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坝华侨农场原场长梁国民“口述历史”
当领导要为归侨、农场利益着想
时间：2006年6月9日
地点：同安区侨联会议室
参与者：陈毅明、杨永泰、郭瑞明、李卫红
记录、整理：太原 青云
10岁时从印尼邦加回国到竹坝
父亲是广东清远人，为逃壮丁，于上世纪３０年代被从广州卖猪仔到印尼邦加做矿工。母亲是在印尼出生的华裔，在先夫去世后带着３个子女改嫁给我父亲，又生了３个孩子。不久父亲去世，家里就由在矿上做工的大哥当家。我只读了一年多的中华学校，就于１９６０年我１０岁时跟随全家人回国。那时也不知道什么排华，只看到当我们一船１０００多人抵达广州三元里时，岸上人潮涌动，锣鼓喧天，加上广州城市的繁华热闹，让我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好玩。
在广州住了一个多月后，我们来到了三面环山、一片荒凉的竹坝，五家人挤住在一幢房里，大家都在厅里煮饭，很快浓烟就使白墙熏黑了。大姐因为想要跟我们在一起，很快也从昆明来到竹坝，但不到一年多（１９６３年）就患病去世了，家里从国外带回来的金器、自行车、缝纫机等也全都卖了，以后的几年就更苦了。其他的归侨家庭也跟我们都差不多。为此，母亲一直都很后悔，常叨念“没想到这边的日子这么苦，不该把孩子们带回来。”
从农场宣传队队长到部队文艺班班长
最初我们的学校是向隔壁村借地方上课的，所谓的学校其实就是牛舍，牛舍的两旁开了几个窟窿，有时正上着课我们就从窟窿中钻出来玩，也算是无忧无虑。小学毕业后，场里动员我们读刚创办的农业中学，那时也正是农场开始大量种植龙眼的时候，这也就成了我们的实践基地。每天上课之余都要抬水浇灌龙眼树。而这之前，场里试种的梨、水蜜桃等多种果树都不成功。
在文革中，农场也是每天都要早请示、晚汇报，学校几乎都停顿了。农场归侨中也分别了两派“革派”和“促派”，在家庭也闹起了“派别辩论”。我是“革派”的，但对那些批斗对象像小学校长许金榜、场长蔡金堆等都很同情。此时，场里的宣传队非常活跃，到处受邀演出，宣传革命思想，很受群众和部队的欢迎。我作为队长，主要负责报幕，有时也打鼓、跳舞。
到了１９６８年，文革闹腾得差不多了，农场也就宣布我们从农业中学毕业。１８岁的我被调到竹坝学校当小学老师，除了教一年级的小学生，还要在课余带中学生参加劳动。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教孩子数学，就从外面摘来一堆松子放在桌子上，用来教加减法。
教了一年书后，我终于如愿以偿参了军，不久就被调入团部宣传队，日子虽然很苦，但因为全团只有我一个归侨，上上下下在生活上都很照顾我，只是在政治上每半年都要审察一次，入党申请也拖到１９７２年才批准。作为文艺班的班长，我们编排节目在部队汇演中多次得奖，而我也因此被多留了几年直到１９７７年才退伍回到了竹坝。直到现在，还有很多战士打电话来找“梁班长”。
在农场我一切从头学起，以勤补拙
回到竹坝后，我又回到学校教书，这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我只能以勤补拙。
１９８０年场里调我到场部上班，说实在的我很想教书，但场里不让学校给我排课，我不得不又从头开始学习，做起了人事工作，负责农场１０００多人的人事、档案、工资等工作；一两年之后，我先后担任了农场团委书记、党委委员、人事股长；１９８４年农场在同安城里成立农工商联合公司时，我被任命为经理，当时由于我们的服务很好，同安人要购物都会想到去农工商；１９８５年担任了代理党委书记，当时正碰上“整党”，对党务一窍不通的我，每天拼命看书读报学习材料，写党务检查和小结，向老领导请教，但从中我也总结、验证了毛主席那句话，“一切从实际出发，要讲真话”。
１９８６年底，我被任命为场长，开始时我觉得这对我和家庭并不是好事，就跑到省侨办要求收回任命，但省侨办人事处处长对我讲：让你当领导，你就不能为个人、家庭着想，凡事要为归侨、竹坝着想。这句话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一个原则就是农场要发展经济
农场安置了来自８个国家的２０００多名归侨，海外亲属更是遍布世界各地，大家都说是个“小联合国”。职工群众从生、老、病、死都要找农场，农场不仅要完成企业职能，向政府交税，负责职工养老、医疗；同时还要履行政府职能，安置归难侨，办学校、医疗所等等。农场的一举一动，在海外的影响都很大，记得一次场里的工资晚发了１０天，加拿大、美国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就有人打来电话询问。
