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国内外人民拥戴的华侨领袖
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
——陈嘉庚
介入华侨抗日运动领导层
抗日战争（ 1937 － 1945 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海外华侨是这场正义战争的一支雄师劲旅，功勋卓著。他们的统帅是陈嘉庚。
新、马华侨的抗日行动开始于 1915 年。北洋政府于这年 5 月 9 日接受日本亡我中国的“二十一条件”，出卖东北和山东主权。消息传到新加坡、马来亚，各华文报纸纷纷发表文章声讨日本的侵略罪行，并宣传抵制日货。“五九”成了海外华侨年年纪念的国耻日。陈嘉庚于
1921 年创办厦门大学时，校舍开工择于“五九”，奠基题石刻现仍完好地嵌于群贤楼中厅墙跟下。据陈嘉庚的胞弟陈敬贤的家庭医生张鸿南之弟张叔陶（现居印尼雅加达）回忆，陈敬贤于
1923 － 1927 年在日本治病期间，家里用的筷子上端刻有“勿忘五九国耻”字样。
191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英、法支持日本通过巴黎和会强夺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引爆了“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新加坡华侨学生于
6 月 19 日做出反应，当晚走上街头举行抗日示威，捣毁了不听劝告、坚持卖日本货的华侨商店。槟城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件，都遭到英国殖民当局的镇压。
陈嘉庚从 1928 年济南惨案时开始介入华侨抗日运动领导层。
1928 年春，北伐军继续北伐，任务是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日本不愿看到随着北伐军北上平津、西方国家的势力在中国北方得到扩展的局面。日本为破坏北伐，于
5 月 3 － 11 日，借口保护侨民出兵山东，攻占济南，枪杀了门名外交官员和 6100 多名群众，将外交特派员蔡公时的耳、鼻、舌、眼剜下，然后用机枪扫射，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消息传到新加坡后，广大侨胞义愤填膺，许多社团立即发起召开侨民大会，组织山东惨祸筹赈会，选陈嘉庚为会长。这是陈嘉庚受侨胞拥戴而第一次站出来领导侨胞反对日本侵略，发动抵制日货。
他在 5 月 17 日和 23 日的新加坡侨胞大会上演讲，强调日本侵犯我主权，杀害我同胞，其野蛮其凶残，世界所无，必须严予对待。办法有二：一是筹款；二是抵制。山东惨祸筹赈会在他主持下活动
9 个月，新加坡各界侨胞被广泛地发动起来。在捐款方面，包括劳工、妇女、儿童都踊跃参加，共筹集 117 万余元汇交南京政府用于赈济山东受害人民和蔡公时的家属。在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方面，华侨断绝了与日本的一切经济来往。码头工人不为日本船装卸货物，鱼贩不为日本渔民销售水产品，日本人经营的商店完全没有了华侨顾客。发现奸商顶风私运私贩日本货也被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公开揭露。
新加坡华侨的筹赈与抵制运动推及泰国、越南、印尼和菲律宾等地，使东南亚华侨声息相应，连成一气，给日本以沉重打击。
6 月 15 日，日侨会致电日本当局告急，惊呼这种情况如继续下去，“日侨半数将苦于衣食’。日本政府为了铲除华侨在东南亚的经济势力，进而扫除进行军国主义侵略与扩张的障碍，一方面加紧在东南亚的橡胶、蔗糖、烟、麻、锡、铁等产业部门的投入与渗透，另一方面不惜代价，以免征出口税和补贴等办法支持日本商人在东南亚削价倾销棉布及橡胶制品，打击华商。陈嘉庚正是他们打击的主要目标。他们狠毒地进行报复，于
8 月 7 日雇人纵火烧毁了陈嘉庚公司橡胶制造厂，使陈嘉庚损失了 50 多万元。
陈嘉庚没有因被报复而退却。 1929 年 2 月，他就日本毁弃济南惨案解决条款赖着不走而向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发了电报，指出：日兵未退，先许言和，让步已极。日本无厌反复，损失不赔，事关国体，万万不可迁就。
山东惨祸筹赈会结束时，该会干事反映侨胞的心声，呼唤组建一个新的统一机构为侨胞服务。陈嘉庚因此，在《南洋商报》发表一篇题为《倡设中华会馆改造中华总商会急议》的文章，并联络
14 人联函中华总商会，提出创设中华会馆取代中华总商会的建议。他指出，中华总商会董事委员会按帮分配名额和正副总理只能由福建帮、广东帮的侨商轮流担任的制度，有着浓厚的地方主义、封建主义色彩，不利于发挥人才的作用，主张另设中华会馆而取代之，“作有组织有秩序之大团结”。中华总商会的职员、会董们认为他先在报上公开发表言论后征询总商会意见，其做法带有强制性，因而不予同意。他的建议虽然不被采纳，但他毕竟提出了在华侨社会有必要设立一个华侨统一社团的设想。他设想的统一社团包容各界侨胞的利益，吸纳各方侨界人才办好华侨自己的事情。
