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价值的理论探讨
凌友诗（香港）
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次元文化，然而千年来保存了丰富的民间艺术和风俗习惯，是华夏文化难能可贵的硕果。
当代哲学家牟宗三先生，以“形式”（form）和“材料”（matter）①的观念说明一个文化体系。他认为，文化的“形式”是一个文化的核心，也就是那个文化体系所秉持的宇宙观、世界观、人性论和以此而有的是非价值观。这一个部份，能够决定一个文化的原则和方向。至于，体现“形式”的种种经验活动，例如艺术、音乐、建筑、宗教活动、风俗习惯等，则是一个文化体系的“材料”。中华文化虽然随各地域不同而有不同的“语音”和“材料”，但“形式”是却是儒、释、道三家思想。
本文借由康德哲学的“三种价值”理论：市场价值（market
price）、艺术价值（fancy
price）与道德价值（moral
dignity），②说明文化的“形式”体现道德价值，而文化的“材料”如果失去其“形式”则只具备市场价值和艺术价值。闽南文化保存了中华文化丰富的“材料”，但是由于近百年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华文化的“形式”隐而不彰，甚至人民的精神面貌渐渐有被西方文化取代的趋势。当此中华民族展望自强之时，闽南文化首当妥善保存自己的艺术传统与风俗民情，其次是提升文化的意识，避免使闽南文化沦为只具市场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材料”。如是，则应该自觉恢复中华文化的“形式”，涵养中华文化的精神，这样才能体现中华文化完整的面貌，以期待我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与复兴。
文化的形式与材料
在广义上，文化是指人类思想、行为与人类活动产品的总和。在此意义上，文化与生物本性截然不同，并且一直用来区别人类与动物。在狭义上，文化包括艺术、体育、娱乐与其他休闲活动，此中包括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③辛格尔编的《美国哲学》解释说：“一种文化是由习俗、传统、理想与价值观念组成的相关网络。”④对此，则“闽南文化”专指在闽南这一特定地理环境下表现的人文成就，而此成就又隶属于中华文化。闽南文化又为中华文化的一元，故应与中华文化的物质和中华文化的前景一并探讨。
本文旨在打破社会科学对“文化”传统的解析，以哲学的角度建立一套探讨文化价值的方法，并以此展望闽南文化的前途。然而，文化价值的探讨，是对在同一文化体系之内各种活动产品的价值的衡定，此中并不涉及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价值问题。甚且笔者认为，每一个文化都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他们有共同的形上根源，而表现为不同的经验活动。因为其形上根源相同，万法归宗，因此不必比较高下；又因为其经验活动各有特性（particularity），故不能比较，一比较即生偏见。这是近年宗教哲学家约翰·希克“宗教多元主义”的要旨。⑤本文遵循此要旨不对文化做横的比较，而仅就一个体系之内其人文化成的价值问题作纵向探讨。
牟宗三先生⑥毕生“反省中国文化生命，以重开中国哲学之途径”，他采用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至康德的一种分判事物的观念，来认识一个民族的文化体系。对于判断一个文化的生命的有无，牟先生提出一种很有智慧的方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至康德，都认为一事物的组成有“形式”（form）和“材料”（matter）两个部份。正如一个花瓶是圆形或长形，有它的形态，这个圆形或长形形态就是它的“形式”，至于它是玻璃的、瓷的、木的、铜的，这是它的物质部分（materials），称为“材料”。形态是一种观念，是看不见的，要有了物质部份才表现出是圆的或长的。但是光有“材料”也不成物，材料必须依循“形式”构作出来，才成为一个花瓶。牟先生用哲学上“形式”和“材料”的观念，来分析一个文化体系，他说道：
简单地说，形式即是它自己本身是一原则、是一方向。凡是文化，必然涵着它有自己的原则与方向，否则就不能算文化。……不能够作为原则，不能够自定方向，则这文化就只是个材料，而不是形式。因此，一个文化若只有作为材料的身分而不是形式，它就不能算延续下去。⑦
