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兴学为天职的爱国楷模
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
——陈嘉庚
为教育牺牲“非孟浪”
自陈嘉庚公司改为有限公司之后，陈嘉庚只被允许每月支取 5000元用于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每月经费缺额 2万余元，到有限公司收盘共
30个月，两校经费总缺额 60多万元。这个缺额陈嘉庚是这样解决的：①变卖厦门大学校业，得 10余万元；②陈嘉庚的亲家曾江水捐 15万元；叶玉堆捐
5万；③向厦门集通银庄息借 30万元；④将自己在新加坡经禧律 42号的私宅 3幢大厦过名易主，把卖得的钱用于厦门大学，即：“变卖大厦，维持厦大”。
陈嘉庚为确保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即使在自己的生意失败之后也有可靠的经费来源，采取了以下措施：①将有限公司的 7间橡胶厂由南益公司李光前、益和公司陈六使、宗兴公司和其他合伙人及自己承租，订明条件为所得净利的
1／ 3到一半用作两校经费。②函请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往新、马进行募捐，得 18万元。③向李光前募 5万元、陈六使兄弟 5万元、陈延谦 1万元、李俊承
5000元，自捐 5.2万元，共 16.7万元，在柔佛买橡胶园 388英亩，作为厦门大学基金，每月收入 2000元（ 1937年 7月厦门大学改为国立后，由捐款人决定改作集美学校基金）。④厦门大学每月经费
1.6万元，经他请示，自 1934年起由中央和省政府各补助 5000元 (中央 5000元常拖欠），他自己筹汇 6000元。
陈嘉庚为全力办好集美学校，于 1936年 5月致函福建省政府和中央教育部部长王世杰，要求政府收办厦门大学。他在信中写道：限于自己的经济事业不能发展，“千思方想，唯有请政府收办，弟愿无条件将厦大产业奉送，不拘省立或国立均可，所有董权一概取消。”
1937年 7月，陈嘉庚独资创办的私立厦门大学改为国立厦门大学。
陈嘉庚自 1904年独立创业，至 1934年公司因失败而主动收盘，前后 30年经营所得的利润累计 1900万元，支出总计也 1900万元。在支出中学校经费占
42％（ 800万元），其中用于厦门大学达 400万元之多；营业上的支出和家庭生活费分别占支出的 56.6％和 l.39％。他创办的厦门大学在
1921年开学之后，由他个人独立维持、支撑至 1937年，共 16年，最后无偿献给了政府。
陈嘉庚为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作为一位华侨企业家，却以“毁家兴学”或“倾资兴学”的形象闪亮在人们的心目中。他当时总结自己
30年的创业历程和为兴学树人所做的艰辛努力，认为绝不是凭一时热情的轻率之举。他无愧无悔地认为：“牺牲非孟浪”。
陈嘉庚对兴学为什么如此执着，如此痴迷？这不能不说是与他生长在国家衰弱，宰割由人、国人犹如散沙一盘备受凌辱的年代有关。世界先进国家的现代文明与祖国同胞、家乡父老多灾多难现实生活的反差深深地震撼着他的心灵，牢牢地培植着永远不凋谢的民族忧患意识。
1893 －1895 年，那是祖国的多事之秋。青年陈嘉庚出洋后第一次回返故乡。他回国前，在英国皇家政府殖民部直辖的海峡殖民地首府新加坡，耳闻目睹华侨中的一些有钱人热心捐资兴办公益事业。当地的蓄水池、平民医院和许多旧式学校等公共设施都是华侨和侨生捐建的。但大丢中国人脸面的丑事也时有发生，如帮派林立、交恶斗殴及拐卖妇女、胁迫卖淫等。陈嘉庚回到故乡，所见所闻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日本浪人在厦门为非作歹，家乡宗族与宗族、乡村与乡村之一睚眦之怨必报，以致于发生械斗，地方不靖天灾不断，触目皆贫。
这时的陈嘉庚深深地感受到肩上的社会重负，对家乡公益事业相当热心，他说这是“出乎生性之自然，绝非被动勉强者”。他最初做的一件事是花钱编印医书《验方新编》，用以赠送闽南各乡村，希望能消减家乡农村人民缺少医生造成的不幸。第一次是在