在日本加紧实施其灭亡中国罪恶计划时，海外华侨始终心系着祖国的命运，陈嘉庚始终关注着祖国的安危。 1931
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陈嘉庚即以福建会馆主席名义致函中华总商会，请求召开侨胞大会讨论对付日本办法。他的建议被采纳并由他主持大会，通过致电日内瓦国际联盟及美国总统罗斯福，敦促履行各种条约，制裁日本侵略者，维护世界和平。后来他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自己当时明知开会、通电毫无作用，但祖国遭受暴敌侵凌，不能充耳不闻，自己应担负起喊醒侨胞的职责，鼓动抗敌志气，激励爱国热情，以期收效于今后。
1932 年，上海“一·二八”事件发生，十九路军迎头痛击日本侵略者，海外华侨人心振奋。陈嘉庚高度评价十九路军将士舍身抗敌的大无畏精神，他说：中国守军此次面对敌寇的进攻能抵抗
34 天之久，以血肉之躯与机械战，虽败亦荣，足以代表我民族无限忠勇之英雄气概，为世人所钦佩。当时华侨正处在世界经济危机的艰难境遇之中，他们是以节省吃饭钱和生活费——开展“缩食”运动的方式筹款支援前线的。至
1932 年 7 月，南洋华侨汇交给十九路军的义款达 600 万元（大洋）。当时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后来写回忆文章说，他们收到的海外捐款中就有用陈嘉庚的名字汇交的一笔巨款。
陈嘉庚一方面承担起组织动员侨胞的责任，一方面向侨胞指明祖国光明前途，树立必胜信心。他于 1932 年
1 月 4 日在《南洋商报》发表《对日问题之检讨》一文，分析了日本对各强国观察的错误及其内部的派别和各派的背景，批驳日寇借词“人口过剩”疯狂侵华的强盗逻辑，反对东三省若失全国必亡的悲观论调，说明中国无亡国之理。文章认为，目前中国政争、内乱、教育废坠、国民程度参差只是变革时代的暂时现象。他断定“日本顺境已过，其运已竭，种恶果必不能结善果”。
1933 年 2 月，国际联盟通过决议要求日军退出中国，但又承认“日本的特殊利益”，并提出对东北实行“国际共管”。陈嘉庚为此在《南洋商报》发表题为《答客辩》的文章，用客主辩答的形式论证：强权最终不会得逞，用科学和武力杀人者最终还受公理与道德约束。他历数日本穷凶极恶的罪迹后说：彼能免公理正义裁决？“吾不信也！姑悬吾言，以等最后之事证何如？”
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陈嘉庚殷切地期待着国内各党各派团结对敌，他把御侮抗敌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 1936
年，国民党发起祝贺蒋介石 50 岁生日的“献机寿蒋”活动，摊派给新、马华侨捐献飞机 1 架（国币 10 万元）。南京政府驻新加玻总领事把这一任务交给了陈嘉庚。当时中英关系紧张，国民党在新、马英国殖民当局取缔之列。由于陈嘉庚的特殊地位和微妙的外交关系，当他衔命征求当地殖民政府意见时，竟毫无障碍即被允准。接着，由中华总商会召开会议，成立“购机寿蒋会”，推他为主席。他为此而亲往吉隆坡召集马来亚
12 区侨领开会，进行发动。结果新、马华侨共捐献 130 余万元（国币）汇交南京政府。这笔钱可购买 13 架飞机。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后短短 2 个多月内，仅新加坡、马来亚的华侨就成立了 207
个救亡团体。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自发地展开了，不能没有统一的组织，不能没有统帅。新加坡著名侨领叶玉堆、李俊承、陈延谦、周献瑞、李光前和陈六使等，相约到怡和轩俱乐部晋见陈嘉庚，请求他出来领导新加坡的筹赈工作，并表示愿意出钱用行动给予支持。经过劝说，陈嘉庚便挑起了领导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重担。
组织南侨总会支持祖国抗战
华侨社会以往是分为帮的，内部矛盾错综复杂，十分焕散。“九一八”、“—·二八”、“七七”等接连不断事变的炮声震撼了中国大地，震撼了海外侨胞的心灵。抗日，救国，挽救中华民族！一致的民族利益，一致的战斗目标，使他们逐渐化除成见，消弭分歧，团结起来，组织起来。
1937 年抗战爆发时，欧洲华侨约 5 － 6 万人，实现了不分党派、阶级、职业、信仰的全欧大团结。他们统一的组织是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欧华侨抗联会”）。在美洲，
21 万侨胞被全民族抗战形势所驱动，统一组成了纽约华侨救济总委员会（简称“华侨救济总会”）、旧金山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简称“义捐救国总会”）和包括美洲
10 余个国家 200 多处分支机构的全美洲洪门致公堂的统一组织——全美洲洪门总干部。在东南亚，约 800 万华侨（约占世界华侨总数的
