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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文化是海外华商发展的源泉

李鸿阶 严正

  闽南文化有着自己的独特内涵和深厚的历史渊源。自古以来,由于地少人多,为了求得更好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机会,广大的华侨华人生生不息地向外拓展。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闽南文化对海外华商的财富积累和企业发展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闽南文化圈及其受之影响的华人企业家纷纷脱颖而出,他们成为富甲一方又对家乡贡献良多的富豪。据有关的资料统计,1995年世界华人资产在1亿美元以上的有386人,其中属于闽南文化圈的就有215人,人数比例几乎占了三分之二。另据2001年《国际华商500家》的资料统计,仅在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四国,闽籍华人大企业就有85家,绝大部分属闽南文化圈。因此,深入地研究闽南文化的特性及其对华资企业经营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闽南文化的内涵及其历史诠释

  闽南文化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上接中原、吴楚,下续台湾、东南亚,其含盖面和影响的范围相当广泛。闽南人艰苦的生存环境,铸造了闽南文化的精髓:“敢拼爱赢”的精神。这种文化精髓的形成、升华和进一步发展,有其客观必然性,这也是闽南文化有别于中原文化和其他闽系文化的一大特色。
  首先,闽南文化属于移民文化。闽南人聚居的核心地带,主要在晋江下游的泉州平原和九龙江下游的漳州平原。据有关的文献记载:早期这两个地区森林茂密,未得到有效开发,只是从汉晋时期开始,由于战乱和其他的原因,出现了两晋永嘉年间的“中原板荡、上族入闽”格局;唐代的大量设县建制,尤其是王潮、王审知兄弟在福建建立起第一个地方性割据政权后,对北方汉民源源不断地入闽定居起到重大的影响。可见,福建汉民族社会的形成发展,是与迁徙紧密相联的。随着北方汉民的加速流动和不断的南迁扩展,促进并加快了闽南地区的开发和发展。为了适应颠沛流离和长途跋涉的艰难环境,中原文化在南迁传播过程中,在经历了较为激烈的拼撞、社会变迁和自我扬弃后,虽然在闽南地区扎根并成长起来,但其完整程度受到了挑战,已较中原本土文化产生一定程度的差异,从而深深地打上了移民文化的烙印。
  其次,闽南文化有较强的兼容性和开放性。一方面,在汉民的不断南迁和聚合过程中,不同源流、不同历史阶段入迁的汉民之间,汉族人与当地少数民族之间,在闽南地区显现出了交融性。另一方面。在唐宋元间,泉州港的对外交通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时期,成为“涨潮声中万国商”的东方贸易大港。吸引了亚洲、非洲乃至欧洲许多国家的人民前来贸易和从事文化交流活动。他们不仅在泉州地区经商并定居下来,而且还传播了伊斯兰教及其文化。因此,在与“蛮獠”、“佘民”等闽越族人、海外民族尤其是与阿拉伯人的融合发展中,各种文化底蕴交互影响;同时,也大大推动了伊斯兰家族的发展及其血缘、文化在闽南地区的传播和进一步的扩散。在现存的泉州伊斯兰家族的族谱中,可以看到他们始祖与汉人通婚的记载。同样地,在闽南地区典型的历史建筑物中,也可以看到阿拉伯、印度等地的建筑风格。如泉州市区著名的开元寺,就深受印度建筑风格的熏陶。可见,闽南文化在多种族文化的交融发展过程中,这种多元文化的组合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对外开放性。
  闽南文化的表像,深受外来文化和移民文化的多重影响,由此形成了闽南人敢于冒险犯禁、勇于进取和积极开拓的人文精神。这种移民习性以及“山高皇帝远”,尤其是游离当时的政治和权威中心的边缘环境,形成了闽南人特有的叛逆意识和挺而走险的自立精神。自唐宋以来,闽南人就以其面临大海的自然优势,敢冒风涛之险而搏击海洋,积极地开展对外贸易和交流活动。在宋元时期,闽南人就有崇尚工商的习俗,在《与地纪胜》中就称道:“(泉)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明朝人冯璋在《通番舶议》中评论说,“泉漳风俗,唯利通番,今虽处以充军、处死之条,尚犹结兑成风,造船出海,私相贸易,恬无畏忌”。虽然“泉人贾海外者……海道回远,窃还家者过半,岁抵罪者众”,但仍敢冒海禁之险而入海。为了突破封建官府的封锁,以养家糊口,明清时期的闽南私人海上贸易就带有亦商亦盗的特点。到了明朝末期,闽南人还成了海上走私的主力,其走私网络遍布东南沿海地区,并依靠强大武装的支持,泉漳一带的海商海盗集团曾经一度控制了东南沿海的制海权。意大利学者白蒂在《郑成功》一书中认为:自隆庆元年(1567)开放海禁后,闽南商人逐渐主导了中国海外贸易近四百年的历史。
  闽南人较少的安土重迁观念和敢于冒险犯禁的进取精神,在明清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但在封建政府的强力压制下,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闽南一带地瘠民稠,丘陵山地众多,尤其是在沿海的平原地区,出现了“人满为患”,拥有土地和农耕已不足于养家糊口,这种自然环境加之深受移民文化的熏陶,促使大量的闽南人挈妻携子移居海外和台湾地区,实现了“贷海为市”。对此,明代长乐人谢肇在《五杂俎》中这样地写道:漳泉之人,“东则朝鲜,东南则硫球、吕宋,南则安南、占城,西南则满刺迦、暹罗,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到了清代,闽南人移居海外已成为民间谋生的一种习惯,他们“……避地往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者尤多”;有些闽南人的族性,向海外移居的族人比居留在本土的人还要多。据《台湾省通志稿》卷2《人民志·氏族篇》记载:现在的台湾汉民中,原籍为福建泉州、漳州二府的,约占台湾人口数的70%以上。可以说,闽南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合理延伸,又是接受外来文化和海洋文化熏陶的结果,因此,闽南人比较注重财富的追求和发展。宋代莆田人刘克庄在《泉州南郭吟》曾写道:“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耕樵必业儒。惟有桐城(刺桐城,指泉州)南郭外,朝为原宪暮陶朱。海贾归来富不赀,以身殉货绝堪悲。似闻近日鸡林相,只博黄金不博诗”。应该说,这种重商主义、注重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和务实逐利的进取精神,对海外闽南人的经商理念和企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闽南文化积淀及其对海外华商发展的影响

