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应“五一口号”的两位华侨领袖 侨史研究

发布时间:2018-03-30 10:57:11  作者:王起鹍   来源: 来源: 福建侨联网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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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应陈嘉庚等人之请,为广大侨胞的题了词

 

1949年,出席第一届政协会议的海外华侨代表。前排左起:陈其瑗、李铁民、戴子良、陈嘉庚、司徒美堂、蚁美厚。第二排左起:赵令德、黄长水、周铮、庄明理、张殊明、刘斯慕、费振东

 

1954年9月15日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华侨代表前排左起陈嘉庚、何香凝、司徒美堂等与彭德怀(前左四)、廖承志(二排右四)合影。

 

1949年6月在北京,毛主席和陈嘉庚、庄明礼交谈

1950年3月,毛泽东主席和司徒美堂(左二)等爱国人士在一起

周恩来指示政协秘书处用藤椅做成滑竿给司徒美堂安排代步

1949年6月15日,陈嘉庚(左)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

1949年9月21日司徒美堂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发言

在近代历史上,陈嘉庚与司徒美堂被称誉为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是南洋著名的华侨领袖,而司徒美堂是美洲著名的华侨领袖。

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陈嘉庚住在北京饭店112房,而住在114房的恰好是司徒美堂,两间房之间是个大客厅,因此,两位有影响力的华侨领袖,一个是76岁的陈嘉庚,一个是83岁的司徒美堂,他们在大厅会面时,均都不会说普通话,互以标准的福建闽南话和广东四邑话交谈,各自带有翻译(秘书)庄明理和司徒丙鹤,达到沟通和交流。

1948年4月30日,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不但表达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政治心愿,也代表了海外华侨的政治心愿,同时激发起成千上万的海外侨胞的政治热情,调动了广大侨胞建设新型民主国家的积极性。“五一口号”不但像“神笔”一样,画出了多党合作事业新的历史篇章,推动了多党合作事业的历史进程;同样“五一口号”的“神笔”,画出了陈嘉庚、司徒美堂两位华侨领袖人物新生,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画出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故事。

毛泽东邀请海外华侨回国参政

毛泽东和陈嘉庚在抗日战争中相识、相交。

华侨与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陈嘉庚作为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南洋华侨领袖,在祖国遭受外敌入侵的关键时刻,更加关注国内形势和战局的发展,他带领华侨捐钱捐物,支持国内抗战。

“五一口号”发表后,中共香港工委找到与陈嘉庚关系密切的庄希泉,请他赴新加坡与陈嘉庚联系。庄希泉到新加坡拜会了陈嘉庚,转达了中共要他回国参加政协会议的真诚邀请。陈嘉庚虽然当即接受了邀请,但也有顾虑。他说,我担心这样一来,新加坡殖民当局会难为我的家人和我在南洋的产业。庄希泉解释说,这不要紧,你尽管回国内,你可以声明,不是你自己要去,而是国内发表对你的任命,盛情难却,这样,当局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以及与新中国的关系,不致于采取不明智的态度。陈嘉庚听了这番话以后很高兴,表示愿意回国。

不久,陈嘉庚收到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亲笔邀请信;

嘉庚先生: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需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独立解放事业。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望,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

接到毛泽东的邀请信后,陈嘉庚立即复电:“革命大功将告完成,易胜兴奋,严寒后决回国敬贺。”4月初,70多岁的陈嘉庚,踏上了归国的旅程。5月28日,陈嘉庚由庄明理、张殊明陪同,乘船离香港前往天津、北平。6月3日,陈嘉庚一行抵达天津,4日,乘火车到北平,受到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李济深、沈钧懦的热烈欢迎。

在给陈嘉庚写信的同一天,毛泽东又给司徒美堂写了一封语气真切,态度诚恳的邀请信;

司徒美堂先生:去年10月23日惠书,因交通阻梗,今始获悉。热情卓见,感佩殊深。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商讨,至盼先生摒档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如旅途尚需时间,亦将筹备意见先行电示,以利进行。谨电欢迎,并盼赐复。(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