90 ％）中的大小抗日救国团体近 3000 个，卢沟桥事变后不断抱团，会集到他们的领袖陈嘉庚周围，成立了统一的机构——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
东南亚华侨抗日救国运动以新加坡为中心。新加坡共和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英国海峡殖民地的首府。英国在马来亚的殖民地统称为英属马来亚。按英国实行殖民统治的需要，英属马来亚分割成
3 部分：一、不列颠海峡殖民地（包括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归英国殖民部直接管理；二、马来联邦（包括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彭亨，首府在吉隆坡），由英国派驻扎官进行统治；三、马来属邦（包括吉打、玻璃市、吉兰丹、柔佛、丁加奴），由英国派顾问干预伊斯兰教以外的各项事务。我们今天说“新、马”，指的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个国家；战前的“新、马”更多的是指英属马来亚的新加坡和马来半岛两个地理概念。新加坡拥有优越的地理条件，在东西方的交往和地区内部的交流中具有独特的地位。英国殖民者自
1819 年占领新加坡之后，不断地吸引华侨，利用华侨的劳力、智力和财力优势，使这个小岛很快得到发展。进入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这里成了东南亚的经济中心和南洋华侨的经济、文化中心。随着“七七”抗战炮声的巨响，这里又成了华侨的政治中心，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华侨领袖陈嘉庚在这里。
陈嘉庚在 1910 年被举为道南学校总理以来，新加坡华侨社会逐渐地把他塑造成为自己的领袖。随着他本人在三十几年的艰难创业、为华侨公众事务出力、兴学、“筹赈”、“抵制”，反对侵略、维护祖国领土与民族尊严的斗争过程中，培养了“公忠谋国”的品格和“识足以辨奸，才足以服众，德望足为群伦钦式”的领袖素质。他在被选为怡和轩俱乐部总理（
1923 年）和福建会馆主席（ 1930 年）之后，他将这两个极具影响力的华侨社团改造成团结侨胞、培养侨领和组织华侨开展经济、文化、慈善活动的中心，集合了一批有财力、有文化、有胆识、有能力的华侨精英人物。正是有了陈嘉庚，有了这样一群领袖、骨干、群众和组织基础，新加坡才成为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中心。
在世界各地华侨同仇敌忾，齐声动员，如火如荼地掀起抗日救国热潮的情况下，陈嘉庚审慎地分析了形势，接受了当地侨领们的劝勉，挺身而出，承担起领导者的职责。
1937 年 8 月 15 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召集新加坡全体侨民大会，宣布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办事处设在治和轩俱乐部。随后，委员会推选陈嘉庚为主席。在大会上，陈嘉庚宣布承担月捐至战争结束，每月
2000 元，先交 1 年 2.4 万元；叶玉堆和李光前各捐 10 万元，周献瑞、蔡汉亮、林文田各 2 万元，一次交清；其他各捐若干。这些侨领在会上宣布了上述义务捐献（不收政府公债）的数目（均为国币），带了头，于是各方响应，教员、店员有认捐月薪百分之几的；舞女演员义演；店家小贩义卖；学校设筹赈箱，由师生每日投几分几角，积少成多；舢舨、汽船、罗厘（货车）、的土（出租车）的员工，也都以定期将某日收入全部奉献的方式进行报效。
新加坡筹赈会的成立，是得到当地英国殖民政府认可的。在成立大会前一天，陈嘉庚被英殖民政府官方召见，告知必须由陈嘉庚担任主席职，必须遵守
4 条规定：①不得表明筹款助买军火；②不得提议抵制日货；③捐款必须集中统汇；④捐款汇交中国指定部门收（后来确定为南京中央政府行政院）。当时的英国在中日战争中保持中立。所以陈嘉庚认为，如要筹赈有成绩，居留地政府的规定必须遵守。这就是华侨组织抗日救国团体往往以筹赈会、救济兵灾慈善会或赈灾会等为名目的原因。
在新加坡筹赈会的推动下，马来亚 12 个区成立了相应的组织，各区组织下属还设分支机构。
1937 年 10 月 10 日，马来亚 12 区筹赈会成立马来亚筹赈会通讯处，作为总联络机构，举陈嘉庚为通讯处主任。在这前后，菲律宾侨领李清泉、荷印巴城（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侨领庄西言分别致函陈嘉庚，建议设立南洋华侨抗日救国的统一机构。庄西言还呈函国民政府行政院，要求促请陈嘉庚出面主持这项工作。
1938 年 8 － 9 月间，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致电陈嘉庚，责令在新加坡组织筹赈总机构，领导各属华侨筹款；国民党、行政院同时通过外交部指令南洋各领事馆和国民党支部支持各属侨领派代表到新加坡开会。
