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亦园（台湾） 李少园
最近，泉州文化和闽南文化的多元一体特质，已成为各方瞩目关注的焦点。在“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研讨会中，许多学者就此发表了精辟的见解。会上，李亦园提出如下看法：“我们汉民族从中原南下，逐渐与古老的闽越人通婚融合，不但把汉文化传递给南岛系的闽越人，同时也从他们那里学得很多与海洋航行有关的文化，形成一种混合融入的文化特质……这种传统大陆文化加上‘海洋经验’所形成的‘海洋心胸’或‘海洋性格’，就是心怀四海，喜爱接触远方的事物，乐于与别人交换观念与物品，而且愿意与不同风俗的人结交朋友，平等互惠地交往”；①又说：“到近代，更形成一批一批的‘华侨’在东西洋各地进行通商贸易，而积累了不少财富。但是他们对海外的地域从来没有领土与政治野心，他们对待海外交易接触的对象，都以伙伴态度视之。同时能够接受别人不同的文化习俗，甚至能够欣赏采纳之，而巧妙地与自己的文化结合得很自然。这种兼容并纳而又能‘美人之美’的特质，表现在泉州各种有形无形的文化上至为明显”。“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而泉州的海洋文化性格应该就是这种多元一体传统中更明显而突出的例证。”②本文拟以上述理念为架构，只就文学领域的华侨诗词作品及其创作背景，作具体的微观研究。泉州和闽南是华侨最早出现的著名侨乡，华侨把独具包容性和开拓性的闽南文化带到所在国，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华侨文化百花园。其中抒发华侨心声的诗词作品则是园中的一朵奇葩。若能以在异文化气候中绽放的华侨诗词来返观、比照闽南文化的多元一体特质，其观摩体察，可能会更明晰更客观更有意义。我们兄弟也是菲律宾侨属，亦园到过马来西亚、沙捞越侨社田野调查后曾写过华侨研究专著，少园则因教学和个人兴趣阅读过不少华侨诗集诗作。由海峡两岸的同胞手足来共同探讨这一课题，也许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一、闽南多元文化传播交流的载体和见证
首先，闽南海商与华侨的出现，本身就是闽南多元文化的产物。闽南多元文化的“海洋性格”，即“心怀四海”，“喜爱到海上航行”。华侨甘冒风涛，投荒万里，“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近者岁一归，远者数岁始归，以异域为家”，③谓之“过番”，其乐于冒险放洋出海的精神，为其他地区居民所罕见。
其次，是华侨把体现着中华文化光辉的传统诗词创作，带到了海外。永春旅菲桂冠诗人郑鸿善所编《菲华诗选全集》陈烈甫序云：“至明清两代，去国南渡者，帆樯相望。逊清末年，乃有文人学士南渡，吟咏之风，亦随萌芽于侨社”。他们结社唱酬，在洪荒异域，开辟、浇灌出一片汉家气息浓烈的文化绿洲。他们的诗作记录下华侨开拓南洋的光辉业绩，成为闽南多元文化传播交流的见证。
１、物质交流是文化交流的先导
禀承闽南文化的“海洋性格”，先辈华侨，冒险到海外贸易、谋生。当他们初抵异域时，对异国的风物习俗，作何感受？和异民族异文化又是如何交流的？面对不同的民情风俗，自然环境和迥异的语言，他们感到陌生和诡异：
垊晋云千里，华洋月一渊。
鸟面夷言岛，蛮花犭乞草天。
（汪煌辉《寄四山马伦赴》）