  我们知道,闽南人大多为生活所迫,在迫不得已时才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求生存谋发展的。因此,他们大多靠白手起家,“赤脚打天下”,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不仅在居住地站稳了脚跟,有的甚至发展成为世界知名的企业家。闽南人在海外的迅速崛起和取得的巨大成功,除了秉承中华民族的勤奋和节俭持家的优良传统美德外,闽南文化的鲜明特性,以及闽南人演绎着财富积累的动人故事,尤其是他们在商业领域独特的理财观、致富观、经商道德和创业精神,均对海外华商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善观时变,精于把握机会来发展自己。古人云“智者,先见而不惑,能谋虑,通权变也”。闽南人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们善观时变、精于预测,掌握住发展先机,努力地拓展赚钱的机会。因而,能够在异常激烈的商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借机来发展和壮大自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居住在新加坡的闽南人就预感到:经过了战争洗礼,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遭受到严重的破坏,迫切需要重建家园,必然会出现物资短缺的现象。此外,新加坡作为世界性的贸易转口大港,每天都有大批的外国船只在此经过,它们需要各种物资补给,无疑将提供大量的购买日常用品和设备的机会。基此正确的判断,不少闽南人以“服务社会、便利大众”为己任。捷足先登,纷纷筹资收购五金、建筑材料和轮船配件等一系列战争剩余物品,并伺机出货,在短短的几年间,就积累起了相当的财富。后来,他们利用赚来的钱创办了公司,把经营重点转向房地产、建筑材料业。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新加坡经济的快速增长,地皮和建筑材料成为热门货,于是出现“水涨船高”,又为闽南人赚进了不少钱,不少人因此而致富。
  其次,提倡“以诚为本”,讲求经商道德。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因为“仁者,惠怃恻隐,得人心也”。在企业经营中,必须坚持“诚信为本”,“信义为先”的原则。利从诚中来,誉从信中来。以“诚”为本,才能获得信用;在信任他人的同时,自己也会得到别人的信任,这是辩证法的统一。这种经营理念深深地烙印在闽南人的脑海中,也为他们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台湾的王永庆为例,为了留住客户,在早期经营米店时,王永庆总在米的质量、服务和收款方式上下功夫,以求得客户的信赖和支持。他先将米中的沙粒、石头挑净,然后主动送米上门。在把米送到客户家后,先是淘净缸里的旧米,再倒入新米,然后把旧米放在上面。他卖一斗米只赚取一分钱,希望以此能薄利多销,赢得更多的客户。这些事看来虽小,做起来却很不容易。这种重信笃行、“客户至上”的经营理念,对王永庆日后事业的发展却大有好处。几十年来,台塑集团始终贯彻“客户至上”的经营思想,不论是产品设计还是在质量上,都尽可能地做到完美无缺,不但提高了台塑产品市场占有率,王永庆自己也赢得了“经营之神”的盛誉。