1938 年 10 月 10 日，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代表大会在新加坡华侨中学礼堂正式开会，出席代表来自
40 － 50 个埠， 168 人。会议通过成立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南侨总会），直接受其领导的下属分支机构 68 个，办事处设在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选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大会决定每月为祖国捐献国币以
400 万元，直至抗战结束。大会发表宣言，推断我国抗战必胜。认为中国之抗战，实为御侮而战，实为维护国际盟约而战，实为保障世界和平而战。号召侨胞推销国货，投资祖国。号召各地侨胞：“各顺环境，遵守法律，屏叫嚣而尚沉着，崇理智而制感情，步伐必求其齐，路径必求其正，使各方获好印象，而利我进行。”
南侨总会成立大会是南洋华侨空前规模的大团结、大集会，而陈嘉庚也被推到了更加显要的地位上，成了团结千万侨胞的旗帜。南侨总会在陈嘉庚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筹赈据 1939 － 1941 年的统计，南侨总会每月共筹集华侨捐款 734 万元国币（当时新加坡币
1 元兑国币 5 元），每年 8808 万元。按当时世界银行惯例，用这笔华侨捐款作基金，每年可发行纸币 3.52 亿元国币。
这对支撑战时的国民政府不致于垮台起了重要作用。据军政部长何应钦 1939 年的报告，全年军费国币 18
亿元，华侨赈款占 1 ／ 5 。另据陈嘉庚估计，在抗战的最初 5 年，华侨汇回国的侨汇总数为国币 50 亿元，其中义捐占 10 ％、华侨赡家费
90 ％。在上述汇款总数中，南洋华侨的汇款占 70 ％，其余的是美洲等其他地区的华侨汇款。
组织华侨机工回国服务自“八一三”全面抗战开始至 1938 年底；中国沿海港口相继落入敌手，所有军需、民用物资全靠新开辟的滇缅公路运输，但缺乏汽车驾驶员和修理员（当时统称“机工”），国民政府于是设西南运输处，负责通过南侨总会向海外招募。为此，南侨总会通过在报上登广告和发公函给各地筹赈会招聘。招聘的办法是由各地筹赈会负责招考，合格者报南侨总会。当时还规定了华侨机工“回国服务信条”
10 条，例如“为要争取全民族的自由，必先牺牲个人的自由”（第 2 条）；“必须坚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并须努力为国家民族服务”（第 3
条）；按“华侨青年义勇队”要求，“矢忠矢勇，埋头苦干，为 800 万华侨争体面，为国家民族争生路”（第 5 条）；要求革除一切不良习惯，遵守纪律，团结同志，爱护公物，戒骄戒躁（第
6 、 7 、 8 、 9 条）；还要求“忠国家同时不可忘记孝悌与忠信，到国门之后，必须按期寄信并安慰家属。”
回国的华侨机工 3200 多人，分两地出发回国：一是由新加坡往安南，主要是新加坡、马来亚南方各地和沙捞越、荷印泗水以及巨港等地区的华侨机工；一是从槟城出发，主要是槟城、吉隆坡、霹雳、太平、吉打、彭亨、丁加奴、暹罗、苏门答腊（棉兰等地）的机工。他们应募回国的目的只有一个：为国效劳。有的青年年龄不到
18 岁就多报数岁；有的刚结婚就离开了妻子。新加坡 20 岁的李月美女扮男装和胞弟一起回国。有位师傅放弃了月薪 200 多元新加坡币的优厚待遇，招呼十几位徒弟带着全套工具一起踏上归国之路。国民政府规定华侨机工每月薪水
30 元国币（仅值新加坡币 6 元）。华侨机工服务的滇缅公路，要翻越两座大山、 3 条大河，从缅甸腊戍到云南昆明全长 1146 公里，要行驶
7 － 8 天，途经 10 个城镇，不仅在深山老林行驶时常遇野兽、毒蚊袭击，而且在行驶中常遭敌机的跟踪轰炸，待遇却很低，食宿生活条件也极其艰苦。自
1939 年 1 月至 1942 年滇缅公路完全被日寇切断，他们源源不断地运载军需物资，而他们之中约 1 ／ 3 的人牺牲了。
揭露汪精卫投降阴谋 1938 年，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相继沦陷后，国民党内的投降亲日派头目、副总裁汪精卫辞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的职务，专搞投降卖国活动。他在同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幕后交易之后，公开“代表”中国表示“愿意接受各国的和平调停与日本的和平条件”，主张对日妥协。陈嘉庆从路透社电传中听到这消息后认为，日本图谋灭亡我国的野心是连小孩子都知道的，与日本谈和妥协必带来亡国灭族的大祸。这种事只有汉奸卖国贼才做。
10 月四日，他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致电汪精卫，说谈“和平条件”，无抗战到底决心，侨众难免不满，和平其实是绝对不可能的，不如拒绝，更能振奋人心。