尽管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鸿沟和隔阂，华侨还是善于和人平等互惠地交流观念、交换物品，表现出善于贸易的才能。物品的交换，贸易的互通有无，是文化交流的先导：
中国海南重洋东，菲宾群岛星罗空。
时有贾舶来中土，以有易无声气通。
（吴普霖《侯将军歌并序》）
宋代期间，菲岛尚处洪荒时代。华侨带来了中华先进文化，把各种先进的生产方法，无私地传授给当地人民，大大促进了当地经济开发的进程，为当地社会的发展立下了功绩：
教以纺织教陶冶，教以筑室教桑农。
舍己耘人劳勿怨，灌输文物立奇功。（同上）
又如“明洪武十二年（１３９５年）国人沉邦来菲岛，教菲人以椰子酿酒，即今之‘土巴酒’”，诗曰：
沈郎佳酿久流传，管领糟丘五百年。……
为听青州谈往事，始知文物被无边。④
诗人从五百年前华侨教给当地人民酿椰子酒技术的“往事”，看到辉煌的中华文化风物“泽被”海外异邦无数百姓的功绩。
当然，中外文化交流是双向互惠的。域外异族的习尚、语言和物产的传入，也成为闽南多元文化不断发展的推动因素。泉州侨乡建筑文化中特有的型式“番仔楼”和中山路“骑楼”就富含番客从南洋带来的异国风格和情调，闽南方言词汇也因为输入许多南洋外来语而显得更加丰富多彩。惜乎文人雅士均不屑以入诗。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有一本名叫《番薯杂咏》的华侨诗歌专集在泉州流行，书中１９７首诗是曾旅菲的泉州清末进士吴增专为由菲律宾传入的番薯而创作的。番薯，原产北美，明万历间经菲岛由多人多种途径传入，故名之曰“番”。传入泉州为万历甲申（１５８４年），传说由闽南华侨把薯茎夹入船缆中私带出境。此物耐旱高产，适宜于闽南丘陵沙地少雨地区种植，成为侨乡当年主食。“乡民活于薯者十之八九”，⑤吴增出于对国计民生大事的赤子之心，细写番薯的来历品种和对中土民生的贡献，成为中外文化双向交流的宝贵见证：
印度棉花唐始传，堪人纺织胜丝绵。
如君来自朱明季，屈指未经四百年。⑥
２、“敢为天下先”的开拓勇气和战胜逆境的创业精神
华侨为生活所迫，相率出洋“过番”，“趁吃”（谋生），岂料番邦居大不易，受尽西方殖民者的盘剥迫害。“橡胶烟草和泪栽，银液金沙杂汗血”。华侨诗人悲愤填膺，“大笔淋漓，悲歌慷慨”，写下“先侨荜路褴褛，茹苦含辛”的“艰辛行役”：
中国男儿意气雄，千里梯航来作客。
垦荒拓殖不辞劳，为牛为马供形役。
（杨虚白《侨艰吟》）
这种作牛作马的悲惨处境，在侨乡方言民歌中也有朴实生动的反映：
唐山无头路，相招过番邦。
番邦歹趁食，无去不知空。（底细）⑦
唐山家乡生活艰难，谁知“番邦”“趁食”所遭受的苦难，不是亲身经历，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只有克勤克俭，艰苦度日。侨乡民歌《番客歌》以方言唱道：
唱出番客有只歌，流落番邦无“投活”（无奈何）。
离父母，离某子，为着生活才出外。
亲象孤鸟插人群，做牛做马受拖磨。
咱厝某子一大拖。勤勤做，“姆甘”（舍不得）“开半瓜”（花半个铜板）⑧
又有一首“我的祖家在唐山”：
我的祖家在唐山，过来石叻（新加坡）烧火炭。
暂倚店口卖土豆（花生），也去菜市卖豆干。⑨
由于华侨的辛勤劳作，侨商的善于经营，中外文化交流结下丰硕成果。“先侨披荆斩棘，辟草莱为廛肆；沐雨栉风，化荒甸为绿洲。华侨参与发展之功，殊不可没”（《菲华词选全集：郑鸿善序》）。菲华《籁社》社长、晋江籍王新秀则以诗为证：
宏宇矗地立，高楼入眼丽。
焕然一番新，功在我华裔。
（《纪游自飞宿务》选自《菲华诗选全集》第９８页。）
七尺男儿走天下，志在四方业为先。
（晋江华侨施子清《示细狗》）
