民系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也有待于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等诸多学科对闽南学的积极参与和支持。这是需要假以时日的。但这绝不是说，今天的闽南学就可以不需要一套理论体系，用于规范本学科的研究。恰恰相反，为了推动这一新学科的发展，需要尽快地根据已有的闽南问题研究成果，根据文化人类学的有关理论，建立闽南学的学科理论体系。
在闽南学研究刚刚起步的今天，用以规范和指导未来研究的闽南学学科体系，至少应当包括以下七个方面内容。
一、厘清并统一闽南学所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使这些概念具有稳定的内涵和明确的指代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概念和术语，这些概念和术语有的是被系统地阐释过，有的则是长期以来相沿成习，约定俗成的，它们都具有稳定的内涵和明确的指代。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门学问能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所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是否稳定明确，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对闽南民系、闽南文化的研究中也涉及一些基本概念，如闽南民系、闽南人、闽南文化，这些都是构成闽南学研究对象的重要概念。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对这些基本的概念尚缺乏系统的论述，使其缺乏稳定性的明确的指代。尤其是闽南民系的发展传播，由泉州、漳州而厦门，由闽南而台湾、南洋，而闽南与台湾、南洋又有众所周知的一段历史时期，几乎隔绝或往来极少。这就造成一些基本概念的含混不清。如闽南文化也被称为福佬文化、河洛文化、闽南方言文化、闽台文化等等。从某种意义来说，相当一段时期闽南问题的研究之所以一直停留在较低的学术水平上，与这些基本概念的模糊性和随意性是有内在关联的。所以厘清和统一相关的基本概念，即所谓“正名”，是当务之急。
二、准确而又具体地描述闽南民系的形成过程，使闽南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内在的稳定性
闽南学的研究对象是闽南民系，因此关于闽南民系孕育、形成、发展的研究，当是构建闽南学学科体系的第一步。
关于闽南民系的源起，最普遍的说法是取之《闽书》记载，永嘉二年（３０８年），中原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于是认为闽南民系形成于晋代。后来在南安丰州发现六朝古墓，并证实是六朝士族南迁的遗址，更坚定闽南民系形成于晋至南朝的意见。
但实际上在这一时期，闽南居住着相当多的原住土著，即古闽越族之后裔。唐陈元光开漳还同当地土著打了几代人的仗。闽南人非纯种的中原后裔，而是中原移民与闽南原住民融合而成。从中原移民到闽南人，直至形成闽南民系，这是一个以数百年计的历史时期。因此，也有人认为闽南民系孕育于晋、南北朝、隋、唐，形成于五代。
这两种意见，实际上是对闽南民系形成过程，包括族属来源，有不同的看法。从而给闽南学的研究对象带来了不确定性。因此必须尽快厘清闽南民系的具体形成过程。
三、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闽南文化进行文化类型学的研究，并分析该典型形态的文化与其社会系统及生存境况的内在关系 闽南民系具有不同于汉民族其他民系的不同特点，表现在其独特而又典型的文化。因此，对闽南文化进行文化类型学的研究，分析该典型形态的文化与其社会系统及生存境况的内在关系，应当成为闽南学学科建设的中心内容。
事实上对闽南学的研究最早和最普遍的就是对闽南文化具体事象的调查描述和归类分析，其内容涉及闽南民系的生活方式、家族制度、宗教、民俗、民间艺术、口传文学等等方面。遗憾的是，相当多数的研究还仅仅停留在文化事象的描述和闽南文化的传播演变，而忽视了对闽南文化自身的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研究。闽南文化之所以不同于汉民族其他民系的文化，正在于闽南民系独特的生存境况和社会系统。世界上每一种独特类型的文化都有其自身的功能，都是该共同体内的人们为适应自身的生活生存环境而创造出来的。因此，从建构闽南学的意义上来说，对闽南文化的研究，就不应该停留在对闽南民系某些文化事象的直观描述，甚至也不应仅仅停留在对闽南文化与汉民族传统文化和中华文化源流背景的考证上，而应该把闽南文化的方方面面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文化类型，分析其各种文化事象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的逻辑依据和历史凭籍，进而分析这种类型的文化是如何因应闽南民系独特的社会系统和生存环境而产生、而发展，分析这种文化的独特价值以及在当代社会潮流面前所应采取的应对措施。这些应当是我们研究闽南学的基本学术路径和现实落脚点。
四、全面而又系统地总结闽南学研究的已有成果，客观、公正地评价各家各派的学说，这也是建构闽南学学科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任何一门学科，都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能够完善起来的。它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学科的发展，既是一个时代的学者对其前辈已有成果的全面继承，又是这一个时代的学者，对其前辈已有成就的突破。
现代对闽南问题的研究，当始于上世纪２０年代厦大国学院张星、陈万里、顾颉刚教授等人。继之有郑德坤、林惠祥、谢云生、庄为玑、陈达生、陈泗东、陈国强等前辈。台湾、新加坡、菲律宾亦有不少学者投入其中。他们的不懈努力为闽南学的建立打下了深厚基础，催生了闽南学的诞生。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是我们今天开展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我们在建构闽南学学科体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参照系。当然，无庸讳言，时代的局限任何个人无法超越，在以往的研究中，也存在诸多不足和问题。这就需要我们站在今天社会人文学科整体上已经达到的高度，客观、公正地评价各家各派的学说，继承其经得起考验的、有创见的成果，扬弃其偏见与疏漏。唯其如此，我们的闽南学研究，才能既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又能不为前人的陈说、偏见所左右。
五、从民俗学、历史学、建筑学、语言学、艺术学等不同学科的不同角度对闽南文化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深入研究
闽南文化１０００多年的历史，其内涵极为丰富。到目前为止的研究，它至少包括了闽南物质生活文化、闽南方言、闽南民俗、闽南口传文学、闽南民间艺术、闽南民间信仰信俗、闽南民间工艺、闽南民间医药、闽南家族制度以及闽南人独特的思想性格等等。它牵涉到历史、艺术、民俗、宗教、语言心理、医药等等诸多学科。因此，闽南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
闽南人作为汉民族一个独特的民系，闽南文化作为一个具有典型形态的区域文化，其所涉及一系列问题，任何单一学科都是无法解决的。但是，闽南学又绝不是各个相关学科的简单组合，而是运用各相关学科中适合于研究闽南民系的理论和方法，采取综合的和跨学科的方式来研究闽南民系。