10 月 25 日，当他收到汪精卫毫无隐晦地表述其“抵抗侵略与不拒绝和平并非矛盾”投降论调的回电后，立即驰电劝说：你身居要职，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如若言和，不但南洋侨胞，而且举国上下皆不能原谅，万望接纳老友忠告，严杜妥协之门。
10 月 26 日，他接了国内关于汪精卫力主妥协投降的消息，怒不可遏，又给汪精卫打了电报直接进行揭露：“今日国难愈深，民气愈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继续抗战，终必胜利。中途妥协，实等自杀！孰利孰害，彰彰明甚，若言和平，试问谁肯服从？势必各省分裂，无法统摄，不特和平莫得实现，而外侮内乱将更不堪设想。坐享渔利，惟有敌人！呜呼！秦桧阴谋，张昭降计，岂不各有理由？……海外全侨，除汉奸外，不但无人同意中途和平谈判，抑且闻讯痛极而怒”。
10 月 27 日，他致电蒋介石力劝勿上汪精卫的当，一定要坚决地坚持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中途妥协，实等自杀。秦桧张昭，无世不有，幸予明察。
12 月 31 日，他再次致电蒋介石请通缉汪精卫归案正法。当他得知汪精卫从重庆秘密出逃，并于 12
月 29 日在河内发表“艳电”，声明愿以日本首相近卫“声明”的原则进行和平谈判，公开亮出了乞降的白旗后，他在给蒋的电文中写道：“汪弃职离都，背党叛国……此而不诛，何以励众？更何以根绝效尤？敬乞我公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八百万华侨，拥护抗战到底”。
1939 年 1 月 4 日，蒋介石复电陈嘉庚，说对汪精卫“中央已有处置”。实际是 1 月 1 日仅宣布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革除一切职务，并未进行通缉。汪精卫也没有因宽容而回心转意，他于
1939 年春从河内转往上海投敌。为此，陈嘉庚于 4 月 13 日发了这样一封长文电报：国民政府并转中央党部、军事委员会、国民参政会钧鉴：
汪精卫叛国求和，罪情重大，实古来汉奸所未有。丁兹抗战救亡，胜负未决，暴敌狡计，利在以华制华。汪与党羽，因中央宽假，得脱身离境。乃复发出‘艳电’，冀摇人心。全国上下，莫不痛恨，咸谓中央必能严令通缉，以正典刑。不意仅革党籍，未及国法，而汪又竟无悔祸意，非但不肯出洋，敛迹思过，尚广布爪牙，巧肆簧舌，外则加紧勾结敌人，内则阴图颠覆政府。此而不诛，何以励众？若日汪有前功，卖国便可无罪，且为党之副总裁，应特别包涵，虽中央宽大为怀，欲留余地，然此于法于理，皆属失当。盖汪既不忠总理，出卖民族，则为党之罪人，国之奸贼，过去任何高功亦不容不诛。现汪虽逃外境，以避国法，而中央为正内外视听，国法仍不可不行。至所谓宽大为怀，亦须待抗战胜利以后。今日前方将士浴血挥戈，后方民众卧薪尝胆，战区受难同胞无虑数千万，蒋委座复锐意推动精神总动员，而独容汪贼与其党羽逍遥法外，实南洋八百万侨众所莫解。谨布区区，尚祈对汪贼严加惩处，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叩元
（ 4 月 13 日）
陈嘉庚发电之后，等了 10 多天。 4 月 25 日蒋介石回电日：“对汪国法未施，已为天下共弃，亦足以垂炯戒。尚希酌本此旨，善慰侨胞”。
陈嘉庚不理睬蒋“酌本此旨，善慰侨胞”的要求。 1939 年 8 月 28 日，他发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通告（第
21 号）——为揭发国贼汪精卫之罪恶请侨胞毋为妖言所惑事》，指出：汪逆精卫“只知一已之权欲，不惜民族之牺牲，叛国事仇，罪大恶极，千秋万世，莫可洗雪”……“凡我南洋各地侨胞，应明白理义，勿为无益之举，勿为汉奸利用”，“我侨捐资救难，不达最后胜利不止。当不为妖言所迷惑也。辨奸讨逆，亦为天职，输财救国，勿止中途，有厚望焉”。
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姑息、纵容，汪精卫集团接受了日本条件，屈膝卖国，于 1940 年 3 月在南京成立傀儡政府：“伪国民政府”，汪精卫任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而陈嘉庚对汪精卫的无情讨伐，在当时国内外的反汪运动中起了激昂民族正气、奋发抗敌斗志的作用，使汪精卫的卖国政府始终陷于孤立地位。在这里，我们还要记述一桩特殊历史事件：
1938 年 10 且 28 日，第二次国民参政会议在重庆召开。陈嘉庚以参政员身份拍去一封“电报提案”意为：“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依会章规定，提案须
20 位会员联署才成立。这个提案一到，在会场上签名的人很快就超过了 20 位。他们在文字上做了修改，全文共 11 个字：“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按惯例，议长把提案提交大会讨论时，须将提案的题目、内容在会上朗读一遍，这次也不例外。当时国民参政会的议长是汪精卫。汪议长在宣读时面色惨变。会上激烈的讨论更使他局促不安。邹韬奋当时发表一篇题为《来宾放炮》的文章评论说：“这寥寥