1942年5 月,周恩来与司徒美堂在重庆相交、相识

中共华南分局负责人连贯说:“周恩来无愧是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杰出代表,在做司徒美堂的思想工作方面为我们做出了光辉榜样。南方局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通过深入而细致的统战工作,给予司徒美堂先生以极大的影响。”

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在共产党人的影响和帮助下,司徒美堂逐步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积极走向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司徒美堂开始认识到“中间道路”走不通,必须倒向人民一边。因此,1948年8月12日,根据连贯指示和安排,司徒美堂在香港建国酒店七楼航空厅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对中央社及《华商报》、《大公报》等十多个新闻单位发表“国是主张”;1948年10月18日,发表声明支持中国致公党;1948年10月23日在返回美国前夕,连贯以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的身份在沈钧儒先生住所为之设宴饯行,会上,司徒美堂即席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见上述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亲笔复信)。

司徒美堂住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由于远隔重洋,收到毛泽东的信时,国民党南京政府已经宣告灭亡。83岁的司徒美堂读罢毛泽东的来信,心情异常激动,决心动身回国。然而,他的安良堂早已为国民党中委梅友卓所占,另一方面,国民党中统分子已渗入中国洪门民治党(中国洪门致公党),身边的朋友和安良堂兄弟对此议论纷纷,司徒美堂力排众议,表示:忠诚爱国、义气团结、侠义锄奸乃我洪门精神,现今举国民主进步团体及代表会聚北平,与中共共商建国大计,如此国家大事,我洪门焉有逃避不参与之道理?8月13日,司徒美堂乘机飞抵香港启德机场,又转乘轮船离港北上。六天之后,抵达塘沽港口,天津市交际处派人迎接。第二天,司徒美堂一行坐火车到达北平,受到热烈的欢迎。

响应“五一”口号的华侨旗帜陈嘉庚

1948年初,解放战争局势的发展,促使更多的民主党派人士站到坚决反对美蒋反动派、同共产党携手奋斗的立场上来,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向中共中央建议,尽快成立全国政权机关,以与国民党的总统选举相对抗。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提议:解放区应紧急成立联合政府政权机构,以对抗国民党伪国大后的局面。民盟中央负责人沈钧儒向中共中央提议:解放区应成立产生联合政府的筹备机构,以对国内外号召否认蒋介石伪总统。沈钧儒希望中共考虑,可否由中共通电各民主党派,建议召开人民代表会,成立联合政府,或由各民主党派向中共通电提出此项建议。陈嘉庚和沈钧儒的主张,无疑代表了当时许多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海外华侨的意见。

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海外侨胞的这些意见,立即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48年3月4日、3月6日、4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分别致电民盟、民革等民主党派及许德珩、吴晗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8年“五一”劳动节前夕,当时担任新华社社长的廖承志建议发布五一口号,即引起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五一口号”初稿送到毛泽东的案头后,毛泽东拿起笔认真修改,将“五一口号”初稿第5条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将第23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划掉。将第24条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样,毛主席亲自修改后的“五一口号”,一共23条,于4月30日正式对外发布。

中共中央发表“五一”口号很快传到海外,海外侨胞反映非常热烈。

5月4日,陈嘉庚主持召开新加坡侨团大会,在海外率先响应中共的“五一口号”,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并代表新加坡120个华侨团体致电毛泽东表示响应,马来亚、印尼、菲律宾、缅甸、加拿大、古巴等海外各地侨团也纷纷函电表示支持。毛泽东于10月1日给陈嘉庚等侨团复电:“陈嘉庚先生并请转各地侨胞民主团体及一切主张民主的侨胞公鉴:5月4日新加坡侨团大会来电及各地侨团函电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诸先生关怀祖国,赞助敝党5月1日对时局主张,热心卓见,无任感佩。诸先生对各界侨胞对于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意见,尚望随时电示,以利进行,实深期盼。”

