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在明\文
海外华侨华人历来有关心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关心中国发展的优良传统。中国加入“世贸”，意味着中国要以更快的速度、更强的能力去适应经济知识化、全球化这两大趋势。这将有利于海外华侨华人在世界经济中尤其是在与中国的联系和经济合作中发挥其独特作用。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事实已证明了华侨、华人的巨大作用，中国加入“世贸”后，其作用将更加凸现出来。江泽民同志指出：“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广大华夏子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资源宝库，我们一定要十分珍惜。”海外华侨、华人由于与大陆同胞语言相通、血缘相亲，不但容易顺利地进入中国市场，而又无论在外商、外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或是中国产品、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方面，均可以发挥其积极的桥梁作用。
综观中国人海外移民，最初可追溯到汉唐、明清两代。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门户，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成千上万契约华工（“猪仔”）和自由华工流散到美洲、澳洲、东南亚、非洲、欧洲等地，终于出现“凡是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的壮观局面。华侨对侨居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例如修建铁路、开采矿山、开辟种植园、支持当地的民族独立和社会福利事业等等。同时，他们对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巨大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尤其对辛亥革命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最大，它将永垂史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海外侨胞十分关心和鼎力支持祖（籍）国的社会建设和和平统一事业。
周南京教授认为，中国侨史研究分为：清末至民国初期、国民政府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中国成立后，侨史研究经历了新中国成立至
“文革”前的封闭时期、“文革”期间的空白时期、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时期。特别是80年代以后，对华侨方面的研究从侨史研究发展到华侨华人的综合性研究。
“文革”期间，“四人帮”一伙把“海外关系”当成一根整人的大棒，大批华人华侨在国内的亲属遭到迫害，海外乡亲不能回来探亲，也不能与国内亲友通信，血肉亲情，无所归附，足令受此牵连的几千万人心寒。一些怀着报国梦想回来参与建设的归侨，也遭受到不公正待遇。1977年10月2日，邓小平同志在接见港澳同胞国庆代表团时说：“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这个重要论述，当时只能作为内部文件传达，但它打碎了压在无数中国人心头上的一块巨石，透出了春天的气息。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并作出了一系列引进侨资侨智的方针政策。
“海外关系”顿时成了中国走向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一座重要桥梁。海内海外的关系疏通扩张，变得宽松而自然，人来人往，亲情融融，全国上下形成了重视为侨服务，了解侨情，赢得侨心，发挥侨力的良好氛围。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确定创办的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就是充分考察到了华侨华人的积极因素。今天全国各地掀起创办留学生创业园热潮，留学生的归国潮、回国创业热即也溯源于此。正是积极实行了这些方针政策，为华人华侨报效祖国、造福桑梓提供了广阔舞台，为中国的发展引来新的生机。如今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和领域，“侨”的作用是公认的。福建侨乡福清市的地方经济在侨力的推动下获得超常规发展，10年时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90倍，堪称奇迹！
“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世纪伟人的这句至理名言历久弥新。跨入21世纪，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更须格外重视发挥“海外关系”的重要作用。可喜的是，今天全国各地都在更广泛地开展海外联谊，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采取积极措施吸引侨资侨智侨力，频频打出漂亮的“侨牌”。
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的现状
随着各国华人在经济、科技、学术、文化、教育、政治等领域的实力和影响力的日益增强，世界上出了日益高涨的“华人研究热”，华侨华人问题研究工作日益蓬勃发展。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主办的隔几年轮流在各地举行的年会；各国关于华人研究的学术刊物、论文、专著、丛书、资料汇编、工具书等相继出版，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工具书当首推周南京主编的《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共12卷，迄今已出版8卷，明年夏天将全部出齐），它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第一部名副其实的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出版后受到各国华侨华人问题专家的普遍欢迎和高度评价。