11 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组织华侨回国慰劳团 1939 年冬，经陈嘉庚建议，南侨总会组织慰劳团回国慰劳抗战中的祖国军民。慰劳团活动的时间是
1940 年 3 月 26 日至 7 月对日。成员共 48 人，由陈嘉庚率领，下分 3 个团，分由潘国渠、陈忠赣、陈肇基负责；分 3 路，到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陕西、河南、湖北、安徽、甘肃、青海、绥远等
16 省进行慰问活动。他们回国的目的是：其一，代表南洋各属侨胞向祖国军民致敬，表示支持祖国抗战到底的决心；其二，实地考察祖国各地的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等情况，了解祖国抗战、建设所需，以便组织力量协助。在慰劳期间，陈嘉庚与李铁民、侯西友曾于是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7 日访问延安；在慰劳团工作结束后，他们又继续到福建和华侨机工工作的滇缅公路考察（ 7 月 31 日至 12
月 9 日）。陈嘉庚在重庆期间，曾与蒋介石、林森、孔祥熙、何应钦、陈诚、朱家骅等国民党的几十位首脑要人会谈，还参观了重庆、成都等城市的市容与工厂；在重庆和延安曾与毛泽东、朱德、叶剑英、林祖涵、董必武等见面攀谈。他在重庆与延安的调查、考察更是详尽。
他在重庆所见是官僚腐败，社会奢糜，他说政府滥设机关，办事人员多则百余，少则几十人，月俸各以万计，不知作何事？长衫马褂，唇红口丹，官员经商，到处可见；酒楼林立，交际应酬，钱从何而来？汽车用油不计核，车辆污秽不堪入目，路灯白天还亮着；对报纸舆论则严加钳制，每天只出一小张，已失去开化民智的作用。他不胜感慨地说：“那些国民党中央委员，都是身居要职，但都假公行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那些人都是四五十岁，既不能做好事，又不会早死，他们至少还要尸位二三十年。中国的救星不知在哪里？即使出世了，或者还在学校读书，恐怕还要三十几年后才能出来担当国家大事，国家前途深可忧虑！”
到了延安，通过耳闻目睹，他说，共产党一点也没有报纸上宣传的那种“恶匪”形象，他们管辖的地方实行民主化，官兵平等，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凡事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军民团结，同仇敌忾。他说：百闻不如一见。延安的社会现实，使他感到非常的兴奋，“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他为什么这样兴奋呢？因为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他看到了：“中国有希望了——中国有了真命天子！”他把在延安的毛泽东主席看作中国的真命天子。
领导峇株巴辖铁矿工人的反日运动马来亚峇株巴辖是日本在南洋经营的最大铁矿区。居民中有华侨四五万人，仅在龙运矿山工作的工人就有
2700 多人（占全矿山总人数的 77 ％，绝大多数是山东、浙江两省籍人），他们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在日本人经营的矿山打工。“七七”事变之后，他们眼见日寇强横无比，毁我家邦，杀我同胞，怒火中烧。在南侨总会峇株巴辖分会的组织和当地华侨学校的支持配合下，他们进行罢工反日运动。自
1937 年 10 月至 11 月华侨工人实行离岗罢工。离岗后的罢工工人得到南侨总会及中华总商会等社团救济和帮助另谋职业。
帮助武汉台唱团南下义演募捐该团由夏之秋（歌曲《八百壮士》的作者）任团长，全团 28 人，由南侨总会提供交通、膳、宿和团员零用等费，于
1938 年到南洋演唱筹赈。他们的活动得到广大侨胞的支持，把买票看演唱当成献金救国义举。该团在南洋 1 年多，共筹赈款 200 余万元。他们演唱的歌曲如《八百壮士》、《游击队歌》、《义勇军进行曲》等，因而在华侨中广为流行，极大地激发了华侨的爱国热情。
避难爪哇著书颂南侨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华侨在侨居地参加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行动，从中国的角度看，是为祖国抗战开辟第二战场，其实又是华侨保卫自身生存条件也即保卫侨居地人民利益的斗争。从世界人民的角度看，华侨支持祖国、援助英国及在侨居地参加游击队，都是为保卫世界和平、抗击人类公敌法西斯侵略者而进行的斗争。他们的牺牲精神与伟大功绩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之一。陈嘉庚作为华侨领袖，领导南洋华侨进行的斗争，不仅仅是为了祖国的复兴，而且是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1941 年 9 月 1 日，陈嘉庚主持召开了新加坡华侨援英大会，到会 1300 多人，代表 200
