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云 谢必震
琉球地处我国东南沿海，位于日本九州岛和我国台湾之间。由奇界、度姑、津奇奴、姑米、面那、巴度麻、八重山等３６岛组成。她四面环海，是一个“地无货殖”、“商贾不通”①的国家。由于琉球“国小而贫，逼近日本，维恃中国为声援”②，中国政府自古以来又注重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所以中琉关系早在隋代就有所记载。明王朝建立后，为了巩固统治，对外采取和平相处友好往来的方针。洪武五年（１３７２年）明太祖朱元璋派行人杨载出使琉球，从此揭开了明清两代中琉５００多年的友好交往的序幕。清定鼎北京后，仍沿明制，顺治四年（１６４７年）遣使告谕琉球国王，琉球国王接受敕谕，遣使来华。这样，中琉两国继续在封贡活动下开展一系列友好关系。
闽南——泉州、漳州、厦门三地临海，自古就是重要的对外交通口岸。琉球与闽南交往之早是先于中原各地的。可以说，琉球人是先接触、认识闽南后才开始认识中华帝国的。特别是在明清时期琉球与中国的交往中，更是处处留有闽南的印迹，所以闽南在中琉关系中占有极为不寻常的地位，以下就是笔者粗略总结两者关系的主要几个方面：
一、“闽人三十六姓”中的闽南成分及其后裔的重要作用
琉球是太平洋中的一个岛国，国内各岛屿之间及与外国的往来只能借助船只。但是琉球生产力落后，不仅航海条件极不发达，国中“缚竹为筏，不驾舟楫”，③且航海人才也极为缺乏。而中琉交往只有通过海路这条途径，因此“浮海以舟，驾舟以人，二者济险之要务者”。④为了发展中琉之间的朝贡往来，“洪武年间赐善操舟着三十六户”“令往来朝贡”。⑤泉州、漳州、厦门三地主要为山地丘陵，人多田少，只能以海为主。许孚远也指出“闽之福、兴、泉、漳襟山带海，田不足耕，非市舶无以助衣食”，所以他们“恬波涛而轻生死”⑥，贩海为生。因此在造船航海方面经验极为丰富，“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沧、月港，泉之晋江有安海--船主、喇哈、火头、舵公皆出焉”。⑦明王朝向琉球赐姓时当然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三十六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闽南人。如龙溪人王立思在万历十九年“奉旨始迁于中山，以补三十六姓”⑧。龙溪人阮国、毛国鼎也于万历三十年“发著该国而充引导朝贡之助”⑨。更有出身于泉州南安的蔡崇，早在洪武二十五年就奉旨迁往琉球。⑩除此之外，琉球政府还通过各种渠道吸收人才。闽南与琉球交往密切，经常有人由于各种原因滞留于琉球，后被琉球政府委于重任。他们有的为琉球政府修船造船，驾舟航海。如漳州人黄“被虏掠到倭国时，幸乡亲并银物两取身，至（万历）二十五年逃入琉球外山”。次年中山王世子尚宁派遣报信船往中国，他就担任“管船冠带舍人”。⑾另一位漳州人林元，流落琉球，被充任为“看针舵工”。⑿还有的充当琉球政府的翻译，成为沟通中琉双方之间最重要的互译人才。如明万历二十二年，中山王尚宁差人进贡迷途，明廷派“漳人阮国护送回国”尚宁遂赐阮国“都通事色目”。⒀陈华，龙溪人，万历四十五年在粤东遭台风，飘至庆良间诸岛入籍唐荣。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充都通事特遣赴闽。⒁这些落籍琉球的闽南人成了琉球王国对外交往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为琉球摆脱原始落后状况做出巨大贡献。