1893年，他寄 3600元往日本定印 1200册，结果因邮寄失落而失败。第二次他在国内 17个城市和南洋各地登报广泛征求民间经验良方，寄款到上海印
2万本，不料却因错字太多不能用。第三次他雇用专人将搜集到的药方进行整理校对，计划印 8万册，但等到书稿誊写完毕即将付印时，陈嘉庚有限公司已收盘。陈嘉庚煞费苦心编印医书帮助家乡人民解除痛苦的愿望，终究落空。
创建惕斋学塾是陈嘉庚捐资办学的最初行动。惕斋学塾原址今仍在，从门柱上的两幅联文不难探知陈嘉庚当年心曲。其一：“惕厉其躬谦冲其度斋庄有敬宽裕有容”；其二：“春发其华秋结其实行先乎孝艺裕乎文”。可以说，“惕斋”是青年陈嘉庚注重德行、修业、教化及居不求安、食不念饱的一种表现。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封建专制王朝，孙中山与同盟会设计的民主政治产物——中华民国接着也诞生了，海外华侨兴高采烈。新加坡华侨奔走相告；倾城庆祝，他们烧掉象征清朝的黄龙旗，大放鞭炮。在桥南路、桥北路和吉宁街，鞭炮纸屑堆积的厚度可掩膝盖。广大侨胞受到维新派人物康有为的新思想启蒙，受到同盟会会员的反清革命教育和华侨社会改革运动的影响，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不断孕育形成和激发出来，这时表现为对新生的民国政府充满信心。充满为国家尽国民义务的热情。素有大志的陈嘉庚更是意气亢奋，他自问：“政治有清明之望矣，而匹夫之责何如？”他自揣个人的才能并不适合参与政务或从事其他公众事务，便决定回国做两件事：创办工厂；兴办学校。
1912年（民国元年）秋，陈嘉庚怀抱着对中华民国的无限希望和报效祖国的满腔激情回到又已阔别了 10年的故乡。
他曾在新加坡尝过外国的蚝（牡蛎）罐头，觉得个头老大，心想如果用集美的蚝作原料一定能制出佳品。他花 7000元从新加坡买机器设备运回国，函请在日本的朋友代聘一名制蚝罐头的技师来集美。
1912年冬试生产，结果不成功。集美的蚝在海里的生长期不到 9个月，经高温一煮就缩小大半，形状欠佳；那位日本技师很用心试制出来的蚝，不几天就变质发臭。陈嘉庚兴办制蚝罐头厂的尝试失败了，他只好将机器折价入股厦门大同罐头食品有限公司。
陈嘉庚做的另一件事是在家乡创办集美小学。民国初年的集美依然是陈氏单姓族人聚居的地方，男女 2000）多人，分六、七房，各房设一间私塾，各有一二十名男生。女子不得入学。各房内部又分成两派，长期对立甚至棍械相向，怨结仇积。陈嘉庚召集各房的房长在一起开会，晓以新时代新时尚，动员大家消解仇嫌，合力创办新式完全小学，培养学生。各房都听从他的劝告，从此停办私塾。
1913年 1月 27日，乡立集美两等小学校开学，在集美的学龄儿童全部入学，共 135人，借用集美大社陈氏宗词等做校舍。学校所需经费全部由陈嘉庚负担。原计划聘用校长教师
7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只聘到 5人。
集美小学办起来了，但没有校舍。集美三面环海，人口稠密，地狭田少，每年收成不足供应 3个月的粮食。村里无地，村外虽有地，但坟墓多，人们迷信风水，动用不得。陈嘉庚便花
2000元买了村外的一个大鱼池作校址。这鱼池是过去村里人在海滩上筑堤围成的，面积数十亩。春末动工，开沟、排水、填池，只几个月，可容纳 7个班级的平屋教室及操场都完工。秋季开学，全校迁入新址。
陈嘉庚在创办集美小学的过程中，曾对闽南许多县的教育情况和省立师范学校的情况进行过考察。当时同安全县人口 20余万，只有 1所县立小学和
4所私立小学，加上集美学校，在校学生总数不上 700名。全县师资连同简易师范科毕业的在内只有 4名，其中 1名改行经商，只剩 3名。学生这样少，师资这样缺乏，他简直不敢相信。他在乡村常见十几岁少年和儿童赤裸身体，成群结队，或嬉闹，或赌博。目睹的情景使他感到痛心而难于自持，他用这样的
10个字进行了概括：“儿将回复上古野蛮状态！”这么多适龄孩子不上学读书，乡村野俗又如此之重。陈嘉庚从调查中了解到这种触目惊心的情况由来已久。清末废弃了科举和实行了新学校制度之后，书塾停了，而新学校却因缺钱、缺教员办不起来。当时同安县县长选聘校长，校长选聘教员，县长变动，全校变动，师生离散，十多年间竟然没有毕业生可升入师范。漳州有
1所师范学校学生有百余人，因经费困难，其成绩鲜有所闻。设在福州的省立师范学校，创办 12年，在校学生保持在 300名左右。学膳宿等费均免，另有优厚的奖励。学生一入其门。似乎就有了前清秀才的架势，
