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日治时期新加坡四排坡监狱女囚李小花
区如柏
新加坡沦陷时期，因参加秘密抗日活动而被捕的李小花，囚禁在四排坡监狱，随时都有可能被处死。家人花了很多钱才让她逃离鬼门关。战后她回中国。不久前她在香港接受记者专访，追忆半世纪前在四排坡监狱的苦难岁月。
翻阅在香港获赠的《血碑》增补本，在附录《日本占领时期被捕入狱的抗日志士部分名单》中，一共收集了130余人的简单资料，确定健在的记录不超过20人。去年底在香港有幸见到了曾因参加抗日而被囚禁在四排坡监狱(亦称欧南监狱)一年零三个月的李小花女士，听她细说前尘往事。
李小花的个子不高，从她的谈吐可以感受到她不是温室里的小花，而是经历过疾风考验，没有被折断的劲草。以下是李小花的忆述：
参加秘密抗日活动
我生于1929年，家境算是很不错，父亲是一家大商行的经理，他爱中国，是南侨筹赈会的成员。我就读于中华女中的小学部。新加坡沦陷之前，我参加如火如荼的抗日活动，沿街卖花、分发抗日宣传品以及收集捐款。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了，有一些不愿做顺民的人组织了抗日同盟，这个组织是效忠中国的。在沦陷前的抗日思潮影响下，我加入了抗日同盟，支援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l944年2月的一个深夜，一组日本宪兵和汉奸来到我的家，高声叫喊我的姓名。我站出来承认，由于我年纪轻，个子小，对方以为我冒充，硬要拉走我的姐姐，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坚持我是他们要逮捕的人，还坚持要换衣服、梳头发、穿鞋子才跟他们走。
漆黑囚室就象鬼屋
他们把我带到离我家不远的中央警察署，逼我招供同一个组织的人，他们往我的背上打，夹我的手指，我都忍着痛不肯招认，于是他们宣判我的罪名是“反对东亚共荣圈，反对大日本帝国”，起初被判坐牢15年，后改判7年徒刑，被押送到四排坡监狱(今欧南园)的女牢，当时我才15岁。
我被推进一间漆黑的囚室，伸手不见五指，就像一间鬼屋。当狱卒把铁门沉重地“砰”一声锁上时，我坐在地上害怕得放声大哭，知道再也看不到父母亲和兄弟姐妹，同时也怕黑，怕这黑沉沉的鬼屋。
也不知道是过了多少天，听到有人轻轻地敲着铁门说：“你叫什么名字?不要怕，不要哭，楼下有很多人。”我壮着胆子，睁开眼睛看着这个黑暗的房间，只有一个供大小便的木桶，置放在墙角，满室臭气熏天。想到自己是这么孤单，要在这间黑沉沉的鬼屋关上7年，对日本鬼子更加憎恨。
大约过了三四天我被押到楼下的大囚室，然后被押送到一间关了五六个人的囚室。同室的还有黄玉琼、李英芳和阿基等。她们像大姐姐般地招呼我，有了自己的战友，不再害怕了。
难友受尽严刑摧残
四排坡女牢是在监狱的西侧，筑上了一堵大围墙，这里的难友都受过严刑拷打，有的甚至遭受强奸或污辱。每个人的脸色青黄，嘴唇苍白，有的拖着水肿的脚，有的倒卧在睡板上。只有清晨点号码和傍晚冲凉时，不同牢房的人才有机会交谈一两句话。
四排坡女牢的生活是这样的：清晨6时起来，跑步、集合、听训话，接着排队领取一瓢有酸味的粥或一瓢泡水的番薯粉。然后洗刷牢房，目的是清查牢房内是否有私藏违禁品。过后，按照女狱卒的吩咐分别从事缝制军服、纺纱、缝钮洞、钉钮扣等，各做各的，只许动手不准说话。
新进来的难友有的被押到楼上的暗房，有的是被抬进来，第二天早上又被抬走。据说是被送去吊死，有的是病死。
随着侵略者在前线节节败退，他们加紧了对囚犯的镇压，女牢的四五十个难友充满着反抗的意识。在一个黑夜里，事前没有约定，也没有人进行组织，各个牢房此起彼伏地唱起《国际歌》、《松花江上》等歌曲。狱卒急得到每间牢房高声叫骂，但是没有人把她放在眼里，大家已经把生死和安危置之度外，只知道互相支援，团结就是力量。
我们一直唱到天亮，第二天早上，日军头目带着一小队荷枪的宪兵冲入女牢，难友被赶到平日集合的地方，坐在地上听训话。鬼子头目大声叫骂：“谁叫你们深夜骚乱?是谁带头唱歌?”大家默不作声，他无计可施，把全场最小的我推进办公室，朝我的脸上左右掌掴，接着拿起藤鞭朝我的身上乱打。狱卒帮腔说：“说!你说了就不打你!”我只说：“不知道!”
团结斗争迎接胜利
头目气得团团转，又冲出办公室拿着鞭子朝两三个人的身上乱打，玉琼和英芳想站起来把责任承担，旁边的难友悄悄地拉住她们的衣服。阿基勇敢地站起来说：“我们吃不饱，还要做这么多工作，我们肚子饿，睡不着，大家就唱歌。”头目把鞭子朝阿基的头和脸打下去。难友们个个站起来，表示抗议，阻止了日本鬼子，他们当场给枪枝装上子弹，恐吓我们，但是没有人屈服。
头目咬牙切齿地叫喊：“统统抓去关黑房!”一间大约长5英尺，宽3英尺的黑房．平时只关一个人，现在关了六七个人，充斥着体臭、尿酸的混浊空气，令人呕吐、头晕和窒息。我们只能互相紧靠。互相鼓励。
被囚禁在楼下的患病难友，请求狱卒设法救救被囚禁在楼上的挨饿难友，一名平日凶神恶煞的狱卒很同情我们，她冒着危险，偷偷地从门的下面推入一个铁盒子，用水壶从门缝注入自来水给难友们解渴，又把压扁了的两三条香蕉推进来，我们互相推让．最后大家都吃一点，连香蕉皮也吃了。
我被逮捕后，父亲花了很多钱贿赂汉奸和鬼子，1945年5月我获得释放。再过3个月，日本就投降了。
1946年7月，我瞒着家人搭船回中国，先到香港，然后到汕头念中学，1948年结婚。解放后，我到福建师大附中工作。1965年在福建师大校部工作。1978年，我们移居到香港，我有4个儿子和2个女儿，他们散居在世界各地，都在做生意。
回首往事，我无怨无侮，很多难友已失去联络，有些难友不幸死在狱中，有些难友和我一样回到中国，至今，仍旧健在的已经为数不多了。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3月15日，转载时略有更动。)
李小花，即李敏，系福建师大香港校友会副会长、师大侨联顾问。
资料来源：校友通讯，福建师范大学校友总会编，1998年第三期
（福建侨联网
2006年3月3日 4:33 P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