  第三,注意从小处着眼,重视理财。开始经营企业时,由于属小本经营,闽南人很少能从银行中获得资金的融通。他们从小本生意做起,一点一滴地赚钱,待有所积蓄才创办自己的企业。有的是向亲朋好友借贷,或几个人凑在一起合股办企业。如马来西亚林悟桐在创立云顶集团前,就做过沿街叫卖的小商贩。后来靠收购废铜烂铁生意,好不容易才开起了夫妻店。在有了一定的积蓄后,就及时创办建发公司,开始承包政府的各种工程,又把赚来的利润用于发展种植业,实现了企业的良性互动发展。王永庆在创办台塑集团前,也是靠借款经营米店,再开设木材店、塑料厂的。台塑企业虽然已贵为台湾最大的制造企业,可王永庆始终没有忘记从小处着眼。比如说,为了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王永庆就采取种种措施强化理财。在建厂时,他就注意到各地成本之间的差价,为此,把硬设备放在岛内做,只有必要的机器设备才从国外订货进口。同时,由企业自己负责图纸设计和工程施工,大大降低了建厂的成本。此外,他还十分注意开源节流,从精减人员、降低原料成本和提高设备产能等基本环节入手,使台塑产品获得了很强的市场竞争优势,创造出非凡的业绩。
  第四,有着永不满足、回馈社会的致富观念。可以说,“落叶归根”几乎是早期海外闽南人的共同愿望。他们移居海外后,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取得较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因此,除留些基本费用以维持本人的生活外,还得汇款还债,用于养家糊口;同时,也要有所积蓄,以图将来的发展,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衣锦还乡。在这种精神理念的支配下,几乎所有的闽南人都在拼命工作,以求早日发财致富。他们敢于跻身于强手之林,致富后也不满足,而是注重回馈社会,一心一意地扑在工作上。以马来西亚林木荣家族为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主要经营锡矿业,在略有盈利后,又把积蓄用于购买新的矿山,如此往复地回圈,林氏经营的企业规模也越来越大。以后,转向了发展种植业、房地产。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林氏家族以“四两拨千斤”方式,收购了马化控股机构,经营范围扩展到锡矿、石油、建筑、房地产、金融等行业,由此建立起庞大的企业集团,一跃而为马来西亚最大的华人集团企业之一。陈金火的创业过程是从引进日本汽车开始的。目前控股的陈唱摩多公司,已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汽车零配件制造商。
  第五,忠于职守、自强不息,具有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为了企业的生存发展,海外闽南人付出的努力和代价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林梧桐在创办云顶集团时,仅开山劈路就用去了数年时间。当时,能否赚到钱还是个未知数,但在看准方向后,林梧桐就集中一切的人、财、物力,向云顶高原进军。正是这种知难而进的勇气,才成就了今日庞大的“企业王国”。20世纪80年代初,马来西亚林敬奎旗下的美佳第一铜业公司上市。后因市场变化蒙受到重大损失,而被撤销了上市资格,公司发展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但林敬奎不是打退堂鼓,而是认真地反思、及时地总结经验教训,对公司发展条件和经营方式进行了客观、详细的分析。几经努力,公司终于在1990年初恢复上市资格,并使经营业务迅速走向多元化。在短短的两年间,美佳先后收购了益东控股41.5%股份及其旗下著名的油脂化工企业——酸化(马)有限公司75%的股权。
  可以说,海外闽南人取得的骄人成绩,主要得益于他们善观时变、因势制胜、稳扎稳打和诚信为重的经营思想。他们不仅为居住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在当地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影响。他们懂得“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道理,对家乡建设事业倾注巨大的热情,通过各种途径,以各种形式不遗余力地支援居住国的各项建设事业,赢得了人们的广泛赞誉。