多个侨团。陈嘉庚发起这次大会，掀起为期 1 周的援英运动，目的是通过纪念英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两周年，动员侨胞踊跃捐款赈助英国遭受空袭的难民，以表示对英国援华抗战的报答，宣传中、英、苏、美反法西斯阵线。他在大会上发表演讲指出：中英两国同属民主阵线，应当相互合作。马来亚是华侨的第二故乡，援助英国打倒法西斯，有助于维护马来亚华侨的利益，有助于祖国抗战和加强世界民主阵线。眼下，日本为稳住中国，加紧对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正通过与美国谈判，企图解决中日问题。为此，他提出
4 点主张：①必须恢复中国在“九一八”以前的全部领土主权；②必须维持 9 国公约精神；③必须取消中日之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④日寇在华财产，必须由我国全部没收，必须取消我国对日本的全部债务，日本必须偿还由于侵略给我国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全部损失。他说中日问题必须按照这
4 个条件解决，否则和平不可谈，不能谈，我们必须继续抗战，誓死奋斗，直至最后胜利。会后，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表示千余万华侨对解决中日问题的主张与不获全胜决不罢休的决心。
援英活动的另一个内容是南侨总会于 9 月 6 日在马来亚陆军司令部的献旗荣军典礼。陈嘉庚将一面绣旗献给白思华陆军中将；林文庆将另一面同样的绣旗献给蒲尔福特空军中将。两面旗上都绣上“
V ”字，象征胜利。
1941 年 12 月 16 日，他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发出题为《通告侨胞协力扑灭法西斯强盗》的号召书，指出：现在英、美、荷、澳诸友邦共同作战，实力雄厚，日寇败亡已铁定无疑。故我侨胞须在赞助祖国的同时，救济当地战灾，两者并进，万勿稍懈，使能完我祖国抗战之功，共达民主国家之域。
12 月 31 日，华侨抗敌后援会全体委员开会进行分工，任命主席为陈嘉庚。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陈嘉庚主持了动员、组织华侨对付日寇的工作。民众武装部的领导顺应广大华侨抗敌保土的强烈要求，成立了新加坡华侨抗日义勇军（简称星华义勇军），有
3000 多人报名参加。他们自认为是在陈嘉庚领导下展开训练和战斗的。
英国人把新加坡交给了陈嘉庚。 1942 年 1 月 30 日，英国妇孺已全部撤离。远在重庆的蒋介石致电新加坡总督请安排中国使领馆人员安全回国，但只字不提华侨领袖。华侨领袖的安全如何保障，不在蒋委员长关注之列。
2 月 1 日，日军占领柔佛，开始进攻新加坡。英军总司令部宣布新加坡攻防战开始，此刻才发给华侨抗日义勇军旧式步枪
1000 支，令其守卫柔佛长堤和海岸地带。陈嘉庚为此痛在心里。他认为英军武装齐备，为什么令这些从未受过训练的华人开往前线？不但这千人将送死，而且日寇入境后必滥杀华侨。英国政府此举实在狡猾而狠毒。
英国人如此不负责任。陈嘉庚这时决定离开新加坡。他于 2 月 2 日发给南侨总会及各筹赈会办事人员 4
个月工资。 2 月 3 日一早便同陈贵贱、刘玉水、陈永义 3 人匆匆乘小汽艇离开新加坡，连家人也来不及通知，计划到荷印（印尼）暂避，必要时转往澳洲或印度。
2 月 4 日，陈嘉庚到达苏门答腊岛淡美那汉，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 2 月 15 日黎明，在他乘车往巨港途中听说巨港已被日军占领。在同一天，驻守新加坡的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亲自签署了投降书，把新加坡奉送给了日本，改称“昭南岛”。当时英军有
10 万人，而日寇只 6 万人。
陈嘉庚于 2 月 22 日离开苏门答腊， 26 日到爪哇岛的第 3 天，日寇也在这个岛登陆了。 5 月
17 日他辗转到中爪哇梭罗时，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校友们早已凑钱为他租了房子，并约定让郭应麟、林翠锦夫妇及刘玉水、黄丹季和陈嘉庚住在一起。郭应麟事先将“李文雪”的名字登入他夫妇俩在泗水的丽都礼品公司邻组的户口簿内。这样，“李文雪”就成了战前迁入爪哇在泗水住过
5 年的居民，与后来日军所追捕的陈嘉庚绝无关系。他在梭罗剃光头改装照了相，并取得了身份证。
这期间，日军到处拘捕华侨，搜捕陈嘉庚。庄西言 3 月在巴城被捕，因不肯供出陈嘉庚的行踪而被施以酷刑。
陈嘉庚因难耐梭罗的酷热，于是整个“大家庭”在 8 月 4 日全部迁到东爪哇玛琅。
