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以闽南人为主导的台湾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其经商的气魄和成就令人叹为观止。改革开放以来，福建从中国东部经济最落后的省份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在改革开放前夕的１９７８年，福建人均ＧＤＰ２７０.６元，排全国省市区第２１位。到２０００年，福建人均ＧＤＰ已超１万元，居全国省市区第三（北京、上海、天津三直辖市除外），仅次于广东和浙江，经济总量也居第１０位。厦漳泉组成的闽南金三角，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福建经济发展和国际化的龙头。是福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最集中的区域。
闽南地狭人稠，穷山恶水，远离中国的交通和经济中心。然而，在１５—１９世纪初，闽南海商却主导中国海外贸易达４００年之久。②今天的海内外闽南人虽然没有其祖先独步东亚东南亚水域的气势，但仍在经济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闽南人的经济成就激发我们对闽南人文精神的思考。本文拟就闽南人文精神的特质作一浅析，期望对闽南人的经济成就和人文精神的互动关系有所认识。同时，也期待在文化视角上对以闽南人为主导的台湾政治、经济发展趋势走向有新的认识。
一、闽南文化的基本形态——边缘形态
人文精神的概念难以精确界定。“人文”大体与文化与文明相通，广义人文包括除经济基础以外的全部上层建筑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笔者在此使用的“人文精神”，大体指“人类为求生存与发展设计的价值体系及追求价值的行为方式”。本篇讨论的闽南人文精神，大体将其作为闽南人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方式来考察。
数千年以来直至晚清，中国国民意识中没有“国际”观念，因而也缺少“民族”与“国家”意识，处于支配地位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一统”的思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是这种观念的典型表现。支撑这种观念的是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国人认同本质是一种文化认同。正如费正清所说的，“自古以来中国与周边蛮夷交往中，中国已确认这种事实：中国优势地位并非仅是因为物力超群，更在于其文化的先进性。中国在道德、文学、艺术、生活方式方面所达到的成就，使所有的蛮夷无法长久抵御其诱惑力。在与中国交往中，蛮夷逐渐倾慕和认可中国的优越而成为中国人。中国作为东亚的中心长达几个世纪，因此中国人发展了一种类似民族主义的文化主义精神”。③支撑大一统的集权国家体制，正是这种文化的凝聚力。然而这种主流文化在幅员广阔的中华大地，其渗透状况呈现一定差异性。中原文化在其传播过程中也受到异质文化的侵蚀，或在传播过程中因地理、人文环境的变化而产生某种程度的变异，从而形成区域特色文化，其区别有如“雅文化”与“俗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司马迁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耕鱼，或火耕而水缛，果隋嬴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致偷生，无积聚而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少人众，数被水灾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是蚕”。④这里，司马迁强调的是决定地域文化形成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然而，由于文化的相对稳定性，某种人文精神一旦形成，常比地理环境对当地民生起更大的作用。本文要着重探讨的闽南人文精神，即是中华大地上较具特色的区域文化现象。