文化的“形式”是一个文化的核心，也就是那个文化体系所秉持的宇宙观、世界观、人性论和以此而有的道德价值观。这一个部份，能够决定一个文化的原则和方向，至于，体现“形式”的种种经验活动，例如艺术、音乐、建筑、宗教活动、风俗习惯等，则是一个文化的“材料”部份。举例而言，闽南人盛行供奉妈姐，妈祖文化是闽南文化的典型。妈祖庙、妈祖诞的活动、供奉的仪节、音乐、唱谱、食品，都是文化。但这些是妈祖文化的“材料”，它的“形式”是宗教信仰和宗教精神。妈祖是道教神明，妈祖文化核心，是天道的生生之德，人道的忠、孝、节、义，无此，即无妈祖。
中华文化虽然随各地域不同而有不同的“语音”和“材料”，但“形式”却同是儒、释、道三家思想。儒、释、道三家义理虽也有差异，但浸润于民间，百姓日用为常的，无非是一份对个人良知的肯定，由良知而体会到仁、义、礼、智，体会到亲亲与尊尊，体会到个人、社会、天地之间所具有的相契相隔的关系。这种宇宙观、伦理观，浸润在中国文化的每一个角落，是每一个地方文化的原则和方向。本此“形式”，各个地方随其山川风物、人民性情，而呈现主观的（subjective）⑧色彩，例如北方沉稳厚重、江南柔丽婉约，这种色彩，就是“材料”的特质。牟宗三先生强调：
形式是个框框，是个圈套，把框框加到材料上去，材料就随着形式而转。材料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是被决定的而不是能决定的……⑨
如果我们提倡闽南文化，只着眼于闽南的语言特色、风俗习惯，或尽力介绍闽南的文学、艺术、戏曲、文物、古董，这是外国人看我国文化的方式，文化的“形式”并未自觉体现。那么，闽南文化还不能算是有生命的文化。
康德的三种价值论
从事物的组成因素来看，“形式”是文化的第一义。“材料”是第二义。而它的传播手段：出版、传媒、教育、旅游、展览则是第三义。要一个文化有生命、有内涵，一定要先巩固第一义，然后让材料和传播手段自然表述它。这个次序是不能随意颠倒的。
但是，“形式”和“材料”的概念比较抽象，我们可以借由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年）在他的《道德的形上基础》一书中指出事物的三种价值，来了解文化的“形式”与“材料”，从价值的角度来看一个文化的精神和道德层面的内容（“形式”）的重要性。他首先区分“有价”和“尊贵”：
人、事、物的衡定，可以分为“有价的”（price／value）和“尊贵的”（dignity）两种。能被另一样东西等值取代的，具有价值。超越任何有价之物而无法被任何一物取代的，不能用价值说明它的地位，只能以尊贵形容之。⑩
然后康德说明有价的市场价值、心智艺术价值，和无价的尊贵：
和人的欲求或需要有关的事物，具有市场价值（marketprice）。人类以其智慧才华发明创造出来的结果，例如文学、艺术、科学等等成品，即便非人们生活所需，甚至是完全无所为而为的脑力活动，都能说是具有心智价值、艺术价值（fancyprice）。惟独那不可比较高下的、本身就是一个最终目的事物，具有尊贵的价值。因为，它的价值不是被外界衡定的，它本身就是一件尊贵的事物（dignity）。⑾
对康德而言，道德实践、道德情操（包括广义的宗教精神）是无价的，它本身就是最可尊贵的，是“人的尊严”的要素。⑿
技艺和工作的勤奋，具有市场价值；智力、丰富的想像力和幽默感具有心智和艺术的价值；由衷的诚信与仁慈，无法以价值衡量，它本身就是最尊贵、最可敬的。⒀
其他的事物，固然有市场价值或心智、艺术的价值，在市场价值或心智、艺术价值的范围内，固然也有高尚、低俗之分，也可独立成为一种价值体系。例如闽剧或寿山石刻，有技艺也有美感，我们完全可以从艺术价值或市场价值的角度衡量它们存在的意义。但这属于孔子所说“游于艺”⒁部分，如果完全不看他们内容所表现的精神价值或道德价值，⒂则他们的生命还不完全。孔子论韶乐和武乐：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⒃按朱熹《四书集注》解，“美”指音乐声容之盛；“善”是美之宝。大舜以孝闻名，而且他的权力由和平神让而来，所以他的韶乐既有艺术价值（美），又有道德价值（善）。武王德逊于大舜，天下以征伐而来，所以他的音乐还不尽善。