1948年8月起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代表陆续进入解放区,但直至1949年1月初中央仍未得到陈嘉庚的消息。因此,1月20日毛泽东又致电陈嘉庚回国共商国是,敦请陈嘉庚早行,并恳切说道:“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望,人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陈嘉庚深知这封电报的特殊分量,十分自谦地给毛泽东复电,以“于政治为门外汉,国语又不通”为辞,但6月4日,陈嘉庚与其他华侨民主人士还是如约到达北平,在火车站受到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的欢迎。7日晚上,周恩来陪同陈嘉庚前往香山,和毛泽东、刘少奇一起畅谈,陈嘉庚为抗日所做的贡献,所受的磨难受到了充分的肯定,毛泽东说:“陈先生现在讲闽南话,我讲湖南话,我们通过翻译不是交谈得很好吗?心通胜于言通啊!。”

在新政协会上,陈嘉庚当选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由于陈嘉庚向来关注国旗评选一事,特别报名参加制定新中国的国旗这项重要任务,毛泽东召开了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当毛泽东拿起一张放大了的五星红旗图案,说:“大家都说这图案好。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国革命人民大团结。”参加座谈会的代表陈嘉庚站起来发言,谈自己的感想:“我从东北回来,我很关心国旗问题。我完全赞同毛主席讲的‘复字三十二号’(即五星红旗)国旗图案”。9月27日,在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象征着中国人民大团结的五星红旗获得表决通过,使陈嘉庚先生心里洋溢着兴奋和激动之情,五星红旗将永远飘扬在海外华侨心中。

9月21日,在新政协筹备会上,陈嘉庚以华侨首席代表身份在会上发言,表示拥护毛主席的开幕词,拥护《共同纲领》,“愿无保留地予以接受”并“努力促其实现”。会议期间,他提出七项富有建设性的提案均被大会接受,会上他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

1949年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亲眼目睹人民解放军雄壮的阅兵式,激起了作为一个堂堂中国人的无比自豪感。这一天,毛泽东应陈嘉庚等人之请,为广大侨胞的题了词:“侨胞们团结起来,拥护祖国的革命,改善自己的地位。”陈嘉庚本人是这一题词最努力、最勤恳的实践者。

1953年,由陈嘉庚倡议,中央人民政府拨款在厦门集美,创建集美华侨补习学校(今日华大华文学院),专门招收海外华侨学生。

1956年10月陈嘉庚当选侨联主席,他以耄耄高龄,不顾舟车劳顿,驰驱祖国各地,提出建议、方略,致力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是在推动华侨爱国大团结,鼓励华侨支持祖国和家乡建设方面,更起了积极作用。

陈嘉庚以“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爱国典范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为新政协会议的圆满成功,为民主联合政府的顺利组成,为新中国的胜利诞生,以及为祖国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一份重大的历史贡献。

以“美洲侨领”身份参与祖国复兴的老人

司徒美堂是美洲千百万爱国华侨中的杰出代表.他一生追求真理、倾向进步、向往光明,其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彰显着"爱国"二字,“爱国”是其思想之核心,其爱国思想的产生与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

司徒美堂最为光辉的称誉不应是“洪门大佬”,而是华侨的楷模,美洲华侨的旗帜,他的一生反映了海外华侨的苦难经历和爱国、进步的历程,是把一生献给华侨事业的领袖;

司徒美堂先生17岁便拜堂盟誓,加入了洪门致公堂,美洲洪门元老,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成了举足轻重的美洲侨领,从此走上了一条影响他一生的道路。

抗战时期,司徒美堂为祖国抗战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从“九一八”事变后即率先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声援自发奋起抗战的国民党官兵;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出任美国纽约抗日救国侨团的首领,带领广大华侨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万里迢迢回国慰劳抗日军民,为祖国抗战出计献策,在途经香港陷入日军魔掌的危险时刻,表现出了铁骨铮铮的民族气节;他团结美洲洪门兄弟,报效祖国抗战,使他创建的、古老的洪门组织安良堂焕发青春;他呼吁祖国国、共两党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为维护和促进国共合作抗战作了努力。他是美洲广大华侨抗日救国的领袖和楷模,其爱国思想在支援祖国抗战中进一步得到升华。

