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丙仲
明末清初，闽南文化呈现出一片异彩，是闽南文化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篇章。
唐宋以来，福建的教育渐次得以发展、兴盛。明代全国各地州县皆设有府学和县儒学，书院也获得官学的同等待遇。此外，社学也普遍创立。据明何乔远《闽书》、和同治重刊《福建通志》等文献所载的资料统计，闽南泉、漳两地分别有９所、２５所书院，社学也分别有７７所、１００所。书院和社学的数量比同时省会福州的要多得多。这些教育机构以讲授《四书》、《五经》的朱子注解为主要内容，造就了一大批科举人才，整个明代福建共有进士２４９５人，闽南地区就有８９２人（其中泉州５８６人，漳州３０６人），占总数３５.７５％。全闽举人总数２６９２人，泉、漳两地的总和占总数３２.３４％，闽南文化之葩即植根于这片文化教育十分兴盛的沃壤上。
福建是南宋朱子学的发祥地，闽南地区尤以曾经“朱子过化”而自豪。元、明两代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推崇和提倡，程朱理学被视为正学，成为一统天下的主导思想。明嘉靖以后，随着国势由盛转衰，尤其是王阳明学说一时盛行，朱子学的社会基础受到动摇，走向低谷。惟独福建一省依然是朱子学的天下。有明一代，闽南文化蒙上朱熹义理之学的幽光。
在何乔远的《闽书》中，作者称赞泉、漳两地之民不但“入海贸夷”、“开山种畲”，连儿童都懂得诵读，“声闻于达道”，士人多读书，“士挟一经，亻免首鉥心”，且“娴于文辞”，“斌斌有文，翩然意气，而多自贵于千秋之业”，也就是说明代闽南两地的文风已盛，读书君子颇多，社会的文化含量相对较高。
实际上，自嘉靖以后，尤其是明后期天启、崇祯乃至南明时期（清初），明封建王朝已经危机四伏，内外交困：（１）封建朝廷内部腐朽没落，矛盾重重；（２）东南沿海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尖锐，海盗海商兴起；（３）阉党乱政，党社纷争；（４）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爆发农民起义；（５）清兵虎视眈眈，伺机入关；（６）西方殖民势力不断前来骚扰。整个社会发生了动荡。从天启年间到南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４０余年，社会都处在这种剧烈的动荡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期间，闽南地区却出现了一批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诸如民族英雄郑成功、富有民族气节的理学大师黄道周、著名书法家张瑞图和黄道周、开创明清肖像画法的曾鲸（波臣）、著录海上贸易和中外关系史重要文献《东西洋考》的作者张燮等。其他与之有关系的人物，如明末闽南海商及郑成功家族和众多僚友以及对闽南文化有着影响而非闽南籍的朱舜水、张煌言和隐元和尚等等，都是这段时期活动在闽南地区的著名人物。可以说，明末清初是该地区人才辈出的时代，闽南文化有着如此绚丽的色彩和丰富的内容，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郑成功复台之后，清康熙二年（１６６３年）清军占据厦门。其后发生“三藩之乱”，闽南地区战火频仍。经过清军的攻掠破坏，又受到清初满洲统治者对思想文化的专制压迫，闽南文化走向萧条，直到乾隆年间才恢复生机。本文对明末清初促使闽南文化发生变化的因素试作初探，认为当时的闽南文化至少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１）东林党精神或思潮的影响。文人结社是中国文士的传统之一。明嘉靖年间大江南北以及山、陕个别地区的文人社集很是繁盛。及至万历、天启两朝，文人社集发展成为社党势力，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当时“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①是为主要的社党。