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人本是南迁的中原人与当地（闽南）的越人相结合者。今日的闽南人则因地而异；泉州、潮州、漳州等地的越人因人文与地理等相似，以至于今日的闽南语中的泉州、潮州、漳州等文化甚为近似。①中原人士南迁始自四世纪初晋朝永嘉之乱，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局，如南北朝、五胡十六国以至唐朝的黄巢之乱、五代十国、宋室南迁、太平天国等历朝历代的内战都是构成中华民族大迁徙的重要因素；因此，闽南人的形成是历史造成的。闽南人与客家人都可称为中国的犹太人，他们离乡背井、四海为家，远赴海外创业，在经济上成就非凡，尤其以东南亚地区最为突出。闽南人拥有儒家思想的民族文化资产，溯自南宋朱熹的闽南派以来，对闽南文化的影响甚巨。紫阳、龙山以及邺山等三个书院是朱熹讲学的地方，其中尤以漳州的邺山书院最具代表性（朱熹曾在漳州担任知府）。②新儒学中的濂、洛、关、闽四大派中，闽学的代表就是朱熹；新儒学即为理学，其主要精神在修身养性和爱人爱国。闽南人深受此理学的影响与传承，养成节俭、勤劳、守信、尚义等理性行为，这对于国家社会的经济发展均有深刻的影响，尤其闽南人离开家乡之后，更能感受到创业与理财的重要性，这是身在异地缺乏安全感，只有力求经济成就来保障人身安全，并提高社会地位。由于闽南人在海外的经济力量壮大，创造不少奇迹，也促使他们在东南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甚至足以左右侨居地的政局。③亚太儒家文化经济圈之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台湾等地区经济发展表现，充分显示儒家文化经济圈的定义，这在东南亚的华侨社会也可以充分显示出来。这个具体的意义与产业革命以后的西欧、北美等基督新教在经济发展以及国家现代化的意义上是相同的；在南欧、中南美洲的天主教国家就没有这么幸运，其理由是，天主教国家的宗教理念，多少与市场经济原则相违背的（这也说明南欧天主教国家的经济发展，无法与西欧的基督教国家相比较）。
二、闽南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闽南人之所以能够掌握经济发展的动力，文化因素是其中一个重要关键。④谈到文化的优劣性比较，应该可以从经济发展的状况得到一些结论。当然，这里必然强调的是，文化本身并没有什么优劣性，而各种不同的文化也应该给予相同的尊重，可是，不同文化所代表的不同民族性，其在经济发展上有明确的差异性：台湾闽南人的经济奇迹便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倘若菲律宾人或马来西亚人在台湾、是否能创造出以往台湾经济奇迹的经验，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凸显东南亚华侨何以能在经济发展上有独特表现的文化面理由，也说明基督新教地区之经济发展表现优于天主教世界的道理；⑤此外，大乘佛教北渐派地区的经济发展高于南顿派地区以及藏传佛教地区，都可以用文化的因素加以解释。文化宗教是经济发展的第三只手，这只手有其看不见的威力，它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⑥
闽南人在福建约有８００万人，在台湾约有１７００万人，在南洋约有１２００万人，若再加上世界各地讲闽南语的人口约有２００万人，统计全球将近有４０００万的闽南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潮州语系的人口。闽南人经济生命力之强大，充分表现在闽南乡侨所在的侨居地和台湾，更由于侨汇的因素，闽南人对侨乡经济繁荣的贡献也很大。⑦闽南之漳、泉、厦金三角是福建省经济的主力地区，自从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后，这各地区对于中国文化的复兴极为快速，更因侨资、台资的涌进，其经济发展也活力充沛，表现极其亮丽；这是外来的海洋文化（蓝色文明）与中国黄土文化（黄色文明）相结合，产生了经济发展的新生命力。
三、闽南文化中的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在闽南似可继续光大，儒家始自孔子，孔子整合、持续并创发周公的思想而自成一个体系，此乃中国文化的道统，这是中国人的智慧，也是世界的文化资产。中国历经战乱，各朝代不断兴替，但是此一道统始终屹立不摇，中华文化虽会在短期颠簸动荡，但终将回归正统。儒家思想是以“仁”作为出发点，基督教思想是以“神”作为出发点，但二者都是属于理学，在这一方面，他们是相通的，儒家重视科学。因此，儒学也重视物质的生产，儒家思想的“心物合一”论，也提供了可行的观点，如果说科学的发展必须重视伦理与道德的哲学意义，儒家文化对此并不偏废。⑧儒家思想的王道文化，也许在打天下有其不利性，若是“治天下”则王道永远胜过霸道，这也是中华文化永垂不朽的道理。