华侨华人研究是一门新兴的跨学科的边缘学科，它涉及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考古学、民俗学、心理学等诸多方面。要发展这门新兴学科，其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光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联合和团结海外华人学者群体的力量，分工合作，有步骤有计划地完成各种科研项目。最理想的办法是世界华商大会能够与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直接挂钩，前者给予后者以强有力的财政经济支持，从而使华侨华人研究工作得以更加顺利而有效地进行。
中国作为华侨华人的发源地或祖（籍）国，也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政府应该在各方面给予华侨华人研究以更大的鼓励和支持。华侨华人研究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但它非常有意义，我们深信其前景是无限广阔和光明的。
祖国大陆学术界关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经历了清朝末期至民国初期、国民政府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三个时期，但发展、繁荣的时期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术界关于华侨华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的特点是：一、发表的文章、著作的数量多，而且研究的水平和质量有显著的提高；二、研究人员的队伍扩大，特别是年轻一代新的研究专家崭露头角，为中国大陆华侨华人研究带来了兴旺景象；三、中国海外华人研究界冲破传统研究观念的束缚，已不再局限于“侨史”范围内做文章，而是广泛涉及到海外华人经济、社会、政治、宗教、文化等各个重要领域，华侨华人研究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正在崛起；四、新的华侨华人研究机构相继建立。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浙江师范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和山东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的成立增强了中国大陆华侨华人研究的力量。五、与各国从事华人问题的专家学者以及华人问题的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六、华人问题的地区性、国际性学术研讨会日益频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
学术刊物是科研成果的主要园地。中国大陆的海外华人研究成果除以专著和书籍形式出版外，主要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据不完全统计，现今中国大陆刊载海外华人研究成果的刊物有近20种，其中重要的有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广西华侨历史学会主办的《八桂侨史》（2000年改名《八桂侨刊》）。各地方侨务组织主办的刊物不少，如《广州侨史》、《汕头侨史》等。各大学的学报、刊物，如《厦门大学学报》、《南洋问题研究》、《暨南大学学报》、《华侨大学学报》等，以及南方各省东南亚研究所主办的刊物，如《东南亚研究》、《东南亚学刊》、《东南亚》和《东南亚纵横》等，这些刊物也常登载海外华侨华人的论文。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于1981年成立，在九十年代获得迅速发展。到2000年会员数为303人，其中新会员132人。会员队伍增加了一批年轻的学者和侨务工作者。在学会支持下，举办或协办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例如1993年在汕头大学召开的“世界华侨华人经济国际学术研讨会”、1998年在厦门召开的“中国侨乡社会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1999年在广州召开的海峡两岸“华侨与抗日战争”、2000年暨南大学举行的第一届海外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这些重要学术会议在会后均有论文集出版。各次会议研讨的主题不同，反映了中国大陆华侨华人研究重点的发展变化。八十年代至九十年初，华人经济是华侨华人研究热点，而后有新移民问题、华人文化与宗教以及侨乡调查研究问题，近些年来华侨华人双重国籍问题又跃上研究日程。
九十年代以来华侨华人研究的成果
海外华侨华人历史是中国大陆学术界长期研究的传统课题，以往是以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史为研究重点。众所周知，中国对海外华人的研究素以历史研究为重点，从事华人研究的学者也大多出自历史学科，早期的华侨华人著作大部分是历史著作。
与以往相比，改革开放后海外华人研究的热点已转向经济、社会与文化方面，华侨华人学作为一门跨学科的新兴学料日益崛起。中国大陆学者关于华侨华人的著作己有一些达到颇高的水平，并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肯定和高度评价。九十年代以来华侨华人史研究著作数量增多，研究面大为拓宽。从1990年起出版了一系列著作，重要的有：除地区和国别史著作外，值得注意的是专题史的著作日渐增加，如华人经济发展史、新闻报刊史、契约华工史、海外移民史、华侨华人与抗日战争、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等等。
