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文化研究的三个层面与三个历史性机会
蔡南成
一、闽南文化发展的新历史机遇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为闽南文化发展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新历史机遇。
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强劲复兴。
本来，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争取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科学理论，于１９世纪登上人类历史舞台的。前英国历史学会会长巴勒克拉夫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编写的２０世纪世界史学总结报告《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说：“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①但是，到２０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已经被以前苏联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极端激进主义扭曲、糟踏得面目全非。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恢复了马克思主义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精髓，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劲复兴。仅就文化指导思想而言，马克思主义曾经把“判断自由”和“非意识形态化”作为维护最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最基本认识手段。恩格斯郑重指出：“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愈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愈大”。②恩格斯在其晚年极为严厉地批判了文化意识形态化对最大多数人利益的严重侵害，指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③恩格斯坚决反对以虚假的意识形态，包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戕害和贻误文化研究，主张以非意识形态化的科学态度“重新研究全部历史”。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恩格斯之后，第一次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也是第一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样毫不含糊的非意识形态化表述，勇敢、彻底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判断自由”和“非意识形态化”的文化指导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复兴的最重要动力和最主要标志，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和未来发展将产生极其深远的积极影响。
２、“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复兴局面，是中华文化、闽南文化全面复兴的空前历史机遇。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判断自由”和“非意识形态化”文化指导原则的指引和鼓舞下，中华文化、闽南文化的发展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健康环境与广阔空间，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产生为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进步发挥重大作用的崭新成果。⑤
（二）闽南文化的内在特质，对于把握新历史机遇比较有利。
闽南文化具有其他区域文化少有的内在特质，即同时具备三个文化条件：１、拥有产生过全国性和国际性重大思想文化影响的历史文化遗产（朱子学、林语堂等）；２、整个文化体制带有持续、多元的移民文化的诸多特点和优点；３、在境外、海外同胞中保有比较丰富、完整的结构人类学意义上的无意识文化资源。这些文化条件，只要在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判断自由”和“非意识形态化”的环境中，很有可能发展成具有更大的全国性和国际性影响的文化成果。
（三）搞好创新性闽南文化研究，是把握闽南文化发展新历史机遇的关键性、决定性因素。
闽南文化研究在福建省各级政府、各有关团体、境外、海外同胞、各方面研究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取得可喜的初步繁荣。而诚如巴勒克拉夫所说：“社会科学当前最明显的缺点是缺乏时间元、缺乏深度，这种深度不可能产生于对社会作静止的研究。”⑥闽南文化研究一定要取得扎实、足够的深度，才能在理论上正确引导闽南文化实践，达到闽南文化发展的历史新高度。
二、关系闽南文化研究深度的若干理论前提