东林党人提倡人格，关心当世之务，勇于与阉党作斗争，备受迫害而坚持抗争的精神，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值得肯定的。从方志和史乘的人物传记中，我们发现在明末党争的过程中，绝大部分闽南籍的官员都站在东林党的立场，或者就是东林党人。诸如万历年间入阁当政的东林党人中就有与闽南关系密切的福清人叶向高和晋江人李廷机。崇祯朝“五十宰相”中，张瑞图、林釪、蒋德璟和黄景昉都是闽南泉、漳人氏，除张瑞图外又多是东林党人或站在东林党立场的人物。海澄进士周起元（厦门海沧镇人）敢于仗义执言，并顽强地与阉党作斗争，风骨铮铮，甚得东林党人好评。同安进士陈文瑞冒险营救著名的东林党人周顺昌，并且为被阉党迫害致死的颜佩苇等五人料理后事和树碑（事见中学课本《五人墓碑记》）而名重一时。其他如黄道周、林一柱、林孕昌、张廷拱、陈天定、黄克
和黄汝良等在朝当官的闽南士人都因能以社稷为重，态度鲜明地对邪恶势力作斗争而得到当世和后代的肯定。特别是黄道周等在清军入关后民族矛盾激化之际，毅然挺身而出，舍身就义，甚至后人都称赞说“他们不怕清兵的铁蹄，就是粉身碎骨，他们都在所不辞。这就是我中华民族的国民性，这就是我中华民族精神不死的地方”！②进士张瑞图曾入阁主事，又是书法名家，却因与阉党关系暧昧而被闽南士林所啐。显然，在久受朱子学重义礼、重名节思想影响的闽南地区，东林党的精神或思潮很容易产生共鸣。
更有一部分参与或同情东林党而受排斥的闽南士人回乡，结社讲学，自然也把东林党的精神或思潮带到当地。晋江人进士林孕昌被逐回老家后，与同安布衣黄文
“倡导明旦气之学”，结笋堤社讲学，“分‘文、行、忠、信’四大柱课艺”，③理学家曾樱及后来成为东林党人的黄道周、蒋德、黄景等人先后入社，“论学必依程朱、虚斋正派”。④同时泉州的社集还有宗镜社、颖社等，漳州有蒋孟育等人的元云诗社等。至若谢国桢先生《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所载郑亦邹创办的南屏文社，则已是清初的事。
从明末闽南士人与东林党的关系及泉、漳两地文士结社等情况分析，东林党的精神或思潮已经影响到该地区。
（２）“西来孔子”对闽南文化的影响。１６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势力开始对远东进行扩张，天主教耶稣教会也步其后尘接踵而来。被葡萄牙人占据的澳门成为天主教传教的中心，并向其他地区扩散。１５８２年，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布道，即采取接触上流社会和士大夫阶层由上而下的方式开展活动。万历三十八年（１６１０年）来华的天主教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于天启五年（１６２５年）赴闽并遍历福建各地，即沿用利玛窦的方式与官宦和文士广泛接触，论道讲学，传教洗礼。艾儒略在闽２３年，共建有大教堂２２座，小教堂不计，受洗一万余人。⑤方豪先生曾称：“在中国天主教外来传教士中，再没有比艾儒略更受学者欢迎的。《圣教信微》说他被目为‘西来孔子’，这样崇高的尊称，连利玛窦也没有获得。”⑥
其实早在艾儒略入闽之前，已有到澳门经商的闽南人接触并信仰了天主教，并把天主教带回故乡。著名海商集团首领、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及其家族就有不少人是天主教徒。１６２１年，郑芝龙到澳门学习经商，不久便接受天主教义，领餐受洗，取圣名为尼古拉。１６４４年，日本长崎发现一艘郑芝龙的商船，船中有《玫瑰经》、念珠及宗教书，持有者自称圣名“安多尼”。郑氏安平宅中还设有传道场所，可作弥撒，亦有神父传教。
天主教在闽中（包括闽南）地区传道取得成功的原因，我们认为有以下主要原因：（１）闽中特别是闽南地区文化教育相对普及，社会文化基础比其他地区略高；（２）明嘉靖以后，党社活动繁盛，“杂学”兴起，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有探求程朱理学以外其他思想的欲望和自由；（３）“西来孔子”善于尊重中国文化，融合中国文化于天主教的传教方式，得到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认同。