三、研究闽南文化的现实意义

  开拓进取、自强不息、兼容并蓄的闽南文化精神,对我国新时期的企业经营、经济发展和两岸统一都将发挥积极的作用。为此,我们必须做到:
  l、保护和继续发扬闽南人的开拓进取精神,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改革开放以后,闽南人的重商逐利本性再次被激发出来,各种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发展。目前,闽南私营经济占有较大的比例、民营企业勃勃生机,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主力,以福建省泉州市为例,改革开放以来,泉州市经济走出了一条以外向经济、民营经济为主的发展路子,2001年GDP已跃居全国地级市的第三位,一些轻工产品在全省、全国乃至国际市场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这与泉州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壮大是分不开的。因此,应继续保护和引导好闽南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积极性,加快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要有“兼容并蓄”的宽襟胸怀,借助外力强化和发展自己。闽南文化的开放性,尤其是阿拉伯人经商传统对泉州商人的影响,对闽南经济发展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今天,闽南人同样要以世界性的眼光,以“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大力引进国内外的资金、技术和智力资源,巧借外力来发展和提高自己。因此,必须加快构筑产业发展链,增强产业协作力,重视科技进步,做大做精做强企业。
  3、闽南文化的特点也导致闽南企业家力图拼搏、力图创业、力图自身造就一番事业,因而闽南人的企业大都维护家族管理,代代相传,“宁为鸡头、不做凤尾”。综观东南亚的华裔企业集团,它们的成长都有赖于创始人的艰苦创业,现在企业集团基本上掌握在集团创始人(第一代)或他们的儿辈(第二代)手中。第一代创始人多数未受过系统的教育,他们都把培养第二代接班人作为事业发展的重要使命,把子女送进高等学校甚至送到美、欧等发达国家攻读学位,回来后逐渐参与公司业务,借助实践锻炼,然后逐渐把集团的经营权交给子女中的姣姣者。虽然东南亚华裔企业集团大多数都已采取了公司制的企业形式,但仍由创始人及其家族成员控股经营,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在东南亚华裔企业集团中还没有得到明显的表现。泉州各市县的小企业“小老板”意识也较为强烈,企业协作和品牌协作较难开展,缺乏团队合作精神。因此,根据闽南文化的特点,要努力实现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确实解决好家族企业经营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不断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是闽南经济新一轮发展面临着的重要抉择。
  4、闽南文化有较强的延伸性,对东南亚华人社会和台湾经济发展都将继续发挥作用。大家知道,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就在于她的“有容乃大”,因此具有“化合四海”的永久生命力;而闽南文化在不断的磨合、扬弃和锤练的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兼备南北、糅合汉回越各族的人文特征。因此,要充分发挥闽南文化煣合共济的兼容性和在对台工作中的积极作用,深入研究、挖掘闽台文化的共性和其中的契合点,尤其是中华文化与闽台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加强闽台的科技和文化交流,促进两岸交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以侨引台、侨台结合”的工作目标,为两岸的和平统一服务。

  作者严正系福建省社科院院长;李鸿阶系福建省社科院华侨所所长

  参考文献:
  ①陈支平:《福建六大民系》,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第2版。
  ②杨学潾主编:《改革开放与福建华侨华人》,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9年9月版。

  原载:闽南文化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3-31页。

  (福建侨联网 2003年11月12日 15: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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