（一）动态性。理论的动态性，既指理论历史成果的动态性，也指理论资源条件的动态性。前者，指理论历史成果应当受到全方位、全过程的动态观照。例如，朱子学研究，是否应当属于闽南文化研究的范围？答案是完全肯定的。首先，朱子本人在厦、漳、泉各地有大量、重要的历史活动；其次，在朱子身后福建的朱子学主要思想家中，有一半以上为闽南籍学者或闽南籍学者门生；⑦其三，目前闽南学者有关朱子及朱子学研究的方法与观点，其科学性与开拓性都可能代表了朱子及朱子学研究的新方向。后者，指理论资源条件应当受到多元化的均衡的尊重与应用。在这方面，闽南及海外、台港澳三地和其他相关地区的闽南文化研究资源的全面、动态保护和合理应用，这本身就是一项重大课题。
（二）全球性。逐步、双向的国际学术互动，既使用国际学术标准与方法，亦创造具有国际意义的学术标准与方法；既应用有关国际学术成果，亦推介自己的学术成果到国际学术界，是闽南文化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三）实用性。理论的目的在于应用。闽南文化研究的每一步进展，都应当有应用考虑以至应用实施，特别是以国内、区域内多数民众为对象的考虑与实施。
（四）建设性的后现代性。一般来说，（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是对社会文明正常发展即发生论的中断和倒退。⑧但是，对历史做现代解读这种后现代主义的形式却是社会发展和理论发展的必经之道。因此，有必要在闽南文化研究中提出和实施“建设性的后现代性”这一理论概念。这一概念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方面，建设性，在内容方面表现在对历史进行发生学的而不是反发生学的现代解释。当然，这种发生学的解释，是更客观、更科学、更完整（包括物质与心灵）、更合理、更具前瞻性的解释。因此，是更高水准的我注六经，而绝非“六经注我”⑨另一方面，建设性，在形式方面，表现在文化建设的更持久、更实质性的广泛社会参与，如同中国民系（闽南）文化节暨第二届中国泉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节这样由众多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和各界人士及民众广泛参与的文化建设活动。建设性的后现代性，应当是闽南文化奉献给世界社会科学和世界文明的有实用价值的礼物。
三、闽南文化研究的三个层面与三个历史性机会
（一）思想研究：类文艺复兴先驱研究，为中华类文艺复兴成熟化完成理论建设的历史性机会。
１、人文思想，是一切文化发展包括区域性文化发展的主导，因此，思想研究，就是一切文化研究包括区域文化研究的决定性层面。
２、梁启超、林语堂在２０世纪初分别认为，中国也有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在西方文明史上被认为是中世纪与近代的分界，其核心思想为自然知识增进、古典学术复兴和更加注重人的个性。⑩文艺复兴似可认为具有全球普遍性，只不过各国文艺复兴和类文艺复兴，其存在形式不同（在欧洲，主要是文化艺术，在中国，主要是思想文化，等等），其核心思想基本是相同的。文艺复兴和类文艺复兴（即如梁、林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是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进步重大历史转换的关键历史时期。研究文艺复兴和类文艺复兴，特别是其代表人物的思想及其影响，研究文艺复兴和类文艺复兴的广益化（即其在社会各领域的成果转化和进步影响），对于各国各地区的文明进步即有特别重大的理论和社会意义。
３、可以初步认为：朱子和林语堂，分别可列为中国类文艺复兴的主要代表人物；朱子研究、林语堂研究是闽南文化研究、中华文化研究的核心性、关键性研究。
４、特别是朱子研究，对中华文化乃至世界部分地区文化具有重大思想文化意义，是闽南文化研究的核心课题。国内外学术界对朱子固然已有极高的评价，如说朱子理学思想体系的“博大精深，在中国思想史上罕有其伦……它规模最庞大、论证最细密，条理最清晰，代表了当时民族思维的最高水平”；⑾如说“在中国儒学史上，朱熹的作用和影响仅次于孔子”，⑿等等。但是，于朱子和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而言，朱子的更有历史价值的属性，即他很可能是中国类文艺复兴的原始阶段代表人物，则还未被证实和认识。如果这一属性可以认定，中华文化及相关的世界文化就有重新认识和改写的必要。从西方学者的朱子学研究成果，似乎更易于接近这一属性的认定。比如从美国学者田浩教授的考证严实、立论谨慎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对朱子重视仁的实践作用，注重历史进化与政治改革，“反对中国政治文化中日渐严重的独裁趋势”等思想文化特质的强调。⒀加上世所公认的朱子全面复兴古典学术、注重自然科学研究等思想特质，以文艺复兴的思想标准，认定朱子为中国类文艺复兴原始阶段代表人物，应当是名正言顺的。而朱子这一属性的不被认识，简言之，是中国类文艺复兴与文艺复兴不同，遭受了反复中断与扭曲而未成熟之故。而研究、批判这些中断与扭曲，似又可使中国类文艺复兴的历史文化价值超过文艺复兴，因为中国类文艺复兴的历史经验将因此对世界文明克服各种障碍、取得更广泛的进步产生远深刻于文艺复兴的影响。⒁
５、有理由认为，中国类文艺复兴研究，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基石。闽南文化以其内在特质在此研究领域开风气之先，是历史赋予闽南文化的最大责任和最大荣耀。