4年毕业出了校门，相当于举人资格，所以趋之若骛。每年招生约 80名，多不公开招考。即使这些学生 4年毕业后都能从教，就全县来说也是杯水车薪。更何况富人子弟入师范学校大多是想混一纸文凭，并没有从事教育的志向。陈嘉庚曾与福建省教育厅长谈到师资缺乏的问题，厅长听了却不以为然，说省师范学校的毕业生还没有地方可安插，意思是师资是过多了而不是缺乏。陈嘉庚大失所望，他说：“因此一人，乃误尽福建
3000万人民，岂不可哀？”他决心在力所能及时创办师范学校，招收贫寒子弟入学，训练成教员。他把办学与培养师资、改变福建地方教育废坠、文化落后及民智浅陋的社会风貌联系到了一起。
几年之后，陈嘉庚从体察中国受西方国家的欺侮，国内军阀混战、地方纷乱的现实中深深地感悟到教育与国家存亡、人民祸福的关系。 1918年，他在给集美学校学生的一封信中写道：“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绌。……吾国今处列强肘腋之下，成败存亡千钧一发，自非急起力追难逃天演之淘汰。”他说自己正是为此而奔走海外，茹苦含辛，兴学一事总挂心头。无论牺牲多少金钱，耗费多少精力，都在所不惜。天天努力，从不稍忽。他要求学生们对他的兴学动机，心领神会，志同道合，上以致力国家的富强，下以营求桑梓的祥和。
“改进国家社会，舍教育莫为功”
陈嘉庚办学不同于一般有钱人的行善积德。他忧国忧民，把办学看作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急迫任务和自己报效祖国力所能及的事而努力为之。他
1921年撰写的《集美小学记》碑文开宗明义的一段话是：“余侨商星洲（华侨对新加坡的习惯叫法），慨祖国之陵夷，悯故乡之哄斗，以为改进国家社会，舍教育莫为功。”
办学要有钱。有了钱才有条件办学。陈嘉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智获商机，利路畅通，资财积累很快。他有了按照自己意愿大力兴学的基础。
1916年秋，他商遣胞弟陈敬贤回国负责建筑校舍。觅聘校长教员、筹办集美师范及中学。
这时的集美已因小学的创办，社会风貌逐渐改观。以往女孩子帮助剥牡蛎以增加家庭收入，不许上学。但 1917年当陈嘉庆办起了集美女子小学时，破天荒地有
60个女孩子成了女校的第一批学生。人们的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使是德”的陈腐观念受到了荡涤。当然这是经济补偿和思想开导相结合取得的成效。陈嘉庚规定上学的女生不仅各费全免，而且发给津贴每生每月
2元或 3元；学校开办前，知书达理的陈敬贤和王碧莲夫妇俩走家串户挨个地进行说服动员，使适龄女童的家长终于迈出了走向现代社会的第一步。那年
60名女生，相当于男子小学生数的 25％。这在当时也属少数开风气之先的例子。据 1919年统计，全国女子小学生也仅占小学生数的 5％。这时陈嘉庚创办师范及中学需要用地，也比以前容易解决了。他出高价买地，如需动迁坟墓，另给迁移费。集美村人出地有补偿，对国事家事的认识有提高，不再出现因怕坏了风水、破了迷信和失了祖业而阻挠建筑校舍的事。
1918年 3月 10日，集美师范和中学顺利开学了， 3座校舍成排地矗立在坡地上，犹如宝石璀璨生辉。学生 196名，其中 3年制师范讲习科和
5年制预科 3个班，中学 2个班。对学生，学校不仅免收学费和寄宿费，而且免费发给统一的被、席、蚊帐和校服。中学生交膳费，师范生免交，省食节约的膳费归学生。
陈嘉庚为造就师范人才以播撒“教育种子”，对师范生除了提供许多优待条件之外，还制定了严格的招生办法。他采取了完全不同于省立师范学校为富家子弟开方便之门的作法，只招收贫寒学生，规定每年招生大县
5－ 6名，小县 3－ 4名，由闽南 30多县的劝学所负责初选，到学校复试合格方可录取，违背定章或不及格者不收。从此，由各县选派优秀贫寒学生就读，在集美师范逐渐形成惯例。其后，陈嘉庚又于
1921年创办了集美女子师范学校和厦门大学附设高等师范， 1927年创办集美幼稚师范学校并将集美幼稚园（ 1919年创办）附属之。陈嘉庚建立的这一整套师范教育体系，至
