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章淑萍 实习记者丰晓飞
鼓浪屿海滨的大德记浴场，海水碧蓝，沙滩似金，但很少人知道，150年前，这里曾经被英商德记洋行占据，这里的每一粒沙子都曾见证过无数劳工的血和泪。
德记洋行，又称德记卖人行，和另一家合记洋行共同包揽厦门及附近地方的苦力买卖。
苦力买卖即贩卖人口，赔一赚百，利润丰厚。1845年－1853年，外商在厦门口岸的苦力贸易甚为猖獗，其间有12261名苦力签下卖身契，在厦门的码头被拉进称为“浮动地狱”的轮船，开始了悲惨的海外生存之路。
何丙仲公布厦门最早劳工契约
签订于清咸丰元年
不久前，厦门郑成功纪念馆副馆长何丙仲老师将他手里珍藏的一份从厦门出口的华工契约书公之于世，这份契约签于1851年（咸丰元年），英文体，是目前发现的在厦门口岸签订的年份最早的契约。
这份契约最初由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一位研究近代澳洲移民史的约翰教授（Mr．JohnDonnelly）收集到。1999年，约翰教授访华期间，在厦门与朋友何丙仲的交谈中，出示了这份契约，后契约被何丙仲老师录下。契约是由清代咸丰元年（1851年）8月17日厦门人林庆（译音）通过英商德记洋行“招募”到澳洲打工的合同英译件。
契约写到，林庆与一在英国殖民地的澳洲人签约5年，“澳洲人委托厦门德记洋行招募工人去澳洲的种植园做牧者或普通工。雇主将付给每人每个月3美元的报酬（也可以是同样数量的英国货币），除此之外，雇主还需提供10磅大米、8磅面粉、1磅糖、8磅肉和茶。由于林庆已经提前在厦门借了6美元买必需品，在到达目的地并开始工作后，林庆每个月的报酬将被扣除一美元直至还清欠款。这之后，林庆才可得到全额报酬。”契约书中明确提出，“林庆应做任何雇主要求的工作，不得违拗。”
“番平若是真好赚，许多人去几回转，都是家乡环境逼，只得出门度难关。”这是一首闽南民谣，讲述华工出国实为“环境逼”，而许多人出得门去度难关，结果却是“少人回”。
中国苦力买卖最早从厦门开始 德记洋行是厦门最大“卖人行”
19世纪中叶，一方面国际的大环境是外国殖民地的开垦需要大量劳动力，而同时期的黑奴制已被废除，殖民者将眼光投向了华人；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对社会的压力不断增加，加上租税的压力，中国出现了许多走投无路的农民和城市无业者，国内生存形势严峻。
据了解，19世纪的福建，人均耕地仅0.538亩，农民和无业游民都把自己的生存希望放在“出洋”之上。在对前苏东种植园和邦加锡矿44名契约华工的调查报告———《猪仔华工访问录》中，30人表示他们出国的原因都是租税太重，国内无以为生。
1841年11月2日，厦门对外开埠。中国的苦力买卖首先从厦门开始，厦门后来也成为契约华工出洋的最大中心之一。1845年，一艘法国船运走第一批400名（一说380名）契约华工到毛里求斯的布尔邦岛，据不完全统计，至1853年3月，从厦门出口的契约华工人数达到12261人。
而德记洋行和合记洋行则共同包揽厦门及附近地方的苦力买卖。
德记洋行是当时全国的五大洋行之一，也是厦门最大的“卖人行”。厦门郑成功纪念馆副馆长何丙仲在一英文著作看到过这样的描述：鼓浪屿像一只船，德记洋行（位于鼓浪屿东南角覆鼎山海边，建“皓月园”时被拆）恰在船头，风水好，所以钱好赚。
这些洋行以米商为幌子，至赚钱的行业却是“卖人”，即苦力贸易，一个苦力在中国以3－10元买进，却可以在国外卖到100甚至是四五百元的价钱。为了方便人口买卖，德记洋行甚至在鼓浪屿设有专门的码头贩运苦力，许多资料记录其为“猪仔码头”。而这些契约劳工就理所当然变成洋行眼中的“猪仔”了。
遗憾的是“猪仔码头”具体在何处，现已无从考证。2002年，位于三丘田一带的合记洋行也被拆除。150年前厦门苦力贸易的遗址最终无处可寻。
行人走路也会变成“猪仔” 合记老板以“契约”为幌子
尽管如此，厦门契约华工的血泪史却是无法隐去的。记者在采访过程中，终于了解到了发生在19世纪中叶厦门的那些往事。
据介绍，当时的华工出口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由移民，另一种是向投机商赊船票等物，答应在若干年内，以他们在目的地的劳动为交换条件，签订契约，是为契约华工，契约华工的出口被称为苦力贸易。