在艾儒略等人的积极活动下，闽南文化增加了新的内容。有一批闽南文化的精英分子认同了艾儒略的天主教学说。追随艾氏布道讲学的就有泉州举人张赓、漳州人严赞化等人。既是大学士又是东林党人的叶向高（福清人）更是艾儒略的知音至友。闽中士大夫和读书人共有７１人向艾儒略题赠诗作，其中有张瑞图、何乔远、池显方、黄文、庄际昌等闽南泉、漳两地著名的士大夫和读书人共２８人，约占三分之一强，由此可见天主教对闽南文化影响程度值得注意。
１６４９年艾儒略去世后，闽中天主教势力转弱，直到清代康熙中叶的“禁教”为止的几十年间，“西来孔子”的天主教学说和他带来的类似《职方外纪》这样的西洋地理学等新知，毕竟使终日讲究义理，埋首举子业的闽南知识界注入了新的观念，促进了对西方的了解，不失为闽南文化开放性的一次最初的演练。
（３）海洋文化对闽南文化的影响。明朝政府为防倭患，长期以来执行海禁政策，“寸板不准下海”，与此同时坚持“惟止通贡，不许通商”⑦的朝贡贸易原则。这些举措引起东南沿海民间海商的强烈反抗。在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中，民间海上贸易不断得以发展，闽南人一步步走向海洋。闽南文化也逐步融合了海洋的意识。
明代成化弘治之际（１４６５—１５０５年）兴起而衰落于天启年间的著名闽南月港走私贸易，开通了东西洋（即东南亚诸国）和日本的海上商业往来，葡萄牙、西班牙和日本等外国商船直接停舶在九龙江口的海面，带来了除传统的香料、珠宝外，更多的是日用生活用品，如番米、椰子、燕窝、番被、番镜、番藤席、西洋布和各种皮货、矿产、番薯、烟草和天鹅绒等异国物种此时期也传入闽南地区。天启以后，厦门港逐渐取代了月港海外贸易的地位，万历年间举人池显方在其《大同赋》曾描述厦门港的社会风情，说该处“郎机（指葡萄牙）始通，旁达西洋，商舶四穷。冬发鹢首，夏返梓栊。朱提成岳，珍宝如嵩。 如淮，肴品若丛。俳优传奇，青楼侑觞”。物质生活的丰富，已经催化精神文化生活发生变异。大量的舶来日用品在闽南沿海地区的出现，川走东西洋的海商、水手带回来有关航海和海外的信息，种种社会生活的变化而产生的新观念新视野，冲击着程朱理学在闽南的社会基础。
郑成功即为受海洋文化影响的典型人物。郑成功出身于明末最具代表性的闽南海商家庭，其父郑芝龙和郑氏家族的其他人大多是在东西洋航海逐利的豪强人物。郑芝龙颇能诗文，今尚能读到他的石刻诗文和有关远东海图的题跋，他还懂日本、荷兰等国语言，敢于违背传统理学名节、夷夏之防的观念，娶夷妇为妻。郑成功七岁从日本回国后，即接受传统的以朱子学为中心的儒学教育，从《延平二王集》中所读他早年的诗作，大多乃刻板空泛的应试习作，特别是文献所说郑成功少年时代写过得到时人夸奖的“洒扫应对”等文章，其实都不能超出程朱理学的窠臼。然而因为他受到家庭和闽南社会的背景影响，海洋文化和商品经济的观念在他的头脑中占据相当大的成份。郑成功在举师抗清的同时，就以“通洋裕国”为重要策略。１６５０年，郑成功诛郑联、倂郑彩、建立金门厦门抗清基地，可以说即是为其抗清复台找到立足点，更是为着夺取海商首领地位和占据通洋口岸这两个目的。郑成功在金厦抗清的十余年间，不断地发展海上贸易，与荷兰殖民主义者在远东和东南亚海域进行商业竞争，他亲自查验“五行十商”，掌握海上贸易的大局。并于１６６２年率师驱除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既维护祖国的神圣领土，又切断荷兰人的海上贸易航线，控制了远东台湾海峡的海权，迫使荷兰在东方的扩张势力一蹶不振。郑成功“由秀才封王”，但这位“秀才”决不会是“居敬穷理”的理学门徒，海洋文化的胸襟与理念造就了这位被国人誉为富有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民族英雄，还被国际学术界尊称为１７世纪叱咤风云的海上大英雄！