“中国男儿意气雄”，“梯山航海，万里投荒”。华侨诗人热情颂扬闽南华侨“心怀四海”，以“爱拼才会赢”的毅力，不避艰险，在逆境中负重奋进，充分展示了闽南多元文化孕育出来的“敢为天下先”和坚忍不拔、开拓进取的人文特质。
３、美人之美，与异文化水乳交融
闽南华侨在与异民族相处中，总是以其特具的“海洋心胸”能够“美人之美”，乐于接纳异文化。金门籍菲侨李明堂在《吊屈原》诗中云
旷观上下五千年，横跨环球九万里。
李杜韩苏是吾师，荷马但丁堪仰止。
既为古老灿烂的中华文化而自豪，也由衷地表达了对西方异文化精华的景仰。吴普霖以《中山黎萨合咏》为题，歌颂中菲两国民族解放斗争中两位伟人为“并世长材同出处，弟兄四海况比邻”。当菲岛建立起壮观为中国公园时，杨虚白衷心欢呼祝愿“中外一家唇与齿，共维亲善百千春”。
潘受则以“久矣华巫契，浑然水乳情”歌颂马来西亚华、巫两族之间亲密无间的和睦关系。
这种水乳交融的文化契合，在共同的命运和同仇敌忾的斗争中得到发展和升华。泉州前清举人陈仲瑾旅菲时，１９４０年遇日寇入侵，在《避难感怀》中控诉日寇罪行，直斥日寇为中菲人民的共同敌人：“疮痍满目谁为厉？夷夏伤心共此仇”。晋江蚶江菲侨王礼志更站在民族解放革命斗争潮流中互相支持的高度指出：中国侨民与黎萨并肩作战流血牺牲，已经把中菲的革命斗争融为一体了：
革命潮流水乳融，革命声气相感通。
（《黎萨纪念碑》）
４、闽南“文化大使”在文化交融中的重要作用
亦园在上述论文中曾称赞阿拉伯蒲氏家族、锡兰王子等定居泉州的异族风云人物扮演“文化大使”角色的深刻影响。无独有偶，在菲华侨民中，也出现过不少同样推动中菲文化交流融合的英雄人物。他们是：明万历间英雄林凤、菲律宾民族解放斗争领袖、国父黎萨、为菲国解放而战斗不息的王彬、抗西抗美的战斗英雄侯甫鲍将军等。
林凤，一说“泉州巨寇林国显之族孙林阿凤”（见王少平《菲岛游记》），１５７３年率部从数千，船舰６２，战士水手各２０００，妇女１５００，技工农人数百，各携牲畜，农具种子往菲，足见其目的是定居开发。后来向西班牙殖民者所占领之尼拉进攻未果，得土人所助，筑堡屯兵，又为西人所败。传说林凤一夜凿长壕十里，驾舟遁海，不知所终。长壕即成今之林阿凤运河。所率男女逃入山中与土著杂处，开发山区。今该地有夷吾族者，均为其后裔。菲侨感其开拓异域之壮志，多赋诗凭吊称颂。吴普霖还连吟四首，并有长序纪其盛，景仰赞许之情，溢于言表。
一战功亏再战沦，英雄成败判经旬。
蛟龙岂是池中物，万顷沧溟浩荡身。
现代菲律宾的缔造者黎萨所领导的菲国人民反抗殖民者的斗争，同样赢得华人社会的支持和拥护，许多华侨还直接参与战斗，用鲜血凝结成革命的友谊。２０００年，经菲政府查证，确认黎萨是晋江罗山镇上郭村华侨柯南哥的五世孙。当时在任菲国总统曾亲临上郭村为中菲人民共建的黎萨广场奠基。黎萨这一英雄人物的光辉事迹最典型地反映了闽南华侨“文化大使”在两国文化交融中的重要作用。为此，闽南华侨创作了大量诗篇予以热情歌颂。晋江柯子默《黎萨纪念碑》云：
但愿国魂醒，一死岂足惜。
慷慨就义日，头颅不虚掷。
李明堂深受黎萨用菲语创作的著名《狱中诗》中革命精神所感动，为使其在侨胞中得到更广泛流传，便用华文翻译成五言长诗。该译诗用第一人称抒写诀别热爱的祖国的情怀，激情澎湃：“别矣吾爱岛，太阳所眷顾。拼将憔悴身，欣然献于汝”。准确地表达了黎萨成仁取义的献身精神，在全菲广为传诵，成为中菲文化交流的盛事与佳话。
泉州清濛人王彬，为旅美巨商。他舍弃家业，投身菲国民族解放斗争，倾家支持革命事业，其商店也成为秘密联络点。被捕坚贞不屈，出狱后仍继续坚持斗争，最终英勇就义。菲国人民感念其伟大人格和贡献，将其商店所在街道妥加保护，并命名为“王彬街”。杨虚白在《王彬纪念碑揭幕》一诗中曰：
丰碑屹立妙传神，华裔王彬塑像新。
事业动名千载誉，中菲物望一家亲。