“三十六姓”的闽南后裔，他们的表现相对于先辈也毫不逊色。他们有的历任火长、船管带、通事、贡使。据谢必震教授考证，仅明代，在琉任贡使的泉州南安蔡姓后裔就有１７人，４９次来华。⒂在清代任贡使的有顺治十年的正议大夫蔡祚隆，康熙五十二年正议大夫蔡灼，乾隆六年蔡其栋，乾隆三十三年正议大夫阮大鼎，乾隆五十三年正议大夫阮廷宝，光绪元年正议大夫蔡呈祚……其中值得关注的一位重要人物就是《东汀随笔》所称颂的“前辈宿儒，名彰后世，为人传诵不置者，唯唐荣程公，蔡公二人而已。二人各有所长，程公以德性，蔡公以才略”中的蔡公——蔡温。他被琉球人尊称为“琉球古今独步的大政治家”，是南安蔡姓第１１世孙。⒃他年轻时对其父翻译的《中山世》进行修订、增补，使之成为一部完整的有关琉球史的正史。清康熙年间，蔡温为国相又兼国师。在他当政的２０多年里“为琉球庆长之役后唯一短暂的小康时代”⒄。乔治克尔《琉球史》称“蔡温主政期间，一大半与德川吉宗同时（１７１６-１７５１年，即康熙五十五年至乾隆十六年）。而德川吉宗时代，又为德川幕府最富庶之时代。若说蔡温之成就，对吉宗的精神与实验都颇有影响，似亦不为太过”。可见，蔡温不仅在琉球而且在日本都产生过重要影响，这是闽南后裔的不平凡的贡献。
琉球政府为了加强与中国的联系，还特派留学生来华学习。从明洪武二十五年（１３９２年）到清同治八年（１８６９年）止共遣官生２４次，８１人。其中明成化十八年（１４８２年）到清同治八年（１８６９年），派遣的官生多为久米村人的闽人后裔。其中有闽南泉州蔡姓后裔及漳州阮姓后裔。如明成化十年来华的蔡宾等，明正德五年来华的蔡进，嘉靖五年的蔡浩、蔡廷美，嘉靖二十九年的蔡朝用，嘉靖四十四年的蔡燫，万历八年的蔡生常，清康熙二十七年的蔡文溥、阮维新、雍正二年的蔡宏训，乾隆二十五年的蔡世昌，道光二十一年的阮宣诏等。这些官生毕业归国后都受到重用。如蔡文溥官至紫金大夫，蔡宾官至长史，并与阮维新等都充当过贡使，数次来华，竭力维系中琉的封贡关系。同时这些官生也把华夏文化，连同闽南文化传播到了琉球，对琉球的文学、医学、工艺、社会风俗等都产生重要影响，为促进中琉关系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和社会基础。
二、海上救助
我国东南沿海和琉球群岛这一带，每年冬季，受来自大陆的西伯利亚太平洋热带暖流影响，盛行东南季风。５月到１０月又受西北太平洋热带洋面形成的台风的影响，所以这一带气候较为复杂，天气状况比较不稳定，特别是台风天气，太平洋及我国东南海域，惊涛骇浪，暴风骤雨，给行船造成巨大困难，是海难多发地区。
明清两朝都很重视飘风难船的安置、护送工作。开始时并没有明确可循的救护政策，一船只遵前例，直至清乾隆二年（１７３７年）根据中国沿海经常有琉球等国飘风难民的情况发谕旨：“沿海地方常有外国船只遭风飘至境内者，朕胞与为怀，内外并无歧视，外邦人民既到华，岂可令一夫之失所。嗣后如有被风飘泊之人船。着该督抚率有司加意抚恤，动用存公银两，赏给衣粮，修理舟楫，并将货物查还，遣归本国，以示朕怀柔远人之至意，将此永著为例，钦此，钦遵。”⒅从此以后，各地方官以此为准则处理难民事务。
闽南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经常有琉球难船在此飘着。如乾隆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琉球八重山１９人远米从八重山到那霸纳贡途中遇风飘着到厦门铜山：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也是八重山３６人从那霸大八重山返回途中经风暴，在厦门头吊礁飘着，还有乾隆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与那国３２人，从那霸返回八重山途中遇难，被风吹到漳州电白。⒆每当难船到闽南沿海后，闽南地方政府根据中央规定“虑饥给养，念寒援衣”，使他们“无忧冻馁，究原到国”⒇，每人每日给米一升，盐、菜银六厘，起程回国时又另给一个月口粮，发给机蓝布四匹，棉花四斤，茶叶、灰面、烟各一斤，必要时还于留馆按贡水梢内拨派熟识海道的二人帮助驾船回琉球，有的搭使船回国，有的搭贡船回国。闽南地方政府对琉球难民的悉心照顾得到琉球政府的深切感激，琉球国王还经常派谢恩船来华，专门表示感谢。同样，闽南船只也经常遭遇到恶劣气候飘流到琉球，琉球政府和人民也给予热情的帮助。康熙二十三年，太仓、泉州等处商民先后共１０船，飘至琉球，琉球国王遣都通事阮超群（漳州阮氏后裔）送船身坚固的林仁兴等六船商人１３０名，送回福建，阮超群因护送难船有功，受乾隆赏赐，“蟒缎二匹，闪缎二匹，锦二匹，彩缎四匹，素缎四匹”（21）。