当然，不少美学或艺术的观点，反对以思想成分或道德成分评价一份艺术作品，甚至反对艺术作品说教。但这是光就一份作品的艺术价值而说。完全撇开思想价值和道德价值，一份作品可以有它独立的艺术评价。但是，若就一个文化体系而说，文化是一个大群集体的人生。⒄就像一个“人”，我们不能光看一个人的市场价值和艺术价值，我们还必须看他的思想和道德，才能作真正的评价。文化也是如此。不能光看这一个群体生命的传统与创作有什么市场价值和艺术价值，而必须重视它的宇宙观、道德观。用“形式”和“材料”来参证，则文化的“形式”体现思想价值和道德价值；而文化的“材料”，如果失去其“形式”，则只具备市场价值和艺术价值。
举例说明。盛行于泉州的高甲戏演过“三娘教子”的剧目。此剧家喻户晓，为各地方戏曲所改编。不论各地戏曲文学、唱腔、身段的色彩如何，三娘教子故事荡气迴肠之处，在于三娘对儿子的慈爱、对丈夫的坚贞、对公婆的孝顺，在于道出中国人家庭人伦的理想。⒅这种渗透在艺术内理的“情义、道义”，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是指导中国文化以方向的“形式”。⒆虽然并非每一种文化产品都明显地表现思想，表现道德情操，但总或隐或显可以看见儒、释、道三家思想在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生命里贯串着，表现着中国人特有的尊敬。无此，则文化产品即成消遣、装饰、古董，失去生命力。
现代化冲击下的中国文化
但是，中华文化近百年正面临现代化的无情冲击而有断灭的危机，中华文化的次元文化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这冲击可以从三方面考察。
第一，中国文化的形式快要被西方文化取代了。
牟先生之所以大声疾呼，提出文化的“形式”与“材料”问题，因为近百年中国内忧外患，连带着中国文化的思想核心大受质疑。从民国初年开始，中国成为各种西方宗教、学说的试验场。儒、释、道思想不再是显学，也失去了从天道以至人道的有机连结，只剩五伦八德零零碎碎出现在百姓生活之中。取代中国文化核心部份的，是西方现代文化的“德先生”（democracy）与“赛先生”（science）。牟先生并不是反对民主和科学，相反的，他认为这两项现代文明是我们该急起直追的。但是他深信，一个民族不能失掉自己的特性，也就是自己文化的“形式”不能被取代。他说：
本来如果一个民族仍然存在，那么这个民族的文化总可以延续下去，无所谓断不断。但这其中也有一曲折。若一民族仍然存在，但它的文化却不能尽其作为原则并自己决定方向的责任……只胜作为材料的身份，而形式是外加的，不是由这民族文化之根涌现出来的，则此民族的文化就不能算延续下去。⒇
从一个民族和她的集体人生（文化）的关系看来，一个文化体系只剩“材料性”的东西，文化即不成体系，无异于断灭。而这个民族，物质的生命仍然存在，精神的部份却已经被西方文化所取代，这民族无异消亡。
第二，多元主义的文化观促使我们忽略以自己的文化为主体。
牟先生提出文化的“形式”“材料”论点时，他所面临的问题是西化（westernization）。然而到了上个世纪最后３０年，韦伯（MaxWeber，1864－1920）对“现代性”（modernity）所指出的一个特性，便越来越显著。现代性的一个特点是世界的解咒（disenchantment），传统的宗教观和道德信念都不再是各个传统文化的主宰。世界变成一个多元信念（polytheism）的世界。(21)当前，“多元”（pluralism）成为一种时尚。各种信念一体平铺，社会强调的是对各种信念和见解的接纳与宽容，而不是对信念、见解本身的了解和实践。对中国人来说，中华文化只是世界文化的一种；对闽南人来说，闽南文化仅是中国地方文化的一种，更只是世界文化的一种。我们的生活里，充斥交叠着各种不同的文化“形式”与“材料”，慢慢地“文化”一词的含义只剩下“材料”的杂多。自己的民族文化，再不是生活的主要方式，而仅是众多生活方式的一元。则中华文化之于中华民族，由其“形式”有被西方文化替代的危机，进一步变成文化的“形式”和“材料”都不能居民族的主导地位。
第三，近年有论者把“文化”和“艺术”并称。（22）初是探讨艺术对社会的影响，风流所及，渐使文化的探讨和追求偏向“材料”和艺术价值，忽略其内在“形式”。
文化的探讨和追求偏向“材料”和艺术价值，也是现代性的一个延伸。当世界变成一个多元信念（polytheism）的世界，信念、道德是非这一个层次的问题已经变得无法讨论，能够客观讨论的或衡量的，只有材料性的东西。如此即演成道德中立主义（moralneutralism），对事物的分析，应把信念、道德的问题撇除在外。(23)因此，政府的政策、学者的建议，在谈怎样保存古迹、发扬传统艺术、吸收现代艺术方面，都饶有成就；大家也都很愿意付出时间和资源，整理、维护、开发中华文化里的“材料”，认为这就是复兴文化和发扬文化。如果这些“材料”带有市场价值，就更容易为一般人所了解。但是，如果文化内在的“形式”和“道德价值”、“思想价值”被忽视了，文化产品即成为死文化，终归不会流传太久。