南安菲侨侯甫鲍将军是众多参加菲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华侨英雄的突出代表，他在山区与菲人并肩战斗，作战英勇，无战不与，累功至准将。为支持革命斗争，他还秘密下山向华侨募得巨款资助革命军。胜利后，美国入侵，他又投身抗美斗争，成为抗西抗美的双重英雄。但他不为名不为利，最终与所爱菲女偕隐林泉。对于这位“楚材晋用拔英雄”的传奇性人物的遭际，吴普霖在《侯将军歌并序》中，万千感慨道：“解甲来归嘉美地，如鱼得水欣相逢。口碑自足传千古，青史何曾有至公”。
二、以大陆的中华传统文化为依归
尽管闽南文化是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揉合融汇的结晶，明显地展示出海洋性格的文化特征，但追根究底，闽南文化毕竟是中华文化的一派支脉，其根蒂终究仍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依归，这在华侨诗词中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１、体现了中华文化伦理道德规范的传统价值观
年深外境犹吾境，日夕他乡即故乡。
朝夕莫忘亲命语，晨昏须荐祖宗香。
（佚名）
虽然长年滞留在海外，外境吾境，他乡故乡，似已模糊。但侨亲们仍时刻不忘乡邦亲人，着意敬祖归宗，认同大家都是炎黄裔后。翻开华侨诗集，扑面而来的是情牵家园，心怀故国的缱绻深情。
江城日日咽悲笳，更值春来苦忆家。
一树刺桐红似火，窗前偏着故园花。⑩
“自笑不如梁上燕，一年一度一归巢”。家是巢，家有高堂慈母，有当年依依相送的妻儿，有手栽的花树。
海国栖迟负倚闾，传经说剑计全虚。
昨宵归梦何时续，慈母灯前课读书。
（梁披云《归梦》）
晋江侨乡民歌，在描写华侨去国离乡送别的情况，虽然朴实无华，却别有一番细腻深情：
送君送到五里桥，吩咐我君“着穿烧”。（要穿暖和）
此去一丈差九尺，照顾我君勿得着。⑾
栖迟海外，归梦难续，惟有盼望家书常寄，以慰远思。然而，难得的家书，却又勾起天南游客更深的无奈与凄楚：
家书遥报菊花开，争奈天南客未回。
秋色料应人共瘦，晚香犹记手亲栽。
（李根香《内人书来谓家园菊花盛开》）
家书（闽南话谓之“批”），即使寄得再多，也唤不回“番客”的归来，止不住“番客婶”相思的泪水。惠安侨乡民歌中有一首华侨夫妇隔海对唱的歌词，情深意切，扣人心弦：
妇：批（信）纸一刀过一刀，寄去吕宋给我哥。
我哥紧去着紧倒（返），不可放煞唐山你娘（妻）苦流落。
夫：批纸一张过一张，寄去唐山给我娘。
我娘心肝不窗（可）想，批纸目屎湿会溶。⑿
华侨中的劳动阶层未必能诗，他们把发祥于泉州、以方言演唱的南音（弦管）视为故乡故园文化的象征，组织音乐团体自发传唱，以寄托那刻骨铭心的思亲怀乡之情。其中名曲《远望乡里》的唱词“远望乡里，举目何处是？见许层峦迭嶂，盼我家山，隔在白云里”和家喻户晓的《陈三五娘》的唱词“年久月深恶居止，我艰苦三年，受尽包羞忍耻，我卜早归于故里，我卜早早返去乡里”，侨亲们每当相聚弹唱，触动漂泊落难的身世和思乡情结，都会泪流满面。新加坡著名南曲团体湘灵音乐社创始人泉州丁马成，一生热爱推广南音，以中兴南音为己任。他以闽南方言创作出《归里思亲》、《游子知归》、《母亲》等“新南音”词曲三百多首，无不体现了爱家爱国、孝敬父母的拳拳赤子之心。如《拜墓曲》：“年年初一祝高年，初一今年哭墓前，同是花生糖果酒，慈颜早已隔云天，娘亲啊！应答我，是否还有压岁钱！”⒀又如《井水情》云：“知恩报本，落叶归根。倦鸟也知夜还林，梦思故里度晨昏。落拓他乡客，常怀故国春。”⒁在他的词曲内，祖国情、母子情、夫妻情都是那么真挚深沉，感人肺腑。