闽南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相对于中原文化或福建主体文化，闽南文化表现出明显的边缘形态。政治上，闽南人从未产生过叱咤中国政坛的人物。经济上，除航海贸易外，闽南的经济和财政向来不为中央政权所重视。军事上，除郑成功集团外，征服闽南地区的从来多是外来者，更谈不上逐鹿中原。文化上，闽南区域文化从未主导过中国社会思潮。这种边缘状态既是由于闽南在中华大地的边缘，也在于中原文化在其传播扩展过程中，由近及远而产生的明显差异，甚至表现为某种程度的对立。无庸置疑，闽南文化的主体仍是中原文化。和中国其他汉族地区一样，以儒法学说为基础的中原文化长期支配闽南人民的意识。闽南的语言、文学、宗教、伦理及重要的民俗，仍基本体现中原文化的要素。现在遍布闽南的门匾，如“延陵衍派”，“温陵衍派”，“锦绣传芳”等，均证明中原传统在闽南的延伸。它们不但说明现今闽南主体居民是来自中原地区的移民，而且强调祖先渊源的形式，本身就说明对中原文化的尊崇。然而，我要强调的是中原文化延伸至边缘地区产生的变异。毋需赘言，中原文化是中原移民带入闽南地区的，随着移民成为当地居民的主体，中原文化也成为闽南文化的主体，闽南文化实质是一种移民文化。如同世界各地的移民文化一样，进入闽南地区的中原文化在其颠沛流离的环境中经长途跋涉后，其完整程度已与本土文化产生一定差异，原有的观念、伦理、习俗亦因新环境的挑战需要加以调整与扬弃。其次，闽南原为百越之地，虽然其原有的基本文化形态被中原移民带来的更先进的文化所征服和同化，但当中原居民迁徙到一个陌生、好斗、敬祀鬼神的蛮荒之地后，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入乡随俗心理。百越人的部分习俗也为中原移民所接受，成为闽南文化组成部分。闽南人祭祀鬼神、图腾之风特别盛行，相信是受百越族人的影响。玉皇、关帝、观音、佛祖等中原人民敬祀的神佛仍为闽南人民广为奉祀，而山石、大树、蛇、虎、虫、蝎，也成为祭祀的对象。显然受百越人对自然物崇拜的影响。
二、闽南人文精神的优点
根基于闽南文化的这种边缘形态，闽南人的人文精神也显出与中原和闽南沿海之外的其他地区民众相当不同的特色。
１、冒险与进取精神
百越族的抗争精神、移民行为本身所激发的好斗与进取精神，迁离祖居地所需的叛逆意识使闽南人民养成离经叛道、铤而走险的民俗。这种习俗与“山高皇帝远”的地理环境结合，形成闽南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冒险与进取精神。对中心与权威的游离，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是这种边缘文化形态外化的最有价值的民性。相对闽省其他地区，闽南人，尤其是沿海闽南人更少循规蹈距，更具蔑视权威、敢于离经叛道的独立自主精神。宋元时期，闽南人大规模出洋贸易。明清海禁时期，闽南人敢于冒禁下海。闽南人为走私的主力，其走私网络遍布东南沿海，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有海沧、月港，泉州有安海，福宁有铜山，广东有南澳、香山，浙江有双屿、烈港、舟山等，“各海澳僻，贼之窝响，船主、喇哈、火头、舵公皆出焉”。⑤明清时期的冒禁下海走私，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漳泉人从事走私贸易与率先与台湾贸易，都体现了闽南人“铤而走险”精神，非有一搏生死之意志不敢为之。即使在大陆“文革”时期，晋江石狮人也体现这种精神。在全国各地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时，晋江石狮人仍冒险犯禁，开设“地下工厂”，“投机倒把做生意”，当时“石狮街上的资本主义小摊小点有９９３个，日成交额达６０万元”。⑥台湾中小商人在世界各地的闯荡，更展现闽南人一往无前的逐利精神。今天，“爱拼才会赢”成为闽南人家喻户晓的格言，在某种程度上即反映闽南人的勇于冒险进取的心态。甚至官方也以此为区域精神，用以凝聚、鼓舞当地民众。如晋江市政府，就以“拼搏”作为晋江人文精神的核心。⑦
２、重商与务实逐利精神
相对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儒家信条，闽南人更重事功实利，具有强烈的务实逐利心态。由于移民传统的影响和生存环境的恶劣，闽南人的价值体系更重物质利益和改善生存条件。而闽南人崇尚工商的习俗应始于宋元时期，形成于明清封建皇朝推行“重农抑商”的国策之际，与西方重商主义的兴起几乎同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西方重商主义受到新贵族与皇室的支持，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之一。而闽南人民的重商主义，却屡受中国政府海禁和抑商政策的摧残。直到改革开放年代，闽南地区的重商主义才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也是边缘文化形态派生的特色之一。