郑成功是闽南地区接受海洋文化影响而产生的杰出人物中的一位。其他方面的杰出人物还有张燮等人。张燮，字绍和，龙溪人，明万历举人。受江南东林党结社风气的影响，曾与蒋孟育、高克正等文士结为元云诗社，并与著名的东林党人、理学家黄道周、周起元为至交。张燮关心时务，对闽南航海贸易尤为关注，编著有《东西洋考》一书，至今仍然是研究中外关系史和经济史的重要文献。闽南文化的海洋特质，在明末清初已奠定了基础。
（４）“海外几社”对闽南文化的影响。明嘉靖到万历初年是文人士大夫结社的萌芽时期，到了崇祯年间，江南一带已是社集林立。除了势力最大的东林党外，还有张溥、张采等人的复社，杨廷枢、顾麟士等人的应社，夏允彝、徐孚远、陈子龙等在松江创立的几社等等。崇祯初年，几个大的社集合而统称复社，时有“小东林”之称。但实际上仍“各分坛坫”，⑧分别独立活动。他们以文会友，切磋学问，砥砺气节，议论朝政，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清军入关打到江南后，击碎了这群士子诗洒结社的逸情，他们中“大半都为国牺牲了性命，颓废的老者，也入山当了和尚”，⑨当然还有少数软骨头的文人投顺了清朝。总之，一时繁盛的社事活动顿作鸟兽散。
迨清兵南下之际，松江几社的陈子龙、夏允彝两人相继在抗清斗争中殉难，社中人物徐孚远则辗转随监国鲁王南奔厦门依附郑成功，几乎同时抵厦的还有张煌言、陈士京、沈期、卢若腾和曹从龙等富有民族气节的诗人、志士。郑成功本人也擅长作诗，青年时代曾受业于东林党魁首钱谦益，１６４６年起师抗清后，对一度流寓闽南的原东林党人曾樱、路振飞等人也颇有过从。徐孚远等人终于在闽南找到一处安身立命的理想所在，并创立“海外几社”，继续以诗文抒发其“悲宕激壮”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
据现存文献所载，时称“（海外）几社六君子”的为徐孚远、张煌言、陈士京、卢若腾、沈期和曹云龙。当时向徐孚远等人请教诗文或“从之游”者，尚有莆田人周金汤、曾世衮、漳浦人黄骧陛、张若仲、同安人纪文畴纪许国父子、林霍和庄潜等一大批寓厦的闽南士人，厦门人叶后诏和郑郊还和徐孚远结为“方外七友”。他们在抗清战斗的间隙，经常在金、厦两岛“寻幽选胜”，“仙洞、虎溪间，游屐折焉”。⑩“海外几社”是厦门历史上第一个见诸文献记载的诗文社集，社友们的诗文创作及对闽南文化的影响均可在地方文化史上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清初学者黄宗羲曾称许他们“犹是东林之流亚余韵也，一堂诗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东林学案》），事实上，“海外几社”的社友们辗转入闽并直接参加郑成功的抗清斗争，同时把当时相对繁荣发达的江南文风引进闽南，甚至又传播到了台湾，其积极的意义决非东林党人所能望其项背。
植根于教育相对兴盛的社会环境，又长期浸润于程朱理学的闽南文化，在明末清初动荡的时代背景下，终于绽放出异彩。这段时期内，其特色、内涵还值得深入研究。现就读史所得，将促使它发生变化的因素浅析如上，以就正有道。
作者系厦门市郑成功纪念馆副馆长、厦门市闽南文化学术研究会副会长
注释：
①《崔景荣传赞》，《明史》卷２５６。
②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者》。
③乾隆《泉州府志》卷４５《林孕昌传》。
④乾隆《泉州府志》卷４８《林云龙传》。
⑤顾保鹄：《熙朝崇正集印本序》，载《天主教东传文献》第一编，台湾学生书局出版。
⑥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册，《艾儒略》。
⑦转引自聂德宁：《明末清初的海盗商人》。
⑧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
⑨谢国桢：《明朝之际党社运动考》。
⑩道光《厦门志》。
原载：闽南文化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64－172页。
（福建侨联网
2003年12月10日
11: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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