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２００６年３月３日
地点：厦门湖滨北石亭路（李景莹家）
记录／整理：太原、青云
父兄都参加进步活动
我祖籍福建古田，出生在马来西亚，那儿靠近泰国边境，很小的时候就随父母移居到泰国的那汶。在我们居住的地方，有不少的华侨华人，我们这些小孩一般都会说三种言语，中国话、泰国话还有家乡话。在泰国我也读华文学校，是夜校，读到小学毕业。
泰国、马来西亚两国交接的深山丛林中，马共的活动十分的活跃，群众尤其是那些华侨华人不少人都参加马共的活动，就是我们所说的进步活动。记得小时候，我们家经常聚集了很多人开会，有割胶工、教员，我有时还会按大人的要求送个纸条呀什么的，最经常的是送那些来开会的人回住处，因为会都是在夜里开。夜很深了，来开会的人不熟悉路，多半是我们家兄弟姐妹带他们回去的。
我父亲叫李昌发，他和我两个哥哥的行踪，引起了当地政府的注意，听大人说，政府要抓我父亲和大哥，砍下他们的头，挂在我们住的那条街的两头。很快，我大哥就不见了，没多久父亲、小哥也不见了。后来听妈妈讲他们知道风声紧，就回到了祖国。走时，不敢让我们这些小孩知道，怕走漏了风声。大哥到祖国时，正好临解放，他在海南，是离休干部。父亲和小哥是在１９５０年回国的，也在海南。１９５２年，我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小的也回国，与在海南的父亲团聚。那年我１６岁。我还有三个姐姐留在泰国，有的不在世了，现在泰国的外甥一大群。
迷上自行车运动
我们回国后，被安置在海南的兴隆华侨农场。我也去参加工作。那时还实行供给制，吃、穿、用一切都是国家。１９５４年，我想读书，家里同意了，我就选了福建的集美华侨补习学校。那时集美侨校刚刚创办一年，是杨新榕当校长。
在侨校，洪淑彬是我的同班同学，她是印尼侨生。她来读书时带了一辆自行车，是平把车。不是赛车，那时也还不懂得什么赛车。我们俩除了上课就是骑着车玩。一个骑车，一个跟着跑，都是光着脚骑车，光着脚跑。脚底板长出了一层厚厚的硬皮，踩下去很疼。当时穿的是卡其布短裤，平把车的车座又宽又大，很硬，骑久了大腿内侧两边磨破皮，出水泡，久了也磨出一层硬皮。可当时只知道快乐，一点都不觉得苦或是要放弃。
我们俩的骑车，让体育老师陈克明看上了，他做了些指导，算是我们的启蒙老师吧。１９５６年９月，厦门市举办第四届运动会，学校派我们俩去参加自行车项目比赛。运动会不提供赛车，车要自己带，也没有运动服，我们平时穿什么到赛场上还是穿什么。结果我是以２分４８秒６破了１５００公尺的全国记录，洪淑彬以５分５９秒破了３０００公尺的全国记录，轰动了整个运动会。我们除了高兴，别的也没多想。比赛完又回学校读书，课余时间还是骑着洪淑彬的那辆平把车训练。我们常在刚建成的厦门海堤上练骑车。那时汽车少。一个骑车，另一个就坐在堤头等，轮换着骑车训练。
成为有名的运动健将
这一年的１１月，我们又代表厦门队参加在福州举行的省第二届运动会，我和洪淑彬又打破了５０００公尺的全国记录，我的成绩是２分５秒４７，洪淑彬的成绩是２分５６秒４。比赛完，我们还是回学校读书。那几年，到了假期我们俩没得出去玩，因为参加比赛、训练误了功课，一到假期学校就给我开小灶补课。
由于我们在各种运动会比赛中不断打破全国记录，成绩突出，１９５７年，国家体委评了一批运动员级别，厦门市一共有１４名运动员得到了运动健将和一级运动员称号。我和洪淑彬还有男子举重运动员、马来西亚侨生许丽水三个获得运动健将称号。我们三个都是侨生。应该说也是福建省第一批获国家颁发的运动健将称号的运动员。那时在运动场上有很多的归侨学生活跃在运动比赛的各个项目上，在福建与我们同时的侨生运动员就有羽毛球的印尼侨生王文教、陈福寿，举重的有马来西亚侨生许丽水，游泳的有印尼侨生傅翠美、自行车除我们俩还有莆田二中的印尼侨生李玉凤，这几个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就获得运动健将称号的归侨运动员。
奥运选拔训练