６、闽南文化的新朱子研究，即对朱子中国类文艺复兴原始阶段代表人物问题的研究，就是建设性的后现代性研究。因此，新朱子研究似应是包含“继朱、发朱、合朱、广朱、海朱”的各研究功能的科学系统工程。继朱，即继承朱子及其后学的全部思想文化遗产（当然包括对其错误的批判）。发朱，即发现、阐发朱子、朱学未被发现与阐发的类文艺复兴等重大历史文化内涵。合朱，即将朱学与朱学的反对者作融合性研究，过度的排他性，似为朱学扭曲与中断的内在历史原因之一，新朱子研究应纠正并自戒这种历史错误。广朱，即逐步实现由闽南文化之新朱子研究发端的中国类文艺复兴的成熟化、广益化历史进程。海朱，即尽可能同步或尽早实现新朱子研究的国际化。
（二）政治研究：反对极端民族主义的区域研究，为中国和平统一大业和世界和平进程建立文化事功的历史性机会。
著名美国国际战略理论家乔治·凯南在２０世纪曾经指出：“极端民族主义是不切实际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只关心自己的地位，却不顾所在地区人民的利益，他们所提出非常激进的独立主张所造成的混乱会使这些地区倒退到原始的落后状态。这是未来最大的危险。”⒂海峡两岸情势的发展基本证实了乔治·凯南睿智的论断。闽南文化研究应有同样的睿智参与化解这种未来最大的危险。这同样是历史赋予闽南文化的历史责任和荣耀。
（三）无意识文化研究或结构人类学研究：闽南社会文化研究，为参与“实现世界文明即保持其各自独创性的诸文化之间在世界范围里的结合”（《结构人类学》语）做出应有贡献的历史性机会。
现当代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研究原则——无意识文化研究（即不受主观影响而产生的原始文化状态的研究，包括习俗、习惯及相应形成的制度、信仰、心理等的研究，此为西方结构人类学及史学现当代最重要的研究原则与方法之一，其实，此原则与恩格斯的非意识形态化研究原则是一致的）。⒃对闽南文化研究而言，既是应当遵循和逐步实践的发展方向，也是闽南文化研究对世界文明做出贡献的途径和机会。闽南文化上自史前文化，下至现当代文化，无意识研究资源极为丰富，可谓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宝库中的重要部分。闽南文化的无意识研究，如在观念变革、整体规划、资源配置、科研组织协调、社会各方面配合、科学操作实施等方面进行长期、艰辛的努力，必然可为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奉献出美仑美奂的成果。
作者系漳州师范学院闽南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释：
①《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６１页。
②恩格斯：《反杜林论》（１８７６年９月—１８７８年６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３卷，第１５４页。
③恩格斯：《致弗·梅林》（１８９３年７月１４日于伦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５０１页。
④恩格斯：《致康·施米特》（１８９０年８月５日于伦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４７５页。
⑤笔者２００２年８月在内人参加中国教育学会中学德育专业委员会与《思想政治课教学》杂志社举办优秀论文评选的论文中加入了一段话：“就文化意义而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历史上‘左'的泛政治化（即意识形态化）的错误彻底划清了界限，为思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所有大文化包含的各领域文化因素的自由、充分、有益的发展拓展了最广阔的空间，这无论对于２１世纪中国文化或是世界文化的发展都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该论文已经获奖。
⑥同①，第３４２页。
⑦参阅高令印、陈其芳著《福建朱子学》，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⑧参阅［德］吉约姆·吕森《历史秩序的失落与重构》，胡传胜译：《学海》，２００１年第４期。
⑨参阅《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２、５、８卷。
⑩陆九渊的“六经注我”，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之所为，即“发生学的联系受到后现代历史著述的毁灭与否定”（参阅⑧），无论就形式与内容，过程与结果而言，倒是颇为一致的。
⑾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前言》，四川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⑿同⑨，第９卷，第５２２页。
⒀参阅田浩：《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⒁据拙撰《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讲义》，《导言》，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学年度在漳州师院讲授。
⒂拙撰《连战“内阁”透视》，《福建社科情报》１９９３年，第５期，第３５页。
⒃参阅［法］莱维·斯特劳斯著《结构人类学》第一卷。
原载：闽南文化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77－284页。
（福建侨联网
2004年5月31日 11:4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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