又有乾隆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泉州府同安县王同兴等２１人，因贩运货物到山东收买柿饼、核桃等回闽时在洋遭飓风，蓬桅俱坏，飘至琉球麻姑山地方，船被打坏，经当地地方官捞救，送往中山泊封，“照例发馆安插，仍委官按日给予饩养赡，且赐衣服等件”，顺搭贡船回国。（22）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琉球对闽南难船极为重视，中国政府也对他们的友好行为给予表彰、嘉奖。在这相互救助的历史上，“包恩”号事件又特别值得关注。
１８５２年３月，美国“罗伯特·包恩”号载满了诱骗来的４１０名华工从厦门港出发驶往美国旧金山。这批华工大部分来自闽南泉州的同安、晋江、南安、安溪、惠安，漳州的龙溪、南靖，还有厦门等地。他们被迫签下了卖身契，如不接受即遭鞭责。当船驶近琉球岛附近时，船长又把华工都拉到了舱面，强行“剪去发辫，并用冷水和大扫帚冲刷华工身体，其中有好几十人卧病不起，这时美国人不是把他们打死，就是将他们弃落海中”，（23）这使得华工忍无可忍，奋起反抗。在２８岁的厦门人陈得利的带领下，大家和美国殖民者进行了艰苦的搏斗，终于控制了“包恩”号，把船驶进了琉球，在八重山大石垣岛崎歧洋面时，触礁停靠。
华工上岸后受到琉球人民的热情接待。据罗伯特·布莱姆顿等８名“包恩”号的水手证词：“我们看到岛上土著是一个善良的民族，当苦力在为自己盖房栖身的时候，土著们把房屋让给苦力住”，（24）还“每日给予饭食”（25），帮助华工解决实际困难。琉球政府在“设馆安顿，收养抚恤”之余，又积极筹备船只，准备送华工回国。
美国政府知道此事后与英国侵略者相勾结，派舰队到八重山石垣岛开炮轰击华工驻地，并上岸捕杀手无寸铁的华工。在美国萨拉托加号舰长瓦克尔致美国远东舰队司令奥利克的信函中叙述到仅“英舰莲花号接收了２３名苦力犯人，其中有些是儿童，另一些患病，有二三人奄奄待毙，在３６小时内，有２名苦力死亡。”（26）侵略军载着他们的战果离开了石垣岛。华工们仍回到原地，琉球政府对他们极为同情，“该国王世子以英夷凶暴非常，若遽行护送，诚恐夷船复来追捕无踪，滋生事端，当于上年贡船来闽移清查办”。（27）在等待清朝谕旨期间，琉球国王派官员前往石垣岛慰问华工，帮华工修理房屋，安排伙食，并“十分尊重闽南人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每逢节日，即给加餐宴席，以慰远人”。（28）又从首里派医生为华工看病送药，如“泉州府南安县难人林才，身染热病，坐卧不安，又同府安溪县林约，脚腿染成疯肿之疾，寸步难行，又于同府同安县苏辇，眼目症似瞽目之形；又南安县林低小便坠精之症，脚手酸软。此四人之病症十分辛苦，蒙人琉球国医官驾到南人敞居看脉治药，全然应效，所次给药，立即痊愈”。（29）虽如此，但华工的身心已受到殖民者的严重摧残，连美国官员伯驾也承认“布莱生船长（包恩号船长）苛待苦力”（30），以至于一次瘟疫竟有９２名华工染疾身亡。琉球人民深深地同情这些苦难华工，为病卒者殓棺、安葬。现今，在八重山石垣岛上还可以看到当年死难华工的墓碑。冲绳县政府还在富崎盖了一座唐人墓陵园，以此纪念１８５２年牺牲的华工，这是闽南与琉球友好情谊的历史见证。
幸存的１７５名华工在琉球政府的帮助下，由“该国王世子特备咨文护照”（31）派船护送回国，途中又遭海盗，最后仅余１２５人。上岸后，殖民者千方百计要对华工“严惩”，但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这批华工被宣布无罪释放，华工起义终于得到彻底胜利。没有琉球人民的热情帮助，他们早已冻死孤岛，葬身鱼腹；没有琉球政府的妥善安置，他们早已惨遭捕杀，无缘回国。这场斗争的胜利是与琉球政府和人民对这些华工的支持分不开的。
三、闽南与琉球的海上航道及两地间的贸易往来