１９５６年，我们祖国为参加在慕尼黑举行的第１６届奥运会，在全国运动员中举办了选拔赛，我和洪淑彬都参加了。那时的交通很不方便，福建的运动员要先在福州集中，然后坐船上南平，到了南平改乘汽车到江西的上饶，赶上开往北京的火车。路上耗时太多了，不像现在什么样的交通都有，很方便。
选拔赛在北京进行的，我们在北京集训了四个多月，当时大家都憋足了劲，要参加奥运会，都很激动，训练也十分地刻苦，运动量非常大，在１５００公尺自行车选拨赛中，我和洪淑彬分别得了第四、第五名。
大家热切期待着，传来的消息却是意外。因为台湾也要派运动队参加这一届的奥运会，为了避免闹出两个中国，我们决定放弃参加奥运会。虽然觉得很可惜，但大家都明白祖国的统一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是可以先放一边的。
参加不了奥运会，集训结束时，我们又回到福建，回到了侨校学习。
破世界记录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全国田径、自行车对抗赛在福州举行。自行车公路赛是在福州的峡北公路上举行。男子是１００公里，女子是２５公里，解放军的“八一”，河北队、天津队等强队都来参加，比赛非常激烈，我年青，有冲劲，满脑子想的就是要出好成绩。在比赛中，剩最后１０公里处时，我紧紧咬住前面引路的摩托车不放，拚尽全身的力气，往前冲，４２分４７秒８，这一成绩刷新了全国记录。
在比赛的最后一天，李玉凤、洪淑彬和我三个归侨学生就在２５公里赛上，又刷新了世界记录。２５公里的世界记录，是１９５７年在莫斯科举行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第三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时，苏联运动员鲁克申娜创下的，成绩是４０分１４秒。而我们三人成绩都在３９分以内，李玉凤是３５分２１秒２，我是３７分２７秒２，洪淑彬是３８分４８秒。全都破了了世界记录。男子１００公里的赛事就更有意思了。严春华是代表福建队的厦门选手，是个踩三轮车的工人，在１００公里公路赛中他得了第一名，成绩是１小时５６分３８秒８。世界记录是在１９４２年意大利运动员班得德蒂以２小时２０分４４秒８创下的，１６年了没人破他的，这次对抗赛前段也就是１１月１４日，被天津选手，天津体育学院的学生李增福以２小时１０分多破了。２４日，严春华用不到２小时再次刷新了记录。当时，省委、省政府发来贺电，各种报纸也是大篇幅的报喜，说是福建省放出多少颗体育卫星。
那年，我们这些在体育运动上有突出成绩的侨生，受到全国侨联、中侨委的表彰，到北京、到广州参加各种表彰大会。也就在这一年，我和洪淑彬被正式调入福建省体工队的女子自行队去。
艰苦的训练
自行车运动是一项十分艰苦的运动项目，我们的训练就是跑公路，福（州）厦（门）公路是经常要跑的，我们跑了无数趟。可是，最艰苦是跑北方，跑上海、大连、辽宁、北京、山东、长春，多了，什么地方都去，全都是骑自行车跑。尤其是有赛事，我们就骑着北上，即是训练又是参赛，比赛一结束，北方的运动员也跟我们一道，骑着车南下，很有意思。
那年，省自行车女子队到北京冬训，我们骑上车从城里出发，到了八达岭山下，全部队员脱去长衣长裤，穿短运动装，准备骑车上到长城脚下。出发前，教练给我们每个队员的车手把上贴了写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单子，每人都一张。出发！那是什么路呀，沙泥公路，弯弯曲曲，全是上坡，坡度高、陡，全程１８公里，骑上去吧。
比赛用的专业自行车脚踏是带齿的钢板制成的，那齿要扣在鞋底凹槽内，再用扣带扣紧，为了在快速蹬踏时不至于脚和踏板分离。骑车上长城时，整个人的头、身体的重心朝前，尽力踩踏，由于坡度陡，踩踏时很吃力，也很慢，比徒步走还要慢，几乎是定格的姿式。你得使劲再使劲，嘴张得大大的，呼吸、喘气，同时“啊、啊、啊”喊出来加油、使劲。冬天呀，下雪，我们还是浑身满脸的汗水，嘴、咽喉都干了，生疼，硬是一股劲骑上来。全队１４名队员，只有我和洪淑彬骑着车上去的，没有第三个。到了长城，脸上的汗水马上就结了冰，我们俩心里的高兴就别提了，真是不到长城非好汉！我体会很深。也就那么一次，骑上长城，我想再叫我第二次骑上去恐怕是不行了。也就是那么一次，以后所有的公路段都不在话下，真的，以后骑车训练都觉得特别的轻松，像飞一般的。