50年代培养了约 2000名毕业生，对闽南教育的普及，特别是对南洋华侨学校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陈嘉庚办学不同于一般慈善家拿出钱来并规定用途和接受“董事长”之类的头衔就算完事了。办学为育才树人，是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大计，他始终目标高悬。
1919年 5月他将陈嘉庚公司交给胞弟陈敬贤掌管，并委任李玉昆、张两端两位经理辅佐，自己回到国内并计划长住，专心致志进行兴学活动。但是，文弱书生陈敬贤不堪商战风云的搏击和公司担子的重负，年纪轻轻就被病魔纠缠不得解脱。
1922年初，陈嘉庚与陈敬贤两兄弟不得不互相调换位置。陈嘉庚重返新加坡主持陈嘉庚公司，大展鸿图。陈敬贤回国内，一边治病，一边履行“二校王”职责，代表陈嘉庚继续创办学校并支持林文庆和叶渊执掌厦门大学和集美的校政。陈嘉庚在集美创办的学校于
1921年定总校名为“福建私立集美学校”，至 1927年包括小学、中学和师范，水产、航海、商科、农林及国学专门等职业学校。与此同时，他在厦门创办厦门大学，在新加坡集资创办南洋华侨中学。
陈嘉庚创办这么多学校，都为着实现振兴中华造就急需人才这个总目标。 1920年他在集美学校设水产航海科，并向法国购买 1艘捞鱼轮船用于教学实习。他认为，我国沿海有八、九省，海岸线长万里，海产丰富，水上交通范围很广，但因不讲科学，百业落后，海权丧失，渔利废弃。福建是拥有漫长海岸线的省份之一，设专门学校以开发渔业与航运业是地方所直。
1939年，我国沿海大部分地区被日寇占领和封锁，集美学校被迫迁移内地。在此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陈嘉庚满怀抗战必胜的信心在新加坡创办水产航海学校，为战胜日寇之后复兴祖国准备人才。虽然这所学校
3年后因新加坡沦陷， 100多名学生还未毕业就解散停办了，但它反映出陈嘉庚为报效祖国是那样地深思熟虑、那样地尽心竭力。
关于创办大学，陈嘉庚在 1918年已涉及。直至那年，号称文明国家的英国，在其所属殖民地马来亚还没有一所大学。当时，美国教会中学校长那牙计划创办新加坡大学，希望得到陈嘉庚的支持。陈嘉庚捐
10万元用于设中文科基金，立约每年 1万元， 10年交清。那牙经过 3年筹办，那所大学终因英国殖民政府不批准注册而办不成，陈嘉庚已交的
3万元连本带利改作该教会中学的理化基金。同年 6月 18日，陈嘉庚在中华总商会召开的南洋华侨中学筹办会议上演讲，提到：我华侨志士仁人不仅要办中学，还应进一步筹划，“他日于相当地点，续办专门大学。”
1919年 5月，他一回到家乡，就在同安县和厦门岛进行踏勘，高兴地找到一片办大学最理想的场地，即明代民族英雄郑成功在厦门训练军队的演武场。厦门是他的故乡，更主要的是厦门位于中国与南洋的中心地点，又是我国的重要通商口岸与华侨出入国的门户，在此设立中国人自己的私立大学，于华侨于祖国最适合。而演武场附近山麓背山面海，坐北朝南，范围广大，面积达
2000多亩，有利于将来的发展扩充。陈嘉庚择定校址后即发布通告，召集厦门各界人士，征求意见，开始了筹办大学的活动。
陈嘉庚之所以创办厦门大学，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大学才能培养高等人才以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他说：“国家之富强，全在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乎教育。”他分析国民受教育情况，说欧美各国人口中不识字者约占
6－ 7％，日本也在 20％以下，而我国文盲竟超过总人口的 90％。“国民识字之程度如此，欲求免天演之淘汰，其可得乎？”他感慨我国在世界商战中屡屡败落在他人之后，以致于“一般命脉，均操于他人”。究其原因，地非不大，物非不博，人非不敏，资本也非不厚，只差“商人不识商业原理与常识。”“今日之世界，一科学全盛之世界也。科学之发源，乃在专门大学。有专门大学之设立，则实业、教育、政治三者人才，乃能辈生。”
1919年 7月他在《筹办福建厦门大学校附设高等师范学校通告》中写道，只有创办大学培养高等人才，才能实现根除专制积弊、完善共和制度、制止军阀割据、普及国民教育、发展地方实业的愿望。他说自己：“久客南洋，志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不揣冒昧拟倡办大学校并附设高等师范于厦门。”