闽南与琉球一衣带水，在明前就有了密切的交往。据考古资料，在石垣岛出土的白瓷碗，其年代属１３世纪到１４世纪中叶（南宋中期到元代中期），其窑口当在闽南。（32）可见，两者交往之早。到明洪武年间，中国与琉球正式建立封贡关系，明政府在泉州设立市舶司，管理对琉朝贡贸易，在晋江口岸设立来远驿，专门接待琉球贡使。两地交往更为频繁，形成了正式的海上航路。
闽南通琉球的航路的形成并不是一朝一夕的，是古代航海人员长期实践、探索的结果。在民间早已有私通琉球，在宋、元时期，泉州是闻名于世的巨港，从这里出发的船只来往于世界各地，包括邻近的日本、高丽，以海为主的闽南人早已开辟了通琉球的民间航道。此航路有两条，一条是从漳州港出发。“福建市舶专隶福州，惟琉球入贡，一关白之，而航海商贩尽由漳、泉。”（33）据《顺风相送·福建往琉球》“太武放洋，用甲寅针七更取乌坵，用甲寅并甲卯针正南东墙开洋，用乙辰取小琉球头”。明人慎懋赏的《四夷广记》卷２７９中载有《漳州往琉球并日本针位》“太武山开洋，用单艮针七更船取乌坵山，用艮寅针更船取牛屿，用艮寅针五更船取东涌山，用单辰针西南风乙辰针东南风用辰巽针八九更船取小琉球”。《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九漳浦县中又有“太武山在县东北百里，一书大母山。……有延寿塔，高数仞。海中归舶，望以为标。”所以太武山即今南太武山，在龙海县东南海边。又据《筹海图编》卷一福建图二所示“浯屿”即今“金门岛”在厦门东面海中。而“乌坵”，图中湄洲宫东有“大乌坵山”，就是今天的乌坵屿。
第二条航路是从泉州港出发，从晋江入海，向东航行，过湄洲岛，与从漳州港出发的航道在乌坵上会合。两条航路会合后继续向东航行。经“东墙”，据《郑和航海图》草屿之北有东墙，即今平潭县北之东痒岛。“小琉球头”即今台湾最北端之“富贵角”。而后“小琉球套北过船见鸡笼屿及梅花瓶，彭家山”（34），“用甲卯取彭家山，用甲卯及单卯取钓鱼屿……用卯针取赤坎屿……看好风单甲十一更取古巴山即马齿山，是麻山。赤屿用甲卯针取琉球国为妙。”（35）即两条航路在东墙会合后向东，途经富贵角、鸡笼山、花瓶屿、彭佳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姑米山、麻山、马齿山至琉球那霸港。通过这两条航线，闽南与琉球进行着频繁的贸易往来。
闽南三地是著名的三角洲平原，气候温润，物产丰富，“凡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桔，泉漳之糖……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36）不仅如此，闽南还拥有众多优良港湾，泉州港，漳州月港，厦门港等都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而琉球凡“东瀛之岛，暹罗，苏门答腊，满刺加，高勾丽，爪哇，日本，交趾，占城等国，凡十数而琉球最贫。”（37）因此，中国是她生存和发展的依靠。闽南是她登岸后的第一站，理所当然成为与之商贸往来的主要对象之一。
琉球与闽南地贸易形式有两种。一是官方贸易，这主要体现在朝贡活动中。琉球通过朝贡不仅获得大量赏赐，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展中转贸易，从中国购进大量商品贩运到东南亚各国，再从东南亚地区购买中国所缺之物，贩回中国，从中牟利。《明史·外国·琉球》即指出：其国“假进贡之名，以规市贩之利。”为了牟取更多的利益，琉球国王积极遣使入贡。据记载，自明洪武二十五年（１３９２年）至光绪二年（１８７６年）的４５８年间，琉球遣使入华４６９次，又据《明实录》记载，从洪武五年（１３７２年）至成化八年（１４７２年）泉州市舶司迁往福州之前的１００年来，琉球遣使者入明朝贡就达到了２４８次，相当于５００年来朝贡次数的一半多。如此频繁的朝贡贸易极大促进了琉球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闽南成为琉球的重要商贸伙伴。即使市舶司从泉州迁往福州，由于闽南的丰富物产和“乐于商贩，趋货什一之利，蹈不测之渊，回易于蛮夷之境”（38）的闽南商人遍布各地，在与琉球的交易中，闽南仍处于重要地位。就琉球所购物品来说，有众多产生于闽南，如“棉纱”《闽产录异》云“福州织者亦美结，出泉州者工精”（39），“织绒”明代漳州所产的天鹅绒畅销海内外。（40）还有永春夏布，德化瓷器，惠安苎麻……并且闽南多山，也是药材的产地，琉球所购药材也部分来自闽南。