词典与百科全书是集学术研究成果之大成的工具书。以北京大学周南京教授为主编的《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是一百多位大陆学者和一些海外学者参与，经过多年的共同努力和合作的产物。该书是在1993年出版的《世界华侨华人词典》的基础上，按类分卷集体编撰的。《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共分十二卷，即总论卷、人物卷、经济卷、法律条例政策卷、新闻出版卷、教育科技卷、文学艺术卷、历史卷、著作学术卷、社区民俗卷、社团政党卷和侨乡卷，共约1500万字。《全书》的内容基本涵盖了华侨华人研究的各个方面的内容，它是中国也是当代世界一部名实相符的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与潘翎先生主编的《海外华人百科全书》比较，各具特色。《全书》从1999年7月以来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九卷，这是中国学者在海外学者和国外热心人士友好协作的结晶。这一套书能顺利出版，一方面是周南京等主编、副主编、各卷分主编和全体编撰者艰辛奋斗、锲而不舍、团结合作的成果；另一方面菲律宾龚诗贮基金会对这一有历史意义的文化工程给予的鼎力资助也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当龚诗贮博士得知《全书》的编撰计划却缺乏出版经费时，毫不犹豫地表示给予独资赞助，充分体现了海外华人对华人研究事业的关心与热切期望。
地方侨务志的编纂及出版也是一大成果，它表明了政府部门特别是侨务部门对华侨华人研究的重视。近些年来出版有《广东省侨务志》、《福建省侨务志》、《厦门市侨务志》等等。此外，一些史料资料汇编的出版也颇为有益。如《泉州谱牒华侨史料与研究》、《泉州侨批业史料》等。
华侨华人与祖居国的关系和海外华人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贡献，一直是中国大陆侨史界研究的重要课题，近些年来又出版了一系列新作。关于华侨华人对中国的投资、侨汇、捐赠等这方面的著述有林家劲等的《近代广东侨汇研究》、《闽南侨批史论述》、杨学嶙主编的《改革开放与福建华侨华人》（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等。这些著作不仅回顾了华侨华人与祖居国的历史联系，阐述了海外华人和台港澳同胞对祖国多方面的奉献，而且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资与中国大陆的经济合作以及华侨华人与海峡两岸的关系。还有中国海外移民史、战后新移民问题、侨乡历史与现状的研究在大陆学术界引起了新的关注。
侨史研究和侨务政策研究区别
侨史研究和侨务政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周南京教授认为，侨史研究主要是基础研究和历史研究，它包括国别华侨史、出国史等等，是学者的研究对象，属个人行为。而侨务政策研究主要是对策性研究，它包括国内侨务政策、保护华工、推广中华文化和兴办华文教育等等，是侨务部门的研究对象，属政府行为，如《侨务政策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其交叉点是基础研究。侨务部门主要关注的议题：一是如何吸收华侨华人资本；二是如何在国外推广华文教育；三是新移民问题；四是留学生问题。但侨务部门与侨界学者之间也存在矛盾，主要表现为：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不同、对历史认识的差距以及对华人国家认同上的认识不同等等。例如关于林绍良爱国爱乡的报道，影响了华人生存的环境。只要通过双方的相互沟通或政策听证会方式，上述矛盾是可以解决的。
关于华侨双重国籍问题
旧中国采取的是单系血统主义原则。例如1909年清朝宣统元年颁布的《大清国籍条约》和1914年袁世凯政府的《修正国籍法》以及1929年国民政府的《修正国籍法》都规定：“生时父为中国人者”和“生于父死后，其父死时为中国人者”具有中国国籍。而当时印尼的宗主国荷兰于1910年2月10日按“出生地制”（出生地主义）颁布了《荷属印尼籍民条例》，规定一切出生于荷兰殖民地的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的子女，均为荷兰属民。这样就使得在印尼的华裔移民既具有中国国籍的同时，也具有了印尼国籍。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显示对有关国家的善意，中国采取了血统主义和出生地相结合的原则。1980年9月1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规定：“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中国，具有中国国籍”（第四条）；“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并定居在国外，本人出生时具有外国国籍的，不具有中国国籍”（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同时具有双重国籍”。中国的这一国籍法是充分地考虑了新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背景及华侨华人在当地的实际情况之后作出的一个重大让步，它所冒的风险及所付出的政治成本都是巨大的。因为这一让步所获得的可能利益只是消除有关国家仇视新中国的一个因素，而付出的代价则是对海外几千万华侨的保护权以及随之而来的在华侨当中和国际社会威信的下降。