闽南地瘠民稠。戴云山之东南至海，多为丘陵山地，除漳州平原外，多为赤土黄沙。严酷的自然环境，移民的生存意识，孕育了闽南文化的务实精神。崇尚商工的传统，正是闽南人的务实精神的外化。闽南地少且贫瘠，生存空间狭迫，民以海为田，赁海为市。宋末元初，泉州港成为中国第一大港，至明代泉州港淤塞，月港及安平、东石等小港继之。诸港的繁荣，既是闽南人民世代浮瀚海、通异域所致，也培养了他们的经商传统。闽南沿海人尚贾，十家而七，或坐地列市，谋求微利，或贩运货物，通内地与海外。农、儒、童、妇，皆以贾为荣。商贾的活跃也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磁灶的陶瓷器制作闻名海内外，畅销于东南亚；安海的纺织业也颇有名气，所谓“巷女能成苎麻布，土商时贩木棉花”。明人何乔远所录“杨郡丞安平镇海汛碑”载明代安海镇人尚贾之盛况；“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余万，诗书寇绅等一大邑。仅为积压转贩之小贾，继之行旁郡国，岁转毂以百数，进而为中贾，最后四方郡国，无所不至转毂千万计，而成富豪之大贾矣。”
重商趋利与铤而走险的精神结合，使闽南人在通商逐利时特别的无所畏惧。历史上闽南人就以敢做“杀头生意”著称于世，明人冯璋在《通番舶议》中说，“泉漳风俗，唯利通番，今虽重处以充军、处死之条，尚犹结党成风，造船出海，私相贸易，恬无畏忌”，⑧从而，能“富家征货，固得捆载而归，贫者为庸，亦搏升米自给”。⑨自隆庆元年（１５６７）海禁开放以后，闽南商人逐渐主导中国海外贸易近四百年。尤其是郑成功统率的海上帝国，其实力足以与东来的西方殖民者在远东海域抗衡。⑩在１８世纪以后茶叶成为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时，闽南商人是国内生产和营销出口茶叶的主要组织者。清代闽南海商不仅活跃沿海和远东水域，赴闽北经营茶叶贸易的还是闽南商人。清代中期闽北崇安茶市中，“负贩之辈，江西、汀州及兴泉人为多”，闽南商人将茶销往苏州、粤东、厦门等处。⑾赣东北河口镇是闽茶输广州的重要集散地，闽南商人与安徽商人挟巨资来此经营茶叶、制烟等业。⑿欧人东渐之初，最先在东南亚水域遭遇到的中国商人即是漳泉海商。⒀１７３３年，居住在印尼巴城的闽南茶商陈魏、杨营携眷回国，被清朝官府捕获勒令捐谷１３万石结案。二人供词如下：二人都是闽南人，都从事从广东贩茶到巴城的生产；虽都在巴城娶华女为妻，仍常往来广东与巴城间做茶叶生产。⒁１８世纪４０年代以前，中国出口茶叶大多在巴城交易，在中国帆船与荷人之间从事茶叶交易的多是当地闽南籍华商，闽南籍甲必丹连富光本人也经营茶叶贸易。乾隆二十四年清朝实行广州一口贸易制度，茶叶需从广州出口，行商独享茶叶出口业务，当时著名的广东１３行中，闽南籍占半数以上，包括两个最著名的行商伍浩官（ＩＩｏｗｑｕｅ）与潘启官（Ｐｕｎｋｇｅｑｕｅ）。⒂清代闽南商人组成了内陆茶商、行商、海商、海外华商的贸易网络，在１９世纪中期以前控制了中国茶叶输出。⒃鸦片战争以后，虽然闽南商人独步中国海外贸易的局面不复存在，但闽南籍海外华商，仍一直是东南亚举足轻重的商贸力量。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闽南人的重商逐利本性再次被充分激发。闽南重商精神的表现，在于民众普遍的经商意识。百万晋江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１９８０年代初，就有小个体企业上万家。改革开放前，泉州地区是福建经济最落后的地区之一，现在泉州市管辖的４市４县（安溪、永春、德化、惠安县；南安、晋江、石狮、泉州市鲤城区），其ＧＤＰ产值占福建２６％，人口仅占１６％，⒄而泉州市是福建国家投资最少的地区之一。如以泉州沿海的晋江、石狮、南安、惠安和鲤城区计，则人口只占福建的１０％，总产值占２０％，近１０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２０％。
闽南人的重商意识，还表现于“老板意识”，即都想当“头家”，不想当“伙计”，所谓“泉州人个个猛”，“宁做鸡头，不当凤尾”等流行古今民谚，都是民风的绝妙反映。
３、兼容性与开放性