琉球与闽南贸易的另一渠道就是民间走私贸易。明朝从巩固自身统治出发“以海道可通外邦”（41）为虑，规定“片板不许下海，禁草双桅大船”。（42）清初也实行严厉的海禁，“一切官员及军民人等，如有出洋经商或移往外洋海岛者，以交通反叛律处斩立决”（43）。严厉的官方律令禁不住民间的走私贸易。在利益的驱使下，闽南沿海的人民纷纷冒险出洋，这一活动使得漳州月港逐渐成为我国东南沿海的重要走私港口。厦门港同样由于“禁海”，商人们“厚贿守口官兵，诸通郑氏，以达厦门，然后通贩各国”（44），也成为一主要走私口岸。民间走私贸易盛极一时，“其中经琉球往日本的航路上，舶船络绎，航海人员多为漳人”（45）。嘉靖时的内阁大学士桂萼也评价到：“滨海上下，外遇倭寇之流，近通琉球之贡，不为要害，而海物互市，妖孽荐兴，则漳浦，龙溪之居民多”（46）。屠中聿也说：“夫海贼称乱，起于负海奸民通番互市，夷人十一，流人十二，宁绍十五，漳、泉、福人十九，虽概称倭寇，实多编户之齐民也。”（47）当时走私贸易不仅人数多，而且规模巨大。如嘉靖二十一年，漳州人陈贵等率由２６艘船组成的船队到琉球贸易。（48）不管船只大小，单单“２６艘船”就足以说明走私的规模。
伴随着这来来往往、络绎不绝的船队，琉球的经济充满了新的活力。闽南对琉球的影响是巨大的，没有闽南商品与商队源源不断地输入，琉球经济不可能迅速地发展，成为“万国津梁”。
四、闽南册使——潘荣
闽南册使潘荣是在明天顺六年（１４６２年）出使琉球的。据载，天顺四年六月初五日，琉球中山王尚泰久薨，王世子尚德派人向明廷告父丧并请封。为此，明朝开始挑选册封琉球的天使。
潘荣，字尊用，号（日＋束）庵，龙溪人。正统戊辰（１４４８年）进士。景泰元年（１４４９年），受吏科给事中。明朝向琉球派遣的册封使自正统七年（１４４２年）英宗派正使给事中余汴，副使行人刘逊封尚忠为琉球国王时，开始了册封使由给事中当任的传统。潘荣以给事中之职成为候选，且其为人“宽平和易，不言人过，而风规肃然，遇事无所苟，纲厘目举。”（49）在吏科十几年“为宦者所讥而所守不变，当世贤大夫也。”（50）有鉴于此，明英宗钦定潘荣，于天顺六年四月命吏科右给事中潘荣，行人司蔡哲充正、副使，往琉球国祭故王尚泰久并封其世子尚德为王。于是，潘荣“率领官军人等坐驾海船一只到国，开读诏书、敕谕，颁赐冠服、礼服等件，封臣尚德为王并王妃及赐祭先父王尚泰久”（51），顺利完成册封大典。在琉球期间“宣威德，为其国王记中山八景图。荣援经证义，立成篇章，览者咸谓得体国人为之刻石及舟归”（52）。十月，潘荣顺利归国，不辱使命。翌年八月，琉球国王尚德特派长史梁实等赍捧表文至京谢恩。
潘荣出使琉球，在历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因为“福建地邻琉球，当避嫌”，（53）所以历来明朝选册使时已把闽人排斥在外。如今，潘荣以闽南人的身份成为闽人第一任册封使，说明明政府已意识到福建与琉球的密切联系是中琉友好交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琉关系的发展有极大促进作用。闽人对琉球比之其他各省更为熟知，有此有利条件，行事更为方便。杨国桢教授指出“潘荣出使琉球十分顺利，这与他出身漳州，熟悉地方情况能有效地精选造船和航海人才，不无关系。”潘荣作为琉球的册封使的重要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闽籍册封使和闽籍航海人员结合有利无害的实例，从而为闽籍官员担任册封使，开辟了道路。”（54）清朝八次册封琉球，其中有四次，由闽籍官员四人分别担任正、副册使，他们之所以能成行，这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潘荣的开路之功。