陈嘉庚对造就祖国紧缺人才的学校刻不容缓地进行创办。学校一旦办起来了，他要求高水准、高质量，办成省内外、国内外一流水平。对学生，他一方面减免各种费用，提供完善的教学设备和寄宿条件，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另一方面严格规定学生必须遵守纪律、尊重师长、知晓权限、努力读书，不许到厦门跳舞，不得沾染目无纪律、目无尊长和挥霍浪费的恶习，做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他要求校长、教师对学生要严格管理与教导，包括强迫做早操，只许在盥洗处洗脸。对老师，他以诚挚相对待，以优俸酬其劳。为找校长、教师，特别是找好校长、好教师，他费尽周折。在创办集美学校的过程中，他托人在教育发达的江苏省代聘，后来由陈敬贤北上江、浙寻聘，也曾面请我国教育家黄炎培帮助选聘，曾函请上海吴淞水产学校选派优秀毕业生去日本留学，并约明修业期满后回国到集美任教。集美学校在初办的八九年间，校长、教师多自外省应聘而来，他们或恋乡不安心工作，或才学平庸不合要求，陈嘉庚不得已而
3次更换校长，调整教员，逐渐以聘用本省人为主，使学校稳步发展。
厦门大学开学不久，陈嘉庚一连发了几封电报到新加坡敦请林文庆出任校长。林文庆学贯中西，曾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医科和内科双学士、外科硕士和香港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当时身兼几家大公司董事主席、英国海峡殖民地立法议会议员和几个土生华人社团主席的职务，拥有家产数十万元。他与陈嘉庚是志同道合的老朋友，收到电报即进行交接，搁置所有既得的优越条件，乘船离开新加坡回国。他于
1921年 7月 4日抵达厦门的当天晚上就与师生见面，表示要把厦门大学办成生机勃勃而不是死气沉沉、实实在在而不是空有其名的真正大学。
陈嘉庚作为厦门大学永久董事，对于校长林文庆（当然董事）完全信赖，采取学校行政和进退教员“均权操校长”的作法，不以“董权”干预校政。林文庆担任校长
16年间（ 1921－ 1937），厦门大学设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和商学院， 24个系，培养 12届毕业生，共 636名。这段时间，正是外侮日深、政局动荡、学潮不断的多事之秋，又是陈嘉庚公司由鼎盛而江河日下、学校经费由每年数十至上百万元都不成问题，到捉襟见肘每年
2－ 3万元也难于筹措的艰难时期。尽管如此，林文庆忠于职守，兢兢业业，为厦门大学浇铸了“南方之强”的坚实基础。
林文庆对陈嘉庚披肝沥胆。他对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的远大抱负十分理解，融汇贯通于他所制定的校训和宗旨之中。他以“止于至善”作为厦门大学校训，规范学生的行为，把学校的培养目标定在造就国民的完善人格上。他制定的“厦门大学宗旨”共
10条，扼要介绍如下：
①本大学以振兴中华为国争光为职志，无地方畛域之见，一切教授悉用国语。②以造就应用科学人才为前提，教授科学知识，以期养我国国民之科学精神。③注重科学研究，以期养成真正研究之精神，使各种学术切实达到高深地步。④特别重视教育科，以期养成良好师资及教育界领袖。⑤国文之外，尤注重英文，为有志深造之青年创造研究世界各国学术之途径。③提倡学生自治活动，以期养成高尚人格，发扬民族精神，在学校里造成模范风气，为将来服务人群做好准备。①开展推广教育运动，使教、政、农、商、工各界人士都有求学机会，以期提高国人的知识水准，养成真正的民治精神。③本大学与海外各埠华侨关系甚深，故予华侨子弟以返国求学的机会，弹得发扬其眷爱祖国之热忱，使国内外同胞增进民族团结精神。②研究南洋及其他各地华侨的情况，以图发展与进步。①开发福建省自然资源，以期达到振兴实业的目的，进而发展国际贸易。
这 10条，是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一位既接受西方完整教育和“洋化”、又认同并极力推崇中华传统的人物，一位由中西文化合炉陶冶出来的划时代的人物，对壮怀激烈的爱国华侨实业家陈嘉庚的兴学动机所做的深刻诠释。