抗日战争胜利后,司徒美堂希望祖国的民主政治和建设事业能飞跃发展,1945年3月12日,司徒美堂提议美洲洪门致公总堂“改堂为党”,创建中国洪门致公党,并被选为全美总部的主席。1946年他再次归国,拟以华侨政党“中国洪门致公党”的身份参与祖国复兴,然而,蒋介石发动内战,人民饥寒交迫,使司徒美堂又一次感到失望。1947年7月,司徒美堂发表声明,脱离中国洪门民治党(中国洪门致公党前身)。1948年他拒绝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国大”,后避居香港。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新政协主张,使老人深受鼓舞,他以美洲洪门致公堂总监督的身份,在香港招待记者,并发表声明,公开拥护中共“五一口号”,他认为:不站在蒋介石那一边,必然是站在中国人民这一边;要打倒蒋介石,拯救祖国,就必须拥护真正有爱国爱民的共产党。并上书向毛泽东主席致敬,表示竭诚接受中共领导,坚决跟着共产党走。1948年10月30日司徒美堂返回纽约,发动美洲华侨支持祖国的独立解放事业。

1949年1月20日毛主席亲笔写信给司徒美堂,信中说:“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并热诚邀请他“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1949年8月,他第六次回国,是回来“真正做自己土地的主人翁,掌握自己的命运”。离开美国前,虽然受到孔祥熙等国民党人士的劝阻,但许多华侨仍然热情地为他送行,希望他“带着我们华侨对祖国仰望的心情回去,向毛主席致敬!向解放军致敬!向政协大会致敬!要祖国不要忘记海外华侨的痛苦,侨胞盼望这一天实在是太久了!”

1949年9月17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司徒美堂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毛泽东还特别宴请司徒美堂等华侨界爱国人士,使他毕生以此为荣。由于司徒美堂行走不便,毛主席总是处处照顾他,关照老人家到自己身边就座……

司徒美堂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周总理还特地指派香港著名记者和作家司徒丙鹤为司徒美堂“联络秘书”,并指示他“跟随美堂老人做好工作”。1949年,在司徒美堂出席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期间,由于司徒美堂行走不便,周恩来总理特意指示全国政协秘书处,用藤椅做成滑竿让司徒美堂代步之用。还有一件令司徒美堂深感殊荣的事;十月的北京天气转寒,由于司徒美堂匆忙自美回国参会,衣服不足,周总理又命人带司徒美堂到前门大栅栏瑞蚨祥(中华老字号),特制名贵水獭领子狍毛大衣一件相赠给他。

在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期间,司徒美堂每会必到,在周恩来主持的更改国号的讨论会上,他激动得站起来要求发言,他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决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22年来更被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怨人怒,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是一个极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的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徒美堂的这番话,快言直语,痛快淋漓,掷地有声,即代表了全国人民心声,也代表了海外华侨的呼声。他一说完,大厅里顿时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1949年10月1日,司徒美堂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身份,由司徒丙鹤陪同,登上天安门城楼,目睹红旗似海、欢声雷动的首都50万人庆祝游行的伟大场面,毛主席以雄伟的声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情景,使他热泪盈眶,他说:“这一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刻,真是光荣,这光荣是属于美洲全体爱国华侨的。”

新中国成立后,司徒美堂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华侨事务委员,他保持与海内外侨胞和洪门人士的联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和问题;他关心、支持中国致公党的工作,热情接待海外侨胞和洪门人士,并向海外洪门人士、广大华侨报告祖国解放后的情况,宣传政府各项政策,驳斥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分子的造谣诬蔑;他关心海外留学人员,在他影响下不少解放前留学欧美的学生络绎回国参加祖国建设;

司徒美堂先生所走的数十年如一日的爱国的道路,也是数千万海外侨胞所走的历史道路。

今年是纪念“五一口号”发表70周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十九大精神,坚定不移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这一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不忘初心使命,广泛凝心聚力,团结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司徒美堂出席政协一届二次会议

(作者:王起鹍 致公党中央党史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理事、省侨联特约研究员、厦门市政协特邀研究员、原中国致公党厦门市委专职副主委、厦门市侨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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