五、护送贡使进京
在朝贡活动中，琉球贡使上岸后，明朝规定，由福建官员负责安排。先让他们在柔远驿休整，同时由督抚上奏皇上，择日起程进京，贡使入京沿途各省地方官都要派人接洽、护送，而且福建督抚又必须按规定，委派文武员弁全程往返陪同。后清政府又重申“凡外国贡使，及定额从人来京，沿途口粮驿递夫马舟车，该督照例给发，差官伴送及兵护送来京。”（55）闽南地方政府就此给予积极的配合，确保贡使顺利进京参见，安全返闽。
在明初，泉州是通琉球队惟一口岸，泉州政府当然尽职尽责，对朝贡团体妥善安排，并出色地完成护送任务。即使之后市舶司由泉州迁往福州，闽南各地官员仍多次负责护送。为了使外国使臣参加除夕与元旦贺宴等活动，清廷规定：“外藩遣使进贡入关后，即饬该使臣赶紧起程并饬伴送官沿途照料妥速行走，务于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到京以符定制。”（56）由于时间紧迫路途遥远，伴送官员极为辛苦。如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年）琉球进贡，贡使紫金官毛国栋，副使正议大夫毛廷柱，都通事郑文英，从人２０名，土通事一名等来华，就由厦门海防同知黄奠邦等负责伴送。途中，都通事郑文英及从人一名重病，黄奠邦给予悉心照料，但由于条件限制，最终病故，虽受此耽误，黄奠邦一行依然在十二月初五日准时到京。（57）不辱使命。又有同治九年（１８７１年）琉球国王派贡使耳目官杨光裕，副使正议大夫蔡呈桢，都通事蔡呈祚等来华进贡。当时由三品衔候选道泉州府知府章倬，同知衔准升惠安县知吴同盛等负责伴送。（58）由于起程较迟，又遇隆冬，路冻难行，几遭风雪，只好长途催趱，行程十分艰苦，进京日期被迫延迟，只好请旨请求伴送官可否邀免议处。由于闽南官员一向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受到各朝政府的认同，针对此种情况终于得到皇上体恤，“伴送各员著免其议处。”（59）
自闽南进京，约计５０００多里。由于路途遥远，虽然晓行夜宿，亦须八九十日，一路奔波，跋山涉水，极为辛苦。《礼部则例》中规定，与进京时一样，仍由闽省伴送官陪同。“贡使回国，由各该省伴送官护送行兵部换给勘合，经过各省仍邻委干员更递护送。”闽南护送人员与琉球使团在这漫长的进京、回闽途中，休戚与共，同甘共苦，双方加强了交流，增进了了解。
六、情报信息的交流
日本对我国的觊觎之心自古有之，倭寇入侵是他的表现之一。明初，倭寇入侵我国沿海，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明政府一边清除倭患，一边抵制日本，“罢宁波市舶”（60），严禁与日本通商，中日关系急剧恶化。
中国断绝与日本的贸易往来，这无疑是对日本经济的沉重打击，为了重新开启与中国通商的大门，日政府多次要求琉球到华的贡使帮助日本与明政府协商，闽南后裔也参与了此事。嘉靖六年（１５３０年）琉球贡使蔡瀚（闽南泉州蔡姓后裔）道经日本，受日本国王源义晴之托，向中国政府代为转交致表文，要求恢复修贡、贸易，但遭明拒绝。（61）即便如此，这些贡使在保持中、日双方的间接接触，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琉球政府倍受日本欺凌，这更增进了她与中国的感情。自庆长之役后，琉球被迫向日本纳贡，她一面向日本进贡，探悉日本对中国的阴谋，一面派人向明政府通风报信。如万历二十六年四月，尚宁又遣使者来闽飞报倭情，即侦探到的倭奴关白动静，漳人王立思就是该船的“管船舍人”（62）。《明史·琉球传》万历四十四年琉球通事蔡廛（闽南后裔）来告，日本造船５００余艘，欲取鸡笼山。（63）这使明政府能及时对“诏海上警备”早做防范。
明政府也积极刺探日方情报。他们充分利用闽南通琉球的航道，如万历二十二年四月，福建巡抚许孚远密行到泉州同安，选取海商许豫的船只，和色目指挥使史世用同往日本萨摩州刺探，走到正是“海澄入倭之路”得到重要情报后，史世用乘坐海澄县吴左沂乌船先行返回。（64）闽南成为刺探日方情报道主要基地。