“格物”在《大学》的意义与《中庸》所重视的“尽物”之性相通。“格物”要先认识该物的属性（尤其要认清其科学性），进而发挥该物的价值；“来百工，则财用足”（《中庸》·二十一章），只要招徕百工，百业发达，经济自然发展，财政自然充裕，则是《中庸》重视的思想；《大学》有“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传十章）的藏富于民之思想。儒家思想强调德治的重要，所以《大学》有“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传十章）这充分传达王道经济政策的立基点，是以得民心之德政为主轴，然后财政可以丰足，这即是“养鸡取蛋”的理论。这个经济思想鼓舞了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闽南文化经济圈的地区。只要政府经济制度与政策方向正确，中国经济发展自然发展良好；换言之，扰民的经济政策则无法产生“养鸡取蛋”之功效，特别是“杀鸡取卵”或“竭泽而渔”的经济制度与政策，是不被有深厚儒家思想的中国人所欢迎的，这可从战后的中（包括台湾）、日、韩、港、星等地的经济实证得到答案。⑨
四、儒家思想中的社会主义
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一旦百姓生活改善之后，国人则有追求知识、教育的欲望，此乃不断促进国家现代化的主要动力；如此，当可使国家经济再起飞，社会迈向更文明，终至达到大同世界的理想境界。中国人从“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发展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发展过程，是百姓自动自愿，并非政府的政令或藉助租税而来的。北欧五国（瑞典、挪威、丹麦、冰岛、芬兰）是全球文明的社会主义天堂，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是藉着政府的经济力量达成的。北欧国家的政府把其国民从初生婴孩的摇篮开始照顾，一直照顾到死亡进入坟墓。他们百姓的一生被妥善的安排，这种机械化的社会主义生活，取代了家庭伦理和人生价值，北欧国家社会自杀率高，酗酒和吸毒的状况特别严重，不是没有道理。
东西方社会主义的方向完全不同，西方基督新教的世界是从私人经济发展到政府经济的社会主义，而东方儒家新教的世界则是从政府经济发展到私人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二者是非常明显的对照。⑩换言之，东方儒家思想重视人伦的社会主义，而闽南文化与儒家思想是相辅相成的。然而，闽南的儒家文化历经时代的变迁，难免产生异化现象，这使闽南文化步上庸俗性的困境。世俗性的闽南儒家文化可以促进国家的现代化，而庸俗性的闽南儒家文化则将带来现代化的灾难。在还没有达到文化调和的理想境界之前，当前闽南文化正面临中国黄土文化与西方海洋文化的重大冲击，闽南儒家文化何去何从，值得知识界深思。
作者系台湾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兼院长、经济学博士
注释：
①Ｗｅｉ，Ｗｏｕ，“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Ｆｕｊｉａｎ：Ｇａｔｅｗａｙ
ｔｏ Ｔａｉｗａｎ，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Ｏｘｆｏｒｄ，Ｅｎｇｌａｎｄ，１９９６，ｐｐ．１－２９。
②同前。
③同前。
④魏萼：《中国国富论》（经济中国的第三只手），台湾时报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０１—２３２页。
⑤Ｎｏｖａｋ，Ｍｉｃｈａｅｌ，Ｔｈｅ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
⑥Ｗｅｂｅｒ，Ｍａｘ，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 Ｅｔｈ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８。
⑦同①。
⑧胡适：《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胡适与中西文化》，台湾水牛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５—６８页。
⑨魏萼：《中国国富论》（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国富论），台湾时报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５—６８页。
⑩Ｆａｎｆａｎｉ，Ａｍｉｎｔｏｒ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Ｓｈｅｅｄ＆Ｗａｒｄ，１９８５，ｐ．１５９。
原载：闽南文化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89－202页。
（福建侨联网
2003年12月22日
15: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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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