例如闽南学与历史学，它们的内在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可惜我们现在还看不到一本最简单的《闽南文化史》，更遑论全面地运用历史学的有关理论及研究成果，如汉民族发展史、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史等，来对闽南民系、闽南文化作深入的研究。
当然，语言学、民俗学、艺术学等学科对闽南问题的研究成果要显著得多，但同样存在全面运用本学科的有关理论及研究成果，并把它们上升到闽南学的高度来研究的问题。
六、从文化区域学的角度研究界定闽南文化区域，并对闽南、台湾、东南亚闽南人聚居地以及漳、泉、厦等不同地域的闽南文化展开比较研究
文化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地理实体和文化形式。一般认为，文化区是地理上相互毗连的部族群体，这些群体拥有许多共同的文化特质，并以此与它群体相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讲，闽南文化与汉民族内其他民系文化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表现在文化的区域差别之上。
由于闽南人过台湾、下南洋、涉潮汕、迁浙南的迁移史，使闽南文化区域在地理上并不完全相互毗连，并且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不同地理区域中的闽南文化也产生了差异性。而近年来，关于文化区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在我国越来越受到重视，并产生了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文化区域理论中关于自然环境与文化区域、行政区域与文化区域、经济类型与文化区域、移民与文化区域等研究，以及关于文化区的分类、文化中心与边界分合、文化区域的等级体系及其配置特征、文化的层面与空间系统等理论，对于我们的闽南学研究，显然是非常重要和迫切的。我们应当充分应用文化区域学这些宝贵的研究成果，来提升闽南学研究的水平，并据此对闽南文化区域作出科学的界定，对本文化区域内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作出科学的分析。
七、在考察和研究闽南文化的历史演进及其规律的基础上，开展闽南学的未来学研究，探索其在新的历史环境中的发展路径
在现实生活中，面对高速发展的经济与社会，闽南文化存在着发展不力、后继乏人等等危机。究竟闽南文化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还能不能，又怎样才能继续创新发展，这一直是困扰我们的问题，也是今天我们推动闽南学研究的主要动因之一。这个问题扩大了，就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华文化还能不能和怎样才能继续创新发展。
文化是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发展的：一是“趋同”，一是“变异”。“趋同”是一种纵向发展，也就是趋于共同的方向。例如秦始皇统一全国、儒家一统天下，汉文化“定于一尊”，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纵向的趋同，求得了统一，巩固了前一阶段的发展。但是所谓的“同”也不是绝对的“同”，依然包孕着许多“大同”之下的“不同”。中华文化的博大，正因为既有核心文化的“大同”，又有不同区域各民族、民系的文化“不同”。而这些小“不同”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构成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态，使得中华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以其博大精深，绚丽多姿为世人所叹服。闽南文化在全国政治、经济、市场一体化的新的历史环境中，如何“趋同”，以更好展示自己的风采，又如何在“趋同”中加强个性，发展“大同”之下的“不同”，以保存自己的特征和存在价值，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
文化的另一种发展方式是“变异”。“变异”是一种横向的开拓，一般有三方面的导向，即融汇外来文化，边缘文化的中心化和与原来互不相干的其他学科杂交。
三种导向中，外来文化的影响是最重要的。历史上，中国有两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的高潮，一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接受了佛教的传入，使中国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异。第二次就是五四前后，现代西方文明大量传入。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动了新中国的建立，深刻地影响了并仍在继续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但是，这两次外来文化的融合吸收，都有一个“中国化”的问题。佛教是被中国“禅”化以后才传播普及。马克思主义更是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才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所以外来文化绝不可能生吞活剥。要融汇外来文化推动自己的发展，再好的东西，也必须有一个咀嚼消化的过程。
第二个方面是边缘文化向中心靠拢，带来了新的发展。边缘文化就是次文化、亚文化，如闽南文化。主流文化吸收了边缘文化，也是横向开拓。中国的小说就是从民间的说书、佛教的讲经里边的俗讲发展起来的。说书人、话本、俗讲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边缘的亚文化，最后成了顺接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一中国文学的主流。第三个方面是将互不相干的学科杂交融合，汲取新营养，开拓新思路，产生新的变异，创造出新的文化。如中国戏曲就是将说唱、武术、民间歌舞、民俗、杂技等等揉合而成。到现代又借鉴了话剧、电影等其他门类的艺术。再如民俗的研究，现在又有经济民俗学、军事民俗学等等边缘学科。
总之，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纵向继承的“趋同”和横向开拓的“变异”。只有两种方式均衡运用，互相为用，文化才能巩固发展。闽南文化的发展同样离不开“趋同”与“变异”。闽南文化的未来系于我们如何大胆而又谨慎地运用“趋同”与“变异”，开创出新的局面。这一方面留给我们研究和实践的空间是无限的，也是我们闽南学研究的终极追求。
在新的世纪，文化建设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至关重要的课题。比较客家学和潮汕历史文化的研究，我们闽南是落后了。海峡两岸的所有闽南人应当共同携手为闽南文化、中华文化灿烂的未来努力奋斗。
作者系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所所长
原载：闽南文化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39－3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