闽南私商也积极为政府服务。当时日本对中国的险恶用心也为来往于琉球、日本的商人所知晓，所以，当他们一旦知道日本有不良企图之时，就急速回国通知。如万历间关白丰臣秀吉“欲侵中国，灭朝鲜而有之”。当时就有商于琉球的同安人陈申“惧为中国害，与琉球长使郑迥谋，因进贡请封之使，具以其情来告”。不仅如此，“申又旋故乡，陈其事于巡抚赵参鲁。参鲁以闻。下兵部，部移咨朝鲜王。”（65）
七、其他
琉球与中国交往之初，仅是为了贸易之利，随着接触的日渐加深，琉球被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所吸引，被丰富多彩的艺术技能所折服，在自觉与不自觉中，成为中华艺术的接受者和传播者，而其中又有深厚的闽南文化的影响。据中本正智分析：“日本文化与琉球文化的差异，一部分系起因于大陆文化中南北型态之不同所致……奄美至与那国岛之间的琉球列岛是受福建以南的南方文化的影响。”（66）
首先，在雕刻方面，琉球圆觉寺的石雕群，据考证是闽南惠安匠人所刻。在琉球其他地方的石雕也有浓厚的闽南风格；其次，在音乐方面，“泉州是进入冲绳的门户，此地被认为是福建南音的发祥地”。（67）琉球的三味弦就是从闽南音乐中蜕变而成的；在绘画上，“陈惟邦，字子庆，号允庄山人，福建漳州人。以孝母为名，作诗画自怡，长人物，花鸟写真。其子陈少逸，承家学，常于洒醉作指画山水”。（68）他们是影响琉球绘画在技巧和寓意上转变的闽南画家；从传统节日上看，琉球与闽南地许多风俗相似，如五月初五是“端午节”，十二月二十四日送神，正月初四接神，七月十五祭祖宗……；在饮食方面，琉球的面食与泉州面食在制法上基本相同，据专家考证，亦是从泉州传入的；日本与琉球的甘薯是明万历三十五年（１６０７）琉球人野国总官从福建惠安县传入的，（69）这些都是琉球人民与闽南长期友好往来，耳濡目染的结果。
福建是中琉朝贡贸易的起点和终点，闽南在明成化以前又是琉球通华的第一站，即使在成化以后，琉球在华活动也与闽南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琉球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发展都有闽南的影响。现今琉球更名为冲绳，由独立的王国变成日本的地县，但这并没有断绝冲绳与中国特别是与闽南的友好交往。１９８８年，泉州市与日本冲绳浦添市结为友好城市，１９９４年，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在泉州举行，各位专家学者还经常为闽南与琉球的历史关系做过深入探讨。相信，有这５００多年的历史情谊为纽带，闽南与冲绳在今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
作者谢必震系福建师大历史系教授；王晓云系福建师大历史系研究生
注释：
①③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四，琉球国。
②《请史稿、属国传、琉球》
④陈侃：《使琉球录》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第４９页。
⑤《明会典》卷９７外藩，琉球。
⑥《明经世文编》卷４００许孚远《疏通海禁疏》。
⑦茅元仪：《武备志》，卷２１４。
⑧《小宗王姓家谱》那霸市史·资料篇，第一卷六。
⑨《历代宝案》第一集，第３２卷，第３２８页。
⑩⒃《蔡氏家谱抄录》，那霸市史·资料篇，第一卷六。
⑾⑿⒀《历代宝案》，第一集，第２４８页，第２４５页，第２６１－２６３页。
⒁《历代宝案》第一集，第二册，第３３７页。
⒂谢必震：《中国与琉球》，厦门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２月版，第３１７页。
⒄杨仲揆：《琉球古今谈》，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１２月版，第６１页。
⒅《历代宝案》五，第２７８５页。