保存中华文化的材料、恢复中华文化的形式
文化的“形式”和“材料”的提出，旨在激发我们深层的文化自觉。我们在热爱、发扬自己的文学、艺术、文物、古迹、风俗习惯的同时，不能不自觉地复兴自己文化里的指导原则。惟独当中国的固有伦理重新成为人民生活的信念，人们体会到它的价值并且自愿地实践它，中国文化精神才算能够指导我们民族的方向，中国文化和它的地方文化才算真正存在。而在这样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有主有次，才算是健康的发展。
然而，在我们国家急速发展经济、从事现代化物质建设的这一时期，有一事更值得注意，就是对中华文化的“材料”应该自觉保存，不可为了功利的目的，滥拆滥建任其消亡。例如：莆仙戏因为没有太大的商业价值，而即将失传；福州的三坊七巷，在城市建设中成为发展商拆去殆尽。这都是不可挽回的损失，直接促使了文化的断灭。文化的“材料”虽不自生，但是没有了“材料”，则文化只成抽象的观念。正如花瓶有形无质而不成花瓶，文化有“形式”而无“材料”也不成文化。再者，文化是一个“传统”，传统是在时空中流传的实体，因此要一文化能够流传下去，物质性的“材料”必不可无。闽南地处边陲，历经战乱和西方文化的冲击，而依然能把比较纯粹的中华文化留存下来。闽南，势将成为中华文化复兴的重镇。当此中华民族展望自强之时，闽南文化首当妥善保存自己的艺术传统与风俗民情，先把中华文化的“材料”好好存留。其次，是提升文化的意识，自觉恢复中华文化的“形式”，涵养中华文化的精神，避免使闽南文化沦为只具市场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材料”。如是才能体现中华文化完整的面貌，以期待我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与复兴。
作者系福建省港澳政协委员、香港大学政治哲学博士候选人
注释：
①牟宗三（中国文化的断续问题）见牟氏《时代与感受》，台北：鹅湖出版社，1995年），第81页。
②ImmanuelKant，Mary
J.Gregor translated，Ground
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6）［4∶435］。
③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汉英对照辞典》，人民出版社，北京，2001年，第222页。
④Marcus G.Singered.,
American Philosoph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18。
⑤John Hick,An
Interpretation
of Religion:Human
Responses to
the Transcendent（London:Macmillan
Press,1989）。
⑥牟宗三先生（1909-1995）曾任新亚书院、香港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湾东海大学、香港中交大学哲学系教授，是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著有《心体与性体》《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等三十多部巨著。1995年出版的《英文剑桥哲学字典》索引，其中“中国哲学”总条目指出：“牟宗三先生是当代新儒一派他那一代中最富有原创性与影响的学者。”
⑦牟宗三〈中国文化的断续问题〉见牟氏《时代与感受》，第81页。
⑧主观的（Subjective）、客观的（objective）是德国观念论常用的词。所谓“主观”，它的哲学含意等同于经验的、特性的、物质的、具体的；而“客观”通常指先验的、共性的、形式的、抽象的。中华文化随每一个地方经验的、特性的、物质的、具体的特点而成不同的地方文化，所以说这种特点是“主观的”。
⑨牟氏《时代与感受》，第86页。
⑩“In the kingdom
of end severything
has either a
price
or a dignity．What
has a price
can be replaced
by something
else as its
equivalent；what
on the other
hand is raised