所谓的“契约华工”，顾名思义，应该是双方自愿在契约上“签字画押”。可实际上，华工自己却是做不得主的。苦力贸易的过程充满血腥。西方苦力贩子常与中国掮客、拐匪勾结，除招募外，还采取诱骗、绑架等手段掳掠华工，要他们签契约，承认自愿出国做工，如不承认“自愿”，就将被棍棒加身，施以种种酷刑，直到他们答应为止。
记者查找了相关资料了解到，当时厦门的行人在路上，不小心就可能被后面罩上来的布袋蒙住了头，想喊救命却被袋里的石灰堵住嘴，无声无息突然就成了即将远航的苦力，而且“无能幸免者”。
一旦被套牢，劳工一般被带上俗称“猪仔馆”的囚室。苦力贩子充分利用华工的辫子，将数人分成一组以发辫相连，结成一串又一串。华工们住在拥挤肮脏的囚室里，许多人由于受不了拷打和折磨而死去。
据当时目击厦门“猪仔馆”的一位西方人说：“那些苦力被关在奴隶屯集所一样的木栅里，10至12人一间，里面肮脏一堪，每间120＋（乘）24英尺，只有卧身之地，棚顶极低，地面铺竹，他们总共500人左右，几乎都是一丝不挂的。这许多人被诱迫来到该城后，就被监禁起来，门外都有‘闲人免进'的英文招贴。”如想逃跑，“猪仔馆”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1852年，英国驻厦领事馆对贩运苦力进行调查时，合记老板塞姆曾拿出一张建筑图纸，整个建筑物只有两个窄小的门，以两人挡门，里面的华工想要逃走也无从下手。据悉，塞姆曾称没有使用强制办法限制华工的自由，而据坎贝尔在《中国的苦力移民》一文中，载有的“苦力由馆内粪坑挖向墙外泥沟从缺口跑出来”的说法就明显难以让人理解了。
所谓“契约”，不过是用来掩人耳目的幌子。
永春拳师险些当“猪仔” 林桃师怒砸“猪仔”馆
此时，苦力交易的罪恶已经昭然若揭：“先是美洲方恳旧金山，奸宄投机，贩卖华工，智诱威吓，价昂命贱，如鬻牲畜，称之曰‘卖猪仔'。”（摘自《紫燕金鱼室笔记》）
何丙仲老师家里珍藏了《紫燕金鱼室笔记》和《梦梅馆诗钞》两书，书中两篇分别名为《某拳师》、《林桃师》的文中，记载了身负绝技的永春“某拳师”和永春“林桃师”逃出“猪仔馆”的故事。何丙仲老师按书中所记认为，两者实为一人。
据记载，永春拳师林桃师“绝技少人知”，一天，在路上闲逛，遇到一位朋友，相谈时叹生活落拓，两人自是唏嘘不已。朋友当即表示可以为其谋一条生路，即出洋谋生，以求发迹。朋友于是力邀林拳师去他的住处。那知林拳师到得朋友住处，被朋友引上楼，说话间竟发现朋友下了楼，而楼梯却已被锁住。林拳师不愧是拳师，在听到各个房间里的怨声和哭声后，便知自己像别人一样被朋友当“猪仔”卖了。好个林拳师，怒不可遏之际，把楼梯门的铁锁给折断，拿一木棍，舞一铁鞭，便能所向披靡，逃将出来。
《林桃师》一文中遂发感叹：“弱国民如蚁，异域颠连鞭挞死，安得人人如桃师，那能昏睡东方狮，炎黄子孙欺不得，振聋发聩宁无辞。”
最早群体抗争始于厦门 德记合记“卖人行”最终放弃厦门
工种“不能违拗”，再加上“猪仔馆”里受到的非人待遇，一些华工自知受骗，反抗以及各类暴力事件也就因此而起。
据《厦门海外交通》一书记载，1852年，华工在海外所受惨苦待遇陆续传到厦门，人民对苦力贸易深恶痛绝。厦门绅商曾经发出揭贴，上书：“自从夷人来厦门通商以来，他们就干着贩卖人口的勾当，使那无辜之人受虐待。”绅商呼吁“凡慈悲为怀、热心公益之人，应联合一致，发挥影响，制止此种恶行。”（摘自《厦门绅商揭贴》）
1952年九十月间，9艘准备运送苦力的船到厦门，其中一两艘已经开行。此时，贩卖华工的猖獗终于激起了群情的激愤。11月21日，愤怒的厦门人民把一个贩子（沈先生）送交衙门，而合记的老板塞姆却带领助手和德记洋行的一个办事人员进衙门要求释放这个苦力贩子。得知这个消息后，24日，厦门各界1500人，从四面八方涌向两家洋行处进行游行示威，要求他们交出人口贩子，并称要毁掉洋行，并攻击了运送苦力的船只。当时人民在传单上写着“夷人行事惟求逐利，猖狂不法为害已极……嗣后敢有与德记及合记两行往来者，定必置之死地，决不宽贷。”抗争也引得城郊农民纷纷进城声援。
厦门人民的反抗和抗击最后被英国军舰镇压。然而，事件直接促成了英国领事馆的干预。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合记洋行的英商塞姆只好答应，不在厦门本地或附近地方聚集苦力。而德记洋行的老板“德滴”也不得不把原设在厦门的猪仔屯船“伊米格兰特”号移到澳门停泊。
原载:东南早报 2005年6月23日
（福建侨联网
2005年6月24日 10:19 A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