⒆田名真之：《琉球船的漂流、飘着一以乾隆时期的事例为中心》，载于《第八回琉中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⒇《历代宝案》，第一集，卷１８。
（21）《清代中琉关系档案三编》，第４９页。
（22）《历代宝案》，四，第２３５７－２３５８页。
（23）（24）（25）（26）（27）（30）（31）《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三辑，第１４５页、第１３３页、第１６０页、第１３４页、第１６１页、第１３４页、第１６１页。
（28）徐恭生：《“包恩”号华工起义及琉球国对它的支援》载于福建师大学报哲社版，１９８６年３月。
（29）《琉球评定所记录》引自徐恭生《“包恩”号华工起义及琉球国对它的支援》，福建师大学报，哲社版，１９８６年３月，第５６９-５８２页。
（32）陈信雄：《从琉球出土中国陶瓷窥探中琉关系》载于《第四届中琉历史关系论文集》。
（33）《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十九册，《广东》。
（34)《筹海图编》，卷二，《福建使往日本针路》。
（35)《顺风相送·福建往琉球针路》
（36)王世懋《闽部疏》
（37)周煌《琉球国志略》卷十
（38)龚用卿：《送漳州太守曹侯入观序》，云冈文集，卷１８，清光绪刊本。
（39)郭柏苍：《闽产录异》，卷一，第１０页。
（40)潘吉星：《天工开物校注及其研究》，第３２６-３２７页。
（41)《明太祖实录》洪武四年十二月乙未条
（42)谢杰：《虔台倭篆》，上卷，《倭原》。
（43)《大清律例》第２２５章
（44)郁永河：《伪郑氏逸事》，引于唐天尧《试论明代月港兴衰的原因》，福建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２年第３期。
（45)杨国桢：《明代闽南通琉球航路史事钩沉》载于《第三届中琉国际关系会议论文集》。
（46)桂萼：《福建图序》、《皇明经世文编》卷１８２
（47)李国祥等编：《明实录类纂·福建台湾卷》，武汉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第４１４页。
（48)严嵩：《琉球国解送通番人犯疏》载《皇明经世文编》卷２１９。
（49)光绪：《漳州府志》卷２９人物三
（50)、（52)《福建通志》，福建列传，明三，民国。
（51)《历代宝案》第一集，第一册，第４１０册。
（53)《明英宗实录》卷１７８。
（54)杨国桢：《明代发展中琉友好关系的漳州人》载于《第四届中琉历史关系论文集》。
（55)《大清会典事例》卷５１０第１页。
（56)（59)《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第７１５页、第１０７４－１０７５页。
（57)(58)《清代中琉关系档案三编》第２４３页、第７５７页。
（60)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日本传》。
（61)吴壮达：《琉球与中国》，正中书局印行，民国４８年。
（62)(63)《历代宝案》第一集，第二册，第３３６页。
（64)许孚远：《敬和堂集》，清计处倭酋疏。
（65)《明史》卷三二二《日本传》。
（66)中本正智：《中国大陆与列岛文化》载于《第三届中琉国际关系会议论文集》。
（67)（日）矢野辉雄、金秋（译）：《琉球对中国音乐的吸收》载于中国音乐，１９９４年４月。
（68)郑工：《琉球绘画与禅》载于《美术史论》，１９９５年２月。
（69)李玉昆：《中琉关系史研究述略》，海交史研究，１９９２年１月。
原载：闽南文化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3－59页。
（福建侨联网
2003年11月24日
11: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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