劝富侨作善事防侨生被异化
陈嘉庚关心华侨教育事业，关心华侨青年前途。这是华侨重视中华文明的继承与延伸在陈嘉庚身上的体现。
据记载，早在问世纪时华侨就在侨居地创办义学或以“能者为师”的方式教育孩子读、写、算，使在海外出生的后辈能识中国文字，晓祖先遗训，有教养、懂信义，长大谋生有路，兴家立业。
19世纪末、 20世纪初，华侨教育发展很快。那是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主要是西方科学民主思潮与现代社会文明对华侨产生了影响；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华侨中鼓吹兴学起了推动作用；同盟会会员以当教员为掩护、以学校为阵地进行革命宣传活动，直接推动了华侨学校的发展；中国政府制订了鼓励华侨办学的政策，并派官员和教育行家前往视察，华侨学校得到来自祖国方面的扶持与指导；一些土生土长的华侨知识分子开始以主人翁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以提倡孔教为号召，以创办学校为先导，推进华侨社会的改革。在这种种积极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海外各地的华侨小学纷纷建立。但是，也有许多不利因素妨碍华侨学校的发展。除了侨居地政府不同程度地限制、甚至取缔华侨学校之外，障碍还来自华侨社会自身的局限性。
华侨社会是以家乡的省籍和方言分为“帮”的，各帮自办小学，用方言教学，相互之间缺乏沟通，有钱人虽多而财力不能集中，所以到 20世纪
10年代末，东南亚有华侨小学 400多所，学生近 2万名，却没有中学。在这前后，华侨人口迅速增加，特别是随着中国妇女出国人数的增加，在侨居地出生的子女——侨生越来越多，学校的发展远远跟不上需要。华侨子女在小学毕业之后没有能够在当地上中学，要回国升学，一般家庭又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
陈嘉庚对此感慨万千。他说，西方国家除幼稚园外，孩子 7岁人小学， 13岁升中学， 4年毕业时 17岁，即使不再入专门学校，孩子们所掌握的知识与技能已足以自立营生。而华侨社会没有中学，孩子到
13岁小学毕业就被迫停学推向社会，要他们自立，不仅他们没有这种能力，而且一般华侨家庭也不忍心这样做。如果不抓紧创办华侨中学，“其贻误后生，奚堪设想！”
1913 年陈嘉庚在家乡创办集美小学时就曾致函当地具有华侨总代言的社团——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建议在南洋（东南亚）的政治经济中心新加坡创办华侨中学。他的倡议在当时没有得到回应。
5年之后，终于有同德书报社和国风幻境剧社的热心人找到陈嘉庚，将这一倡议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1918 年6 月，陈嘉庚联络了16 所小学的总理（后来称董事主席）发起筹办中学，他自己捐款 3万元，共筹募 49.4万元。学校定名为“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即设在新加坡的、向全南洋华侨子弟开设的华侨中学，于
1919年 3月 21日开学，陈嘉庚任总理，校长涂开舆是由黄炎培从上海代为选聘的，学生 78名。
南洋华侨中学是东南亚华侨创办的第一所师生不分省籍、用国语进行教学的新式完全中等学校。至 1934年陈嘉庚有限公司收盘，陈嘉庚曾担任这所中学
5届董事主席职，任期累计达 9年。陈嘉庚总结创办南洋华侨中学的影响时说：“自那以后，南洋各地不但一些华侨中等学校相继设立，而且小学也得到发展，‘如雨后春笋’，至
30年代末共约 3000多所，学生数十万人，比国内任何地方都普及。”
与此同时，陈嘉庚还捐款 10万元计划在美国人创办的新加坡大学设中文科，力图为华侨中学的结业生铺设一条深造之路，并在华侨社会倡导新观念，树立新风尚。他在《实行筹办南洋华侨中学之通告》和《筹办南洋华侨中学之演词》及这前后有关创办华侨中学的言论，都反复地阐明了他关于华侨、个人财产与国家社会关系的看法。兹简述如下：