玛琅是个山城，气候宜人。厦门大学校友黄丹季曾在那里开设家具作坊。他们租得巴兰街 4 号住下。初到时，听说敌宪兵部正在暗查陈嘉庚的踪迹，使掩护者感到十分焦虑。陈嘉庚却镇静如恒，宽慰大家不可如此忧虑烦愁，他说人生自古孰无死？万一不幸被捕，敌人必定迫我当傀儡，为他说好话，我决不从，那时一死以谢国家，有什么了不得？我这么大把年纪了，死也不算夭寿。
1943 年 3 月，陈嘉庚仍匿居玛琅。他因终日无事，决定动笔写《南侨回忆录》。他回顾过去，觉得个人经历虽不足道，但所见所闻多属确切事实，记录下来不仅有裨社会，而且可使后人了解祖国抗战期间南洋华侨都做了哪些工作。
10 月 10 日（农历九月十二日），陈嘉庚在 69 岁生日的当天离开玛琅，迁到东爪哇株市笨珍路，住李荣坤寓所。李荣坤是在泗水经营进出口贸易的侨生，虽然不是厦大、集美校友，但早已仰慕陈嘉庚的为人，陈嘉庚上年
2 月抵达爪哇芝拉扎港时，被他遇上了。泗水形势紧张后，李荣坤全家迁到峇株。当他得知梭罗日本宪兵部曾将侨商陈嘉棋当成陈嘉庚拘留了几天，现已探得陈嘉庚在玛琅并通知玛琅宪兵部的消息后，便赶忙查找到巴兰街
4 号报信。在刘玉水和黄丹季等人的要求下，李荣坤表示乐意承担风险保护陈嘉庚。自此，“李文雪”这位李荣坤的“叔父”便和李荣坤一家住在一起，共
6 口人。
陈嘉庚的新居在大路旁，敌人经常往来，一些人劝他不要住在这里。他说：我半信命运。如果末日未到何必再迁？如若被捕，我决不屈从作傀儡。“自度平生对国家社会尚无罪恶，于财、色、嗜、欲亦绝无污染，问心无愧，安危听之天命。”所以，他镇定自若，坚持每天写回忆录，读历史书。《通鉴易知录》读了七八遍。
1944 年 2 月，陈嘉庚住处隔邻辟为日军疗养所。于是又随李荣坤一家迁至 3 公里外的巽勿佐村一幢荷兰人的住宅。陈嘉庚将新居命名为“晦时园”。
1944 年 4 月 14 日，《南侨回忆录》脱稿。他想，抗战胜利为期不远，但日寇还未败降，个人安危未卜。便写了一首“俚诗”以述志。大意是：
领导南侨捐款支持祖国抗日，
开会鼓动报国揭露汉奸叛逆。
我的号召主张登报传国内外，
敌人切齿痛恨因我最肯出力。
汪某求降诡计萌芽我就看穿，
真诚劝诫老友勿丧天良媚敌。
他要卖国求荣甘当倭奴遗臭，
我致电报提案：致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
强敌南侵星岛陷落，
一家四散寇虏威逼。
亡命爪哇两年避匿，
潜踪日久难保秘密。
何时不幸被俘迫我当他傀儡，
到时一死了之誓不屈膝事敌。
回顾平生为公为私，
尚无罪迹沾污清白。
吉凶若是命中注定，
顺从天意怕又何益？
《南侨回忆录》全文 40 万字。如此长篇，陈嘉庚是在随时可能被日寇军警搜查或拘捕的情况下全凭记忆写成的。他离开新加坡时没有来得及带上任何文件，在匿居期间又无处可查阅资料。“回忆往事，虽未周详，遗漏不少，然亦可记大略。”他曾将亲自誊清、亲手装订的一份书稿（共
10 本）交给玛琅的林翠锦保存，以防不测。林翠锦将这份《南侨回忆录》手稿用瓶子装封埋在地下，历经战争与排华，于 1984 年完好地带回国交给了集美学校委员会珍藏。
《南侨回忆录》全书分 3 大部分：《南侨回忆录》正文；《战后补辑》及《个人企业追记》。 1946 年
1 月 25 日，陈嘉庚写《南侨回忆录·弁言》，说明这本书是为纪念华侨参加抗敌而作，使国内和后人知道华侨在抗日战争中为支持祖国所做的努力与贡献，不致因日久天长而声销迹灭。
在《弁言》中，他阐述自己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看法、对战后祖国建设与世界和平的企盼：他认为民国政府自成立至“七七”抗战的
20 多年间不致于破产，依靠的是华侨每年 2 － 3 亿元的汇款，“外国人以货品出口换金钱，而我国则以华侨人身代之”。认为祖国政府在抗战期间能维持，是因为华侨的捐款、汇款每年超过国币
10 亿元，支持了军费与政费，稳定了中国货币的价值。他认为大战之后各国政治制度多将发生变革，民治势力将压倒独裁统治。我国遭受战祸最久、最惨，战后将变化最大、得益最多，必然取消不平等条约和不平等债务，收回百年来丧失的国土与租界。他主张，为谋求世界的长久和平，必须消除不平的及无理的秩序，以熄灭战争导火线，拔除战争祸根。并提出，苏美英诸国的领袖们既然有意以道义造福人群，当然就必须废止不平等苛政与不仁义权利。在战争中华侨同在联军之列，同遭惨苦。战后各属居留地政府不应仍依旧例苛待华侨。凡限制华侨入境、征收华侨人身税、禁止华侨拥有土地权、限制华侨教育及有害华侨的鸦片公卖制等等，都应一概取消。
《南侨回忆录》虽是陈嘉庚回忆自己经历事实的记述，但它不是一部流水账，而是一部南洋华侨史，一部关于社会风化、立身人格、国家、国民、教育、权利、义务、殖民统治、欧美文明、战争、建设等问题的论著。
《南侨回忆录》于 1946 年由新加坡南洋印刷社承印。书末印的不是按常例的“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而是一则“特别声明”：“中国境内任人翻印发售，但切勿增减改易及运销南洋，因此方面版权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