above all price
and the refore
admits no equivalent
has adignity．”见Immanuel
Kant，Mary J.Gregor
translated，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4：435］。
⑾“What is
related to general
human inclinations
and needs has
a market price；that
which，even without
presupposing
a need，conforms
with certain
taste，that is，with
a delight in
the mere purpose
less play of
our mental
powers，has a
fancy price；but
that which constitutes
the condition
under which
something can
be an end in
itself has not
merely a relative
worth, that
is, a price,
but an inner
worth, that
is, dignity.”（同上）
⑿Immanuel
Kant,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Trans.
Gregor, Ma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11),[6:401]．
⒀“Skill and
diligence in
work have a
market price;
wit, lively
imagination
and humor have
a fancy price;
on the other
hand, fidelity
in promises
and benevolence
from basic principles(not
from instinct)
have an inner
worth.”（同上）
⒁《论语·述而》第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⒂中文很难找到词适当地分别翻译price，value，worth，dignity几个字，但这几个字在英文是有分别的，在康德的哲学里更有分别。中文目前只能把康德的文字统统译作“价值”，但提到市场、心智或艺术价值时，指price，value；提到道德价值时，指worth，dignity，请读者自行分辨。
⒃《论语·八佾》第二十五。
⒄钱穆：《中国文化精神》，兰台出版社，台北，2001年。
⒅三娘的丈夫姓薛，娶了一妻二妾。他因公出门，有人谎报他死了，大娘二娘改嫁，二娘留下一子。三娘以纺纱织布维生，送子上学，照顾公婆。孩子知道三娘不是他的亲生母亲后，开始不听三娘的话，不肯背书。于是三娘命他跪在地下，戏里的三娘一路唱着教训孩子，可歌可泣，感大肺腑。这孩子在三娘含辛茹苦的栽培下，终于考中状元。他父亲也做了大官，一家富贵团圆。
⒆请参考钱穆：《人生十论》，东大图书公司，台北，1999年，第179－192页。
⒇牟氏：《时代与感受》，第81页。
(21)Max Weber,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
Eds.H.H. Gerth
and C.Wright
Mills.（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48,rpt.1995),
p.139－149。
(22)Daniel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New
York，Basic Book,
1996)。
(23)Max Weber,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p.143。
原载：闽南文化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04－115页。
（福建侨联网
2003年12月1日 11: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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