“以干代工”
１９６５年，文化大革命时，省体工队解散，我被下放到了厦门感光厂。我爱人在集美中学工作，他是越南侨生，也是集美侨校的。我们俩恋爱很多年了，为了我的运动生涯，我们的婚事一再被推迟，回到厦门时我们才结婚。
在感光厂，我是“以干代工”。在省体工队，我是自行车女队队长，是干部。到了工厂，人家不理你这个，下车间，你不是运动员吗？有的是力气，专门分配重的累的活给你，这也不要紧，我也年青，都是工作，做什么都行。当时，厂里分配我住在集体宿舍，１６人一间，我又带着幼小的孩子，在宿舍内又不准煮东西，可怜我的孩子。孩子很乖，不哭不闹。我看不行呀，这样带孩子怎么行，决定回我爱人老家同安，回去了一个月，还是不行，再回厂里住集体宿舍。那段日子是不好过。现在的这两房的小单元是以后分的。
生活上再苦也都能挺过去，但政策不落实让我心里很难过。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央、省里都有文件，对下放到地方的运动员给予一次性的生活补贴，是干部的要恢复职务级别，各种红头文件下到厂里了，都被扣下来，不跟我见面，也不说。厂里还一直催我赶紧办退休。我说，我才５０岁，按干部退休年龄应该是５５岁。厂里还是硬让我退休，表格都拿来让你填了，我就是顶住，我就是不理解为什么对我这样。到了已经是落实政策快结束的年月了，我回省体工队了解情况，省体工队领导都是以前我的队友，他们都很吃惊，没想到到现在都没给我落实政策，没有恢复干部待遇。在省体工队领导、省人事厅的干预下，我的问题才得到解决。
１９９５年，我正式退休，退休工资是１６０元，现在已经调到近１０００元。但，这都不够我看病的费用。十多年的运动生涯，我落下了一身的伤疼。那时，还没有非常科学、专业的指导和训练，运动的医疗、康复条件都很有限，自行车运动得长年累月地躬着腰，膝盖、腰、胫椎损伤得厉害。在公路上训练，路面状况不好，骑着车，速度又快，两个膝关节振得厉害，时间久了，把上下两根腿骨间的软骨磨没了，现在走起路来，两腿的腿骨是硬碰硬，疼得钻心，直冒虚汗，没有拐杖我走不了太长的路。
不解的情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省体工队召我回去当教练，我推辞了。家在厦门，爱人有自己的工作事业，他为我付出了太多，尽管我的工作环境并不好，我还是留在厦门，为了家庭，为了孩子。
但，我对自行车运动总有不解的情缘。１９８８年，厦门举办“万宝路自行车精英大赛”我去了。我是第一批观众，挤在人群里看比赛。体委的一位老领导看见我，问我为什么不上主席台，我说，没人请我，是我自己来的。这位领导说，现在的年青人太不象话了，把李景莹当一般观众。恐怕谁是李景莹他们都不认识。说着，硬拉我要上主席台。我还是没去，就站在观众群里。
本来嘛，我与自行车打了十多年的交道，心里有一份特殊的情感。自行车运动伴我走过我青春最美好的时光，我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付出，我就像爱自己的生命一样，热爱自行车运动。我去，就是因为我热爱，不是为了名分。我跟观众站在一起，心里十分的坦然，踏实，十分的幸福和满足。
当时，这位领导还引记者来采访我，我说的最多还是自行车运动。厦门无论是从气候条件、公路设施还是自行车运动的群众基础都很适合开展自行车运动，可惜这次精英赛没有厦门选手参加。太可惜。
原载：鹭风报
（福建侨联网
2006年3月3日 4:3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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