①陈嘉庚认为，以当地华侨的情况，合数人之力筹集百余万元办大学，或以某个人之力捐数十万元办一所中学，都是绰有余裕的，问题只是肯不肯出钱用在这方面而已。他认为，通过联合南洋各地华侨中占大多数的福建人与广东人共同出力办南洋华侨中学，并改方言教学为用国语教学，必能打破华侨以省籍分彼此的界限，使不同省籍的学生消除语言及感情的隔阂，其结果是“一炉陶铸团结必坚”。事实证明，陈嘉庚的分析是正确的，创办南洋华侨中学的举措对于华侨社会来说，是极富前瞻性和指导性的。
②华侨发了财，手里有钱做什么？有人认为“有财不乐则愚”。陈嘉庚认为不能一概而言。他说，我们今天处在列强虎视耽耽、掀起瓜分祖国的狂澜之时，忧国忧民、救亡图存的任务是那样的迫在眉睫，哪有余暇与闲心享乐？我们侨胞既然在救国方面没有具体事可做，那么把手中的钱捐出来用于办学是最合适的。办学纵然不能立见成效，也能“保我国粹，扬我精神，以我四万万众之民族，亦或有重光之一日。”陈嘉庚的苦乐观，显然反映出他是以宋代大儒范仲淹的千古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言行准则的。
③陈嘉庚以美国 300所大学中约有 280所由商家兴办为例，说明在先进国家人们捐资办学蔚然成风；在他们那里，办教育既是政府的事，也是全社会公众的事，所以他们的国家教育发达、社会进步。反观我中国，政府不重视教育事业，国民又自顾私利，视财如命，对办学的事互相推倭，袖手旁观，“以致于教育不兴，实业不振，奄奄垂危，以迄今日。此诚堪痛哭流涕者！”他说，我旅外侨胞“久慕文明，号称爱国，又不乏富商巨贾，万勿放弃天职，坐待沦亡也。”
④陈嘉庚认为，捐钱用于办学校和公益事业，不能等到富了才做，而应根据需要随时做；如果要等到自己认为富了才做；那是一辈子也做不成的。他说，“财既由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输出。公益义务，能输吾财，令子贤孙，何须吾富？”他还把商业社会的竞争与人们应承担的社会义务联系在一起。他说：“做生意的要善于竞争多获财利是无可非议的。人要有竞争奋进精神，才能进步。但要知道，西方世界国强民富，是人们除了‘竞争财利之外，尚有竞争义务者’。我们竞争义务干什么呢？最有益、最恰当的是把钱捐出来办学校，帮助国家社会发展。”
⑤为父母者谁不爱其子女？在陈嘉庚看来，爱子有合道德之爱，也有不道德之爱。他说，有才能的儿辈如果手头有很多钱必损害其心志，愚笨的儿子钱多了便不会长进。所以，作父母的如果一生辛苦只为儿子积攒钱财，那是有害无益的，应让后辈自己奋斗创造生活。“儿孙自有儿孙福，勿为儿孙作马牛。”
陈嘉庚观察着华侨社会的进步与问题。在 20年代中国大革命时期国内环境险恶，大批知识分子走出国门到了海外，多从业于教育界传播中华文化与革命思想。在
30年代海内外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广大华侨的民族觉醒不断被唤起，爱国热情不断地被激起，华侨社会更团结了，华侨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联系得更紧了。但华侨中仍有一些富有者把自己当外人，乐不思蜀，故乡观念淡薄；而侨生因生长在西方殖民地社会，西方殖民者文化渗透无所不在，普遍对中国因缺少了解而淡漠。
陈嘉庚关注着华侨社会这种情况。 30年代，他在领导华侨以财力、物力、人力支援祖国抗战的同时，做了这样 3件事：一是创办南洋师范学校；二是吸引侨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三是提出建设闽南
10年计划。
1941 年，陈嘉庚集资20 多万元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华侨师范学校，于10 月10 日开学，学生230 余名。不久，因新加坡沦陷而停办，战后改为南侨女子中学。它虽然只存在几个月时间，但它同样是陈嘉庚以兴学为天职的活动内容。
陈嘉庚之所以在战云密布的情况下创办这所学校，是因为当时南洋华侨学校每年需要师资上千名，但广东省已沦陷，在福建，师范学校只许公立（集美师范学校也被迫停办），依靠国内输送师资已不可能。陈嘉庚认为华侨只能通过集资创办师范学校就地解决“教员荒”的问题。他说，侨生比国内人更需要接受祖国文化的熏陶。“在国内之国民，虽终身不上学，到老还是中国人。若侨生失学，则难免外化。”若不造就师资，办好学校，培养侨生，影响所及，“将来南侨文化必缺乏领导之人物”。