异域星霜，半生羁旅，却依然情系家园，心念高堂，眷恋妻儿，至死靡他。华侨诗词从一个侧面表明了闽南多元一体文化的核心仍然是中华文化中关于祖宗、家庭、婚姻等伦理关系的优秀道德规范。
泉州和闽南是台湾同胞的主要祖籍地，台湾人口的大多数是闽南移民的后代，两岸血缘，同根相连。泉籍台北女诗人龚书绵把这种血浓于水的关系比喻为“泰岱玉山原一脉”，仙游籍的台胞林恭祖在欢迎泉州刺桐吟社诗友时则唱道：“宾主今宵同赏月，闽台自古不分家”。
从文缘上看，大陆文化与台湾文化，犹如“根”与“叶”的关系，密不可分。因此台湾同胞具有强烈的寻根认祖意识是一种必然的文化现象，亦园曾著文指出，大陆文化是台湾文化的“母体文化”，对“母文化”的向往、依恋和追寻，是数百万台湾居民掀起到大陆寻根探亲热潮的文化根源。这种代代相传的对母文化的眷恋，体现在诗歌中，便是对故土故园的深沉怀念。台北中华汉诗学会会长吴剑峰欢迎故土诗友的诗句“他乡寻梦家千里，故土情缘水一涯。”最准确地表达了台湾同胞对故土故园情牵梦萦的思念，８７岁高龄的泉州去台同胞宋子岑则以一首七绝，表达出“叶”对“根”的无限深情：
去国五旬人已老，思乡每念水之源。
杜鹃旦暮啼声急，落叶归根是故园。
２、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爱国精神的浩然正气和可贵的民族气节亲情和乡愁只是个起点，海外诗人并没有沉溺在悲怆的个人感情宣泄之中，而是跨出狭小的家园故里，把关爱投向神州大地，故国风霜。
明月他乡夜，长如不眠何？
家贫无足道，冻馁满山河。
（王道《明月》）
华侨诗人身居异域，却关切着故国的军阀混战，民生多艰。“１９２０年，粤军许崇智率军自安溪入安海抢劫、杀害百姓”。安海华侨俞少川闻知此讯，即赋《家乡兵祸有感》一诗云：
传闻兵革起萧墙，满目疮痍遍故乡。
寄语群雄漫角逐，好留热血喋边疆。⒂
在中华民族遭受异族入侵之际，台胞和华侨表现出可贵的民族意识，他们借凭吊历史英雄人物，寄托爱国情怀。而闽南华侨和台胞歌颂郑成功驱荷复疆的诗歌尤多。
恰好在１００年前（１９０４年），曾以“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诗句痛斥李鸿章割台卖国的台湾著名爱国诗人丘逢甲，就有一首热情歌颂郑成功消灭外国侵略者的诗作：
谁能赤手斩长鲸，不愧“英雄传”里名。
撑起东南天半壁，人间还有郑延平。
（《有感书赠旧书记》）
诗歌以郑成功驱荷复土的英雄业绩自励，表达了自己决心赶走日寇，恢复故土台湾的宏图壮志。
潘受在《台南谒郑成功祠》一诗曰：
藤牌子弟有攘除，未许牛皮窃我居。
篙目城中孰天下，奋髯海外王有余。
至今教化犹垂世，能几英雄肯读书。
哭庙儒酸先痛革，青衣早已付焚如。
此诗歌颂郑成功识破荷兰侵略“暂借牛皮一席地”的诡计，奋起带领闽南子弟兵，以“藤牌奇兵”的巧妙战术，战胜荷夷的英雄气概。诗人希望郑成功的民族大义能“教化”后世。但是，在英雄几经奋战才得以收复的台湾岛上，几个民族败类数典忘祖的行径，令正直的台胞面对英烈，痛心垂泪：
三百年前逐荷夷，国人奉祀延平祠。
于今后裔多忘祖，感慨无穷涕泪垂。
（高雄移居加拿大、泉州宋子岑《台南延平祠怀古》）
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寇铁蹄踏遍秀丽河山。海外凡我族类，不分老少，纷纷回国，奋起抗日。
怀归鬓纵三分白，许国心犹一寸丹。
蛇纵横宁可忍，河山破碎岂能安。
（梁披云《北归有日感作》）