虽然中国政府作出如此巨大的让步，但仍然未能获得有关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其后波及东南亚整个区域的对华侨的残酷迫害便是有关国家对这一友好政策的“最好”回应。1955年4月22日中国政府与印尼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关于国籍问题的条约》，中国主动提出在印尼的华侨只能在中国与印尼之间选择一种国籍，并鼓励当地华侨选择印尼国籍。但是由于当时印尼一些政党的干扰，印尼国会迟迟没有批准该条约。相反，印尼方面违背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的原则，于1959年6月1日单方面颁布了一项实质上限制华侨自由选择印尼籍，其目的想将大部分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侨划为外侨，以便进一步剥夺他们的财产。与此同时，印尼许多地方连续发生武装逼迁事件，大批华侨学校被裁减、封闭和接管，华侨社团和报刊受到各种限制。1959年9月8日，中国方面正式照会印尼提出抗议，并要求印尼政府从维护两国友好关系出发，对华侨小商贩及其家属的生计问题加以最慎重的考虑，并对上述排华事件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为了争取同印尼尽快解决华侨问题，消除两国关系的障碍，陈毅副总理兼外长邀请印尼外长苏班德里约于1959年10月访华，就华侨问题进行协商。在中方的努力下，双方于1960年1月20日在北京互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的批准书，并组成联合委员会就条约的实施进行协商。1969年11月，印尼又单方面宣布废除了这一对它具有极大好处的条约，可见双重国籍的问题其实并不是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的实质。
过去，东盟国家担心中国政策会利用当地华侨华人损害这些国家的利益，甚至搞颠覆活动，因而直接影响了东盟国家对华侨华人政策。五六十年代，东南亚许多国家从掀起过一场血腥残暴的反华排华运动，大批的华侨华人被作为泄愤的对象而遭受排斥、驱逐，甚至杀害和流放，他们辛辛苦苦所积累起来的财产也被没收和充公。在有些国家，甚至连加入当地国籍的华人，都被禁止组织华人社团、使用华人姓名、上华文学校、出版华文报刊、欣赏华文戏剧或电影、过华人的传统节日等。
进入70年代后，在越南、柬埔寨等国也掀起了大规模迫害华侨华人的事件。越南对华侨华人的残酷迫害是以中越关系恶化为起点，而当时中国政府对其遭遇没有及时地予以保护，在越南华侨华人中存在不满情绪。
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与东盟国家相继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中国与东盟在发展双边经贸、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等问题上均有许多共同利益和共识，并达成了建立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协议。然而，由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种族的和文化的等方面的诸多因素的影响，东盟国家对中国仍然存有戒心，在加上西方学者和政治家们发明的“中国威胁论”在东盟各国的内心深处也有一定的市场。
周南京教授强调指出，在国际社会中，由于各国国籍法基本原则的差异造成部分居民拥有双重、甚至多重国籍的现象屡见不鲜。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本应在1955年中印（尼）签订《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和就该条约的实施办法达成谅解后就已经解决，但这并非构成对拥有多重国籍居民进行迫害的理由。
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8北京奥运会，“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等等，使海外华侨华人倍感欢欣鼓舞。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学者和欧美国家的华侨华人呼吁中国政府恢复“双重国籍”或重新中国化。
周南京教授认为，实行“双重国籍”，不能只提民族自豪感，而破坏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在双重国家问题上，要考虑对方国家国籍法情况，实行灵活措施，区别对待，不能搞一刀切。虽然许多欧美国家都实行双重国籍，但海外中国移民80%以上集中在东南亚国家，他们深感处境之艰难，更加不愿改变目前的国籍状况。另一方面，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南海海域划分、台湾问题以及华侨华人等方面也存在比较深刻的矛盾和分歧。因此，为了保持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继续贯彻实行不赞成双重国籍的原则，是非常必要的。
近年来，关于华侨华人等称谓问题，成为国内外侨务界和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我们认为，华侨与华人虽然具有共同的血缘、文化传统和千丝万缕的历史、社会和经济联系，但迄今二者已经演变成为两个具有不同政治和法律内容的概念。与此同时，由于从中国大陆及台湾和港澳地区不断有新移民移居国外，这些新移民在加入所在国国籍之前具有华侨身份，因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华侨这个名称是不会消失的。
华侨是华人的前身，华人是从华侨转变过来的，二者具有历史继承关系。我们之所以经常将华侨和华人两个词连用，只是因为历史不可能割断，只是承认华侨与华人在历史上、血缘上、文化传统上和社会经济上存在的千丝万缕联系的现实，而丝毫无意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混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华人是中国嫁出去的女儿，中国人民、华侨与华人是亲戚，他们在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保持密切的关系，互相走亲戚，是很自然的，是人之常情，完全涉及不到政治效忠等问题。
（注：本文加线部分为周南京教授学术报告会的内容，其它部分为背景材料，仅供参考）
（福建侨联网 2003年10月30日
08:4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