相对于民风较为保守的中国北方和内地，闽南人更具开放和向外开拓意识。早在明清时代的闽南，社会思潮已萌发重商意识。即使在士大夫阶层，传统儒家文化的“鄙视商贾”也并不居于支配地位，社会思潮表现出对商工的宽容。李贽在《又与焦弱侯》的信中说，“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种，所挟者重，所得者末”。李光缙在《景壁集》中，甚至主张儒者为贾，“士君子不居朝廷，必游市肆，此非羞贫贱而厌仁义，良亦欲有所行其志焉”。⒅闽南社会价值观，明显表现出与内地的差异。明代万历时在福建为官的江南人王世懋对比了福建内地与沿海的这种差异，他在《闽部疏》中写道：“闽西诸郡人皆食山为足，为举子业不求甚工。漳泉海隅，其人以业主为不赀，以航海为恒产，故文则扬葩而吐藻，几三吴：武则轻生而健斗，雄于东南夷，无事不令人畏也”。道光年间成书的《晋江县志》。将商贾与农工并列，而非置于四民之末，“行货曰商，居货曰贾，商贾之名，虽亚乎士，而与农工，均在四民之列”。⒆
传统文化注重的安土重迁，“父母在不远游”，在闽南几乎没什么影响力。他们唯利是趋，与台湾人一样，“舍祖宗之丘墓，族党之团圆，隔重洋之渡险，处于天尽海飞之地”。⒇至少在宋元时期，闽南男儿就视出洋为正途。明清时期，闽南人移民海外络绎于途。据福建省统计，漳泉二地有海外移民５４０万人，相当于本地人口５５％。如以泉郡计，则其海外移民相当于本地人口的８０％。(21)闽南海外移民为求生存和发展，需有主动适应异地环境的心态和能力，培养兼容和开放的精神。明代后期以来的海外移民活动更为闽南文化注入异域文化的活力。尤其是近代以来，闽南大规模向东南亚地区移民。这些移民绝大多数居住在西方国家的殖民地，直接参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有的人还进入当地主流社会。闽南沿海地区向海外移民众多，其数量超过本地居民，且与家乡保持密切联系。西方文化较早经过闽南海外商民进入闽南地区。闽南不仅生活习俗深受海外影响，其语言文化与价值观念也与中原地区发生微妙区别。如老一辈所说的“拐杖”（Ｄｏｎｇｋａｉ）、针车（Ｍａｇｉｎ）、肥皂（Ｓａｍｍｕｅｎ）等词汇，均来自西文ｓｔｉｃｋ、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ｏａｐ。外来词汇对闽南的影响力就如现今粤港词汇对全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方市场意识对闽南地区的渗透。西方的格言“生意场上无父子”，在侨乡广为流传，这是对儒家传统学说典型的否定。现代化经营管理方式（如股份公司）早在本世纪初就已流行于闽南。闽南第一批现代企业及最早的市政建设，都出自于华侨之手。闽南的乡土文化习俗，有着浓郁的西洋特色。其生意活动，更贯穿了“经济关系高于一切关系（包括亲属关系）”的西方市场经济原则。这种文化的多元性与开放性，是闽南人务实精神与蔑视正统的体现。
三、闽南人文精神的局限
以上闽南人文精神的三个特点相互依存与联系，以重商趋利为核心，为逐利而勇于冒险进取，因重商而兼容开放，藐视权威定式。这些特点的发挥同时也带来局限性。
１、局限之一，是缺乏坚定的政治理念又为之奋斗的献身精神
这种献身精神与修身、律己相关。由重商逐利而功利目的明确，其活动有明显的短期行为。由于全民重商又常历风波之险，如王十朋咏泉州诗中所谓“大商航海蹈万死”，闽南这块土地上很少滋生出领一代风骚之大思想家，有破旧之勇气而无立新之韧性。即使是明末大思想家李贽，其学说也是对传统现实抨击有余而建构不足。南宋以来，南方学术重镇此伏彼起，隐领中国政治思潮，蜀学、浙学、湘学、徽学等先后引导中国思潮，南粤大地近百年更领社会思潮的风气之先。福建对全国有一定影响的“闽学”，其基地在闽江流域，与闽南基本无关。近千年来在中国政治、文化舞台上叱咤风云者，闽人屈指可数，林则徐、严复等，都是闽江流域孕育出来者，亦与闽南无关。
相反，闽南人在政治理念上的摇摆和务实，却常受时人的诟病。率南宋水师降蒙元而加速南宋覆灭的蒲寿庚，(22)为清军扫荡中原立下汗马功劳的洪成畴，受南明大恩却又降清的郑芝龙，都被时人和后人认为气节有亏。惟一的异数是郑成功，据金厦丛尔小岛而敢北向中原争天下，南拓海疆与欧人抗争。在南明国子监就学和隆武帝的知遇之恩使郑成功矢志孤忠，与清抗争到底，其坚定的政治理念与军事组织能力在闽南人中可谓千载难遇，但郑成功却有一半日本人血统。毛泽东在谈到北伐战争时曾戏言：广东人闹革命，福建人出钱，湖南人当兵，浙江人作官。(23)这里说的福建人，相信指的是闽南人（闽南籍华侨）。
与凤毛麟角的政治、文化人才相反，闽南籍大商家辈出，东南亚闽南籍华商如陈嘉庚、胡文虎、陈六使、黄仲涵、李清泉等，当前的黄奕聪、郑周敏、陈永栽、郭令灿等，都是富甲一方的豪商。若以世界华人富豪榜所列资产１亿美元以上者统计，闽南籍和来自闽南文化圈范围者（台湾、广东潮汕地区）约占三分之二。(24)