许多华侨志士毅然投入所在国的抗日斗争，印尼侨领先烈黄周规，积极参加陈嘉庚领导的抗日活动，任印尼“抗日筹赈会”主任，１９４２年被日军追捕入狱，受尽折磨，坚贞不屈，壮烈牺牲，其《狱中有感》的诗，铁骨铮铮，威武不屈：
敌境存身事本难，豺狼猖獗夜漫漫。
凛然正气谁能屈，无愧神州心自安。
在菲律宾，成千上万华侨青年，组成“华侨义勇军”，直接参加对日寇战斗，许多汉族健儿，取义成仁，血洒异邦，体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菲宾遍地血腥痕，大汉健儿报国恩。
可怜院口花园地，遍葬华侨义勇军。
（郑鸿善《吊华侨义勇军成仁同志》）
石狮永宁旅菲侨亲先烈黄念打，积极组织抗日活动，被选为“抗敌委员会”委员，被捕后英勇不屈，１９４２年与其他八位抗日侨领被杀害于华侨义山。杨虚白《悼抗敌会九烈士并序》一诗云：
好男儿，推九烈。赴国难，殚精力，坚同仇，誓反日……
睢阳齿，常山舌。伸大义，存忠烈。千载后，难磨灭。
全诗秉承文天祥《正气歌》的民族精神，情辞激越，正气凛烈，一字千钧。
在民族危难之际，闽南华侨诗词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爱国精神和高昂的民族气节，说明了闽南文化仍然是以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意识为其精神支柱。
３、重视华文教育，承传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
闽南海外华侨清醒地认识到，保存、传承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与异文化交流的前提。为使本民族文化在客地不致被淹没以至消亡，许多有识之士大力倡导发展华文教育，为争取华文教育的合法地位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倾家办学的陈嘉庚万众景仰，印尼黄周规赞云“南岛光荣属老人，倾家与学性情真”、“足迹天涯高气节，关心国事薄风尘”。⒃此外还传颂着许多华侨散金办学的义举盛事。厦门旅菲先辈陈谦善首开“兴学育材”之风气，“为华侨首立百年之基业”，其族人陈丹初为长诗以纪盛：
首散黄金筑簧宇，从此华侨识华字。
华侨识字千万人，国性保存先生畀。
又如南安潘葵村在菲创办之曙光学校为日军焚毁，他在《怀曙光学校诸生》一诗中云：
育才最乐师轲圣，爱国深情慕放翁……
百千学子悲星散，无复弦歌播国风。
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孔孟的圣贤之道和“但悲不见九州同”的陆游至死不渝的爱国精神，他悲痛的是学校被毁，不能再传播孔孟之道了。老一辈华侨眼见第二三代的故国观念日趋淡薄，强烈呼吁加强民族意识教育。参与创办新加坡大学的潘受在《南园二首》诗中，对青少年肩负继承中原文化寄予厚望：
绝学搜遗绪，高歌望少年。
河汾多俊义，会画在凌烟。
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大陆文化通过闽南移民移植到台湾。明清以后，郑氏开发台湾，建立孔庙，创设府学、县学，特别是在香社设立“土香义学”，聘请大陆儒家学者赴台任教，实行大陆的科举制度，造就大批儒学之仕和优秀人才，大大加快了大陆文化在台湾的传播。最终，使中华文化成为当今全台湾的主流文化。这一直是两岸学者的共识。台湾已故著名诗人黄锭明曾赋诗歌颂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对台湾同胞春风化雨般的涵化作用：
曾沾化雨沐春风，浩荡深恩感靡穷。