在老场长等人的指导和配合下，我们定下一个原则：就是要发展经济，抓农工商产业发展和教育，改善归侨职工的生活。
抓经济主要以农业和工商业为主。农场的农业主要是前几任场长带领归侨种植的３万多株龙眼树，但有不挂果或落果等问题，我们先后请了厦门亚热带研究所的教授、莆田农科所的专家等来农场讲课、培训，从修剪施肥等细节做起，不几年，龙眼就大丰收了。当时龙眼价格很高，每斤４－５元有时会达到７－８元，有的一棵树就能收入万元，家家都是万元户。考虑到归侨不会种植农业，场里就让大部分归侨职工承包龙眼树，当地职工以农业配龙眼树的方法。同时还预留了４０％龙眼树归场部管理，要求干部上树修剪下地施肥，加强他们的劳动观念，也给农场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曾有一年场里单龙眼收入就有５００多万元，加上其他工农业收入共８００－９００万元。
同时发动职工转换经营形式，种植多种经济植物、反季节蔬菜等，随着通往农场公路的开通，农场成为蔬菜批发基地，菜农个个都成了技术员。
场里还先后创办了花厂、茶厂、塑料厂、酒厂等，主要为了安排闲散职工就业，增加职工的收入，并不是以赚钱为目的。
商业以开办农工商联合公司为主，当时投资了８０万元，在城里修建了２０００多平方米的商场，现在每年店面收入５０—６０万元；后来又在同安买楼后再出租；建设厂房吸引企业入驻，每年租金也在２０—３０万元左右。这些收入都用来弥补农场在教育、退休金、医疗等开支补贴。
有了钱就要为职工谋福利
９０年代初，农场的效益最好，年年都有赢利。有了收入，职工生活、福利就有保障。
我们利用水库落差，建了自来水厂，让家家户户都吃上了自来水（以前都是吃井水）；与通讯部门联系，架设了电话线，按每家安装两部电话预留排线；经过多年努力争取，终于取得政府重视，在市、区、镇、场部筹集下，从同安通往农场的水泥公路于１９９６年开工并建成，在公路贯通剪彩的那一天，场里的老归侨、当地群众都落泪了，也从此，职工卖菜、出行方便了，外商投资也来了。
场里效益好了，对教育的投资就有保障。为提高竹坝的办学质量，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场里曾要求教育局派能干的校长来竹坝，并对其给予优待。为学校建了楼房，学校的报刊、水电等费用都是由农场承担。这些年来，学校的素质教育一直做得非常好，女足、女排、男足等体育项目多年来都是厦门第一，中考的成绩都排在区里的前列。
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初刚刚推行社会养老保险时，我们就想为职工办理，那时场里有钱，但因为政策问题没能办成功。如果从那时就开始缴费，现在职工每月的退休金应该能多２００－３００元。真是可惜！
不要忘记归侨 不要忘记竹坝
长在竹坝，生活在竹坝，工作在竹坝，和竹坝的归侨和职工群众朝夕相处结下深厚的情感，总想为竹坝，为归侨多做一些事，几次的调动都没有走，９０年代先后要调我到省侨办华侨企业总公司、厦门华侨企业公司、宁德华侨农场工作，我没去。在竹坝一呆就是２０余年，９８年农场下放归同安区管理，我被调到同安区侨联任主席，归侨自发在场部放鞭炮祝贺，同时做糕点为我开欢送会，一位８０多岁的老归侨紧紧抱着我说：“看着你长大、上学、当兵、当场长，要调走了，不要忘记我们，不要忘记归侨、不要忘记竹坝。”很留恋在农场的日子，同时也很遗憾，没能在任职期间把农场的经济抓得更扎实更好些。
农场的发展更有希望了
近几年来，龙眼价格大跌，往往收成不够管理成本，结果形成恶性循环，龙眼质量越来越差，归侨职工收益就越来越少。农场的收益降低了，但管理人员、职工养老保险等开支却在增加，农场陷入了困境。整体来说，现在农场职工的生活品质有所下降了，职工中的不满情绪增加了。
前几年，农场加挂了开发区的牌子，成了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据悉，从去年开始，政府已开始退税给农场。市区政府对农场的发展非常重视，目前已将竹坝列为厦门市旅游重点开发区，农场的发展更有希望了。
归侨职工与海外亲人联系密切，每年春节期间都有很多的加拿大、美国等国家和香港、澳门地区的华侨华人来到农场过年，清明节回来祭祖，其在海内外的影响不言而喻，希望各级政府在各方面多予关怀，多予倾斜，努力把农场建成富裕、文明、具海内外良好影响的新经济区。
原载：鹭风报
（福建侨联网
2006年3月3日 4:33 P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