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福建许多失去生计的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国外当契约劳工，俗称
“猪仔”。他们失去人身自由，成为西方殖民者的奴隶。福建每年成为“猪仔”者数以万计。这惊心触目的事实，也使黄乃裳震惊。
于是，黄乃裳萌生了大胆的想法：组织贫苦同胞到南洋移民垦殖。1899年9月，黄乃裳举家南渡，来到了新加坡，寻觅大规模移民垦殖的地点。次年5月，黄乃裳抵达沙捞越，选定诗巫作为垦场之所，并命名为“新福州”垦场。
7月初，黄乃裳以“新福州”港主的身份，与砂王布律克二世订立了开发诗巫“新福州”垦场的十七条合约。
随即，黄乃裳回国在闽清、古田、永泰、屏南、闽侯等县招募垦农，分三批赴诗巫“新福州”垦场。第一批72人于1901年1月底抵达。第二批535人由黄乃裳亲率于同年3月16日安全到达。3月16日从此成为“新福州”垦场的永久纪念日。1902年又迎来第三批511名垦农。三批垦农共计1118名。
创业伊始，垦农们在遍布树木荆棘的荒野中，硬是用简陋的工具，克服了重重困难，开辟出一片片田园。“新福州”垦场从无到有，在远离祖国的沙捞越诗巫，拥有1000多名垦农、数千亩土地，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迹。1902年水稻丰收，亩产量是国内的三四倍；1903年虽遇灾难，水稻的亩产量也还比国内的高。垦场的生产条件虽然还很简陋，生活条件也还很艰苦，但整个垦区已一改往日的萧条荒凉，充满生机活力，呈现着蓬勃向上的新景象。
1903年秋，黄乃裳积劳成疾，胃病严重，但仍然坚持亲理垦场事务。他后来回忆道：“凡平生所未尝之苦楚，无弗尽尝。”
在垦场发展的同时，潜藏的危机也逐渐显现并日益加重。鸦片与赌场是沙捞越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垦场开办以来，黄乃裳禁止吸鸦片与赌博，政府未能从“新福州”垦场抽取毫厘的鸦片、赌博税金，因而对此甚为不满。
其次是经济拮据的困扰。黄乃裳平生无所积蓄，招募垦民、创建“新福州”垦场的经费，除了沙捞越政府的贷款之外，还靠亲友的赞助。根据他与沙捞越王签订的垦约，从1902年起垦农就得陆续分期偿还贷款。因垦农们无力偿还，黄乃裳不忍心按原协议向他们抽取农产品“十一捐”，以致到了1904年上半年，黄乃裳仍无法还贷。因此，也招来官方的责难。最后，布律克二世向黄乃裳提出了最后通牒式的条件：要么还清债务，要么离开沙捞越。
为了垦场的生存，1904年7月中旬，黄乃裳告别为之奋斗四年的“新福州”，携眷悄然回国。
原载：《黄乃裳》纪念册
（福建侨联网 2004年10月29日
8:08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