尽管在闽南重商传统的沃土中产生了少数远见卓识的大商家，但就多数中小商人而言，其行为多短期功利，缺乏远见卓识，尤其缺乏最终走向政治理念的长远商务战略，这在企业乃至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成为致命弱点。或许源于传统的冒险生涯和飘泊的居无定所，闽南商人勇于冒险开拓而拙于精明策划，注重眼前利益而疏于长期和群体战略，尤其疏于社会整体发展战略。在大陆，闽南人善抓改革开放之机而先行一步，但在产业升级和社会整体发展战略方面却明显弱于广东和江浙。
２、局限之二，是缺乏大团队精神
所谓大团队精神，指的是为一定的理念或共同利益而大规模组合的凝聚力。凡追求大目标、大建树，大团队精神尤为必要。中国历史上影响力较大的体现区域文化特色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无不具有明显的团队精神。如晚清以来的湘军、淮军、山西票号、粤军、江浙帮、桂系、川系军阀等，无不具有以区域势力逐鹿中原之势，能在一面旗帜下聚合区域资源，呈现一种大团队精神。
郑氏以来，闽南人从未有效地进行区域资源整合，这也可能与商人习性有关。海商行贾，“皆四方萍聚雾散之客”，聚散无定所。闽南人观点上重商贾轻大义，提不出“虽千万人吾往之”的有号召力的政治理念，又缺乏为信仰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闽南人虽生性敢于冒险，但多为个人逐利动机所驱使，也就缺少共赴公难的精神与气势。有个人血气之勇和义气当先，少民族大义和大社会整合理念。个人的强悍表现在民风上，是所谓的“勇于私斗，怯于公战。”至多是聚众械斗，同族、同乡、同郡聚众斗殴（其性质有如同乡、同族聚合下海做生意），有小集体凝聚力，可以大姓为王，凭藉血缘、地缘形成一定的集团势力，从而互相帮助又互相监督，共谋发展。明末闽南海商集团如李旦、刘香、郑芝龙等，都依托乡族势力而成一定气候。但由于无大团队精神，遇官军镇压或强邻压境，即作鸟兽散。１７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在马尼拉多次屠杀以闽南人为主的华侨，１７４０年荷兰殖民者在爪哇巴达维亚屠杀也是以闽南人为主的华侨，这些闽南人虽然人数居多，却未组织起码的反抗，如任人屠杀之羔羊。(25)相反，以客家人为主的婆罗洲华侨，却组织起拥有武装的兰芳公司，与西方殖民者武力对恃长达数十年。闽南人会馆之多，无其他籍贯得可比，仅晋江人在菲律宾的宗亲会馆就有２００个以上。(26)这些会馆都以“敦乡梓联商情”为宗旨，鲜见因共同政治理念而长期存在的团体。这些会馆固可利用乡谊扩大商业网络，但也常为利益和地盘互相竞争。
这种缺乏大团队精神同时也表现在只要当“头家”，不想当“伙计”的社会心态上。所谓的“泉州人个个猛”，都想占山为王，缺乏整合意识。在现代化过程中，这种缺乏团队精神就使现代化社会的分工、整合意识难于被接受。
３、局限之三，是缺乏法制意识和社会均衡意识
闽南人的趋利精神一洗中原传统思想中的轻商意识，发展出类似西方的重商主义精神。西方的重商主义是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逐步建立同步发展的，但闽南人的重商意识是在专制传统下发展起来的，并一直受到专制政权与专制意识的压迫，从而养成在经商活动中蔑视传统权威和法统的意识。由于历史上中原政权向来罔顾闽南区域的利益和诉求，闽南人惯于在利用中央政策漏洞或疏于防范中求发展，从而养成对自上而下的法规法令不甚遵从的民俗。符合市场规范但违反中央法规做生意，向来不被视为耻辱。如果说，明清时期的走私、海盗行径尚有反抗专制统治的积极因素，但改革开放以后仍大规模从事走私、制假、盗版等活动，疏于循正常经济秩序发展企业，这就集中反映了闽南人急功近利性格往恶性发展。群体的无序最终以损害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个人为结果。极端功利主义的发展使社会思潮充满短期意识，缺乏对文化、制度、社会均衡的总体思考。商业上的极端冒险精神，常演化为政治思想的易变、务实与短视。闽南商人在竞争本能中懂得选用最好的生产工具，模仿有效的管理方式，重视技术更新，但提不出先进的、系统的管理思想，更疏于社会的法制建构和高层次的人文教育。他们需要的是实用性，缺少的是创造性。
结束语
闽南人文精神的冒险、重商、开放性，使闽南人成为中国人社会中最有特点的群体之一，这些特长连同其地理因素和周边政局，使闽南人执东亚商贸牛耳数百年。在闽南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些极具优势的人文精神也常演化为某些局限性，这些局限性集中表现在缺乏政治理念，法制意识和大团队精神。我期待这些局限性将在现代化进程中被逐渐克服，届时闽南人可以自豪地认为，闽南人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重要推力之一。