抗战期间，陈嘉庚为担负起领导华侨进行抗日救亡的任务，长期居住在筹赈会的所在地——新加坡始和轩俱乐部，没有回家。他的第五子陈国庆经常出入怡和轩，眼见父亲和那里的人们为援助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而拼命工作，慷慨解囊，深受感动并由衷地钦佩和羡慕他们的赤诚爱国精神与工作成效，便问父亲自己能尽一些什么义务？陈嘉庚考虑到侨生是华侨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不应让他们置身度外，而应把他们组织起来为抗日救亡尽心尽力，便吩咐陈国庆以侨生一分子做发动侨生的工作。
1938年， 25岁的陈国庆联络林文庆等发起组织新加坡海峡华人筹赈会，主席是林文庆，副主席李俊承夫人，陈国庆任秘书。这个侨生团体组织的义卖义演活动包括售旗子。假花、纪念品和文艺、魔术表演，其中“献礼”剧团每半个月在快乐世界游乐场演马来现代剧
3天，可容 3000人的场地场场爆满，观众多是土生华人。陈国庆回忆说， 1938－ 1941年，新加坡海峡华人筹款会的积极活动与有效的工作成绩引起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即移民华侨与土生华人共同行动，分工合作，关心和帮助中国。
1937 年4 月5 日，陈嘉庚写信给祖籍福建的10 位富侨，提出开发闽南10 年计划。信中写道：我们生长在社会变革、国家危急的时代，救亡图存，匹夫有责。我们福建省的贫穷，远甚于邻省，而闽侨中称富者以君为最，我有责任向诸君呼吁，应为改善福建人民的生活而出力。或许有人说我是要慷他人之慨，因此必须说明几点：
（－）集美学校、厦门大学是我创办的，现下每月需费 30500元，我自能设法筹措以维持。此函与两校无关。
（二）我性迟钝又失学，原本也不懂爱国道理，辛亥革命后才猛醒觉悟。为克尽国民天职，报效祖国，我以家乡的急切需要作为首要任务，“不计成败，痛下决心，实事求是，以文化为基础，热忱勇往，有进尺无退寸，抱定破釜沉舟之志。”现在福建文化界或其他部门的人才，有许多是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培养的，我个人的夙愿已达到，对由此而常来的牺牲与失败，我丝毫也不后悔。“惟当年有议我者，非笑我孟浪，则议我轻财，然燕雀实知鸿鹄之志哉？”
（三）南洋华侨要以资财报效祖国，必须具备 5个条件：一是在祖国出生，来自家乡；二是晓识中文和中华民族历史；三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时时关切祖国命运；四是有社会地位并顾爱自己的声誉；五是资产在几十万或百万元以上。他说如不具备这
5个条件，要与之讨论牺牲财力以建设家乡，等于对牛弹琴。“先生等资格完备，故我今日不得不进言忠告。”他说，一个人四十、五十而寂寂无闻，便没有多少时日可有作为了。一生辛苦挣到了金钱，如果不能分出一部分以救助家乡的困穷族类，造福子孙后代，而只想个人财富越多越好，只想遗财于后嗣。这样的人，“我敢武断曰，已与祖宗脱离关系矣。”
（四）他说祖国目前的纷乱政争是变革时代必然会出现的，预计最多 20一 30年“光明安泰”的日子就会到来，因此务必“乘时撒下种子，以备十多年后之收获”。福建“人才缺乏，民生困苦，故人丁目减，生计日蹙”，“若坐视不救，以开化如先生等，问心何以能安？”他认为，应集资国币
300万元在 7－ 10年内从事几个方面的工作：①花 100万元探查矿产资源，准备开采；②花 50万元设农林学校和实验场，改进农林生产；③用
50万元办工业学校，发展原材料生产和工业、交通运输业；④用 50万元补助地方办好中小学，另用 50万元资助学生出国深造，每年 10名。
他在这封信的结尾说：君等现下财产已在千万元之上，若肯捐出 1／ 10，或捐出一年或半年的人息，则可得国币 200万元，再向其他地方的闽侨募集
100万元，达到目的料必不难。
在当时的国内外情况下，陈嘉庚的开发福建 10年计划没有能够付诸实施，但他所预料的“光明安泰”前景，的确在 20一 30年之后逐渐变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