海滨才调归泉郡，洙泗文章出鲁宫。
正如旅美学者余英时在《钱穆与中国文化》中所说：“文化对人有‘安身立命’的功能，个人想寻求精神的归宿，仍舍文化莫属。离开自己的文化本土，纵使在物质上空无所有，在精神上仍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他们凭着这些文化资源，才能在新土上重建基业。”华侨倾家散金、兴学育材，目的就在于“存国性”、“播国风”，也即保存、传承以洙泗弦歌、河洛遗绪为标志的中华传统文化，在异域“新土”，寻求“安身立命”的“精神归宿”。闽南华侨诗歌以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反映了这一强烈的愿望。
三、文化融合和儒家的“大同”理想
闽南文化哺育出来的“海洋心胸”，使华侨乐于欣赏和接纳异族文化；同时传统文化的熏陶又使他们始终奉中华文化的内核儒家思想为圭臬。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能与贤，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谓大同。”所以，当诗人们在盼望世界各民族不同文化互相融合的美好前景时，总是将其纳入“天下为公大道伸”的儒家大同终极理想之中：
试思儒佛本歧异，亦可水乳交冲融，
兼善兼爱推恩耳，大道极致为大同。
（潘受《南洋大学开办》）
再看清末民初著名诗人柳亚子１９３５年赴南洋为抗日筹款时书赠在菲家父李根香的诗，其中有两句：
难忘民族有英雄，林凤当年唱大风。
他日车书终混一，未须种族辨西东。
该诗大胆而客观地把为促进中菲文化融合作过巨大贡献、具有深远影响的林凤作为民间英雄人物予以热情歌颂，并以儒家思想推而广之，表达了对全世界能够不分东西文化差异，共同走向“书同文、车同轨”的“大同”理想的憧憬。柳亚子虽不是华侨，但与众多华侨交往甚笃。他这首赠诗，准确地道出华侨诗词所体现的闽南文化“多元一体”的特质。
结 论
一、自古南下的汉人传统大陆文化与闽越人的海洋文化融合而成的多元闽南文化，其特质为心怀四海，乐于与别人交换观念和物品，善于欣赏采纳异文化并与自己的文化结合得很自然。也就是在与异文化相处中能够“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突显出兼容并纳的包容性与冒险创业的开拓性。
二、闽南文化是闽南华侨文化的母文化。闽南文化的多元一体性在闽南华侨诗词中得到艺术的再现。闽南华侨诗词是闽南文化在海外传播交流的载体和见证。
三、华侨的出现本身就是闽南海洋性格外化的结果。先侨甘冒风涛，投荒万里，历尽苦难，辟草莱为廛市，化荒甸为绿洲，把先进的文化与生产技术传授给异邦人民，为所在国的社会发展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闽南华侨诗人饱蘸血泪，大笔淋漓，写下了史诗般的华侨斑斑血迹和歌哭心声。一部华侨诗歌史就是一部异文化之间的由隔阂磨合，进而接纳共处，最终臻于乳水交融的双向交流史。
四、华侨既为古老灿烂的本民族文化而自豪，也衷心景仰异文化的精华。因此，闽南华侨诗词中涌现了许多歌颂两种文化之间建立的“唇齿一家亲”、“浑然水乳情”的亲密关系。而共同的民族心声和致力于异文化交流的“文化大使”，又把这种关系推进到革命运动互相支持的新境界。