作者系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博导、教授
注释：
①本文说的闽南人，指使用闽南方言的群体，考察对象主要集中于漳泉地区及其海外移民。台湾学者林再复的大著《闽南人》（台北，１９８４）则将台湾人作为闽南人的典型详加分析，得出精彩的结论。
②关于闽南海商主导中国海外贸易网络的研究，参见：《１７—１９世纪闽南人主导海外华商网络的原因》，《东南学术》２００１３，６４—７３页，《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经济史》全文转载。
③John K. Fairbank,Tribu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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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1942), P 130.
④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⑤茅元仪《武备志》卷２１４，“福建事宜”。
⑥１９７６年中央工作组在石狮拍摄的纪录片《铁证如山》。
⑦中国侨乡国际研讨会，晋江市长龚清概先生主题发言《弘扬晋江精神，再创侨乡辉煌》，１９９８年１０月，晋江。
⑧《明经世文编》卷２８０，冯养虚集。
⑨《明神宗实录》卷４９８，万历４８年８月丁卯。
⑩参见：（意）白蒂著，庄国土译《郑成功》，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关于１６—１７世纪闽南商人的海外贸易优势地位，还可参见：L.Blu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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⑾嘉庆，《崇安县志》，卷１，第１—４页。
⑿乾隆《广信府志》，卷３，物产。
⒀（荷）包乐史著，庄国土译：《中荷交往史》，荷兰阿姆斯特丹，１９８９年，第１８９页。
⒁郝玉麟编：《朱批喻旨》５５册，雍正十一年二月二十日，第１０５页。
⒂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上海，１９３７年，第２０３～２０７页。
⒃关于１８世纪中国茶叶出口贸易及闽南商人的作用，参见Z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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⒅钟暄《诸罗县志》卷６，赋役志，户口土田考。
⒆转引自：高明群编《石狮商工文化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６４页。
⒇道光《晋江县志》卷７２，风俗志，商贾。
(21)《福建华侨志》，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８４－１８５页。
(22)蒲寿庚为阿拉伯人后裔，但其海商集团代表的是闽南海商集团的利益。
(23)辛向阳等著：《人文中国》，中国社会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８２页。
(24)据统计，１９９５年世界华人资产上亿美元者为３６８人，闽南籍者６６人，台湾籍８３人，潮汕籍者６６人。海天出版社编《世界华人亿万富豪榜》，深圳，１９９５年。
(25)关于西方殖民者屠杀马尼拉和巴达维亚华侨，参见：庄国土《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厦门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５１—５３页，第９８页。
(26)Zhuang Guo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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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闽南文化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16－3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