五、闽南华侨诗词显示：华侨长年身处异域，却能情牵高堂妻儿，心念家园故土，足证儒家传统文化中关于祖先、家庭、婚姻等伦理观念，仍然是其潜意识中的无上圭臬；而在民族危难之际，华侨高昂的爱国精神表明，传统的民族意识仍然是其精神支柱；许多有识之士以承传和发扬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华文化为己任，他们兴学育材的义举说明，以河洛遗绪、洙泗弦歌为标志的儒家思想，被他们认为是在异域“新土”“安身立命”的精神“归宿”。
六、儒家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华侨诗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中华文化与异文化的交流融合，纳入儒家“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世界大同理想的憧憬之中。柳亚子书赠家父的墨宝准确地道出，儒家“大同”理想是华侨的终极追求。而闽南华侨诗词则充分体现了闽南文化的“多元一体”特质。
七、中华传统文化，数百年来，经由闽南文化，传播延伸到台湾，而最终确立其当今台湾主流文化的地位，闽南文化与台湾文化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大陆传统文化涵化出来的地域文化，犹如泰山玉山，原出一脉。台湾同胞不可阻遏的寻根意识和思乡情结，都是对“母文化”无限眷恋和感戴的外在表露。
作者李亦园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李少园系泉州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
注释：①、②李亦园：《释论“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之内在文化意涵》，２００２年“第一届‘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节”主旨演讲。
③（明）李光缙：《景璧集》卷四《史母沈孺人寿序》。
④郑鸿善编：《菲华诗选全集》第２８页，吴普霖：《土巴酒》，中正书局，１９８７年。
⑤龚泳樵：《亦园胜牍》，皆引自闵宗殿《海上丝绸之路和海外农作物的传入》，《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０７页。
⑥吴桂生：《
养和精舍诗存》，泉州新闻出版办公室内书１３号，２０００年７月版，第８页。
⑦、⑧、⑨、⑾、⑿落陀：《泉南杂录·侨乡民歌》，泉州教育印刷厂，１９９１年版。
⑩李根香：《春日偶成》，载《春蔬楼吟草》，泉州刺桐吟社编印，第７１页。
⒀⒁转引自《丁马成南音作品评论》刘春曙《先贤西去功业永存》，新加坡湘灵音乐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２月版，第４６－４７页。
⒂郑炳山：《李清泉先生爱国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引自《泉州华侨史》第四辑。
⒃黄规周：《访爱国老人陈嘉庚》，转引自《泉州华侨史》第５辑；郑炳山：《参加辛亥革命广州起义的华侨有多少》。
原载：闽南文化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73－189页。
（福建侨联网
2003年12月16日
15:5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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