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锵（美国）
六十年代初，一个刚从乡下来港的老乡来找父亲，询问父亲是否可以帮忙找门路帮他做一张身份证，没有身份证在香港只能东躲西藏地打黑工。在餐馆工作的父亲并没有什么门路，除了介绍这位乡亲暂时在餐馆或建筑地盘做杂工之外，其他的根本毫无办法；同时父亲也了解这根本也不是长久之计。父亲挖空心思才记起一个多时没有联络、正在香港的警察部门工作的朋友阿辉。
第二天，父亲先去市场买“绍兴酒2瓶、福建线面3盒，鸡1只，鸡蛋1打”，然后带上这些礼物去拜访阿辉，询问办理身份证的情况。阿辉爽快地说：“做身份证很简单啊，从我手中出去的身份证不计其数，不过，除了政府规定的手续费外，我的顶头上司洋人警官开口要100元，每一张都是一样的价格。至于我吧，看在你是我的老朋友的份上，就不用另外向老乡收钱。”
之后，陆陆续续又有几个来港的老乡来找父亲请求帮忙解决身份证问题，父亲没有直接出面，每次都先给阿辉打个电话，然后到市场买了“绍兴酒、福建线面、鸡或鸭、鸡蛋或鸭蛋”给老乡作为与阿辉见面的礼物。父亲没想到，阿辉背后却以“我帮你做事情，你就应该给我钱”的理由直接向那些老乡开口要钱，而且数目是一个比一个多。父亲知道阿辉的作为后，摇头叹息道：“官僚乃腐败之源。”
数月后，阿辉到我家，问父亲这段时间为什么没有继续介绍其他的乡亲到他那里办理身份证。父亲严肃地说：“你帮助一个乡里人，老乡送上绍兴酒、福建线面、鸡或鸭、鸡蛋或鸭蛋等礼物给你，那是乡亲情谊，你收下了，未可厚非，还可以接受。但是你做一张身份证开口就要收取500元、甚至1000元，现在每个人的工资也就三、五百，你对这些苦哈哈们狮子大开口乱收费，请问你有没有考虑过他们要去哪里捣鼓这么庞大数目的钱给你，你这不是将他们往死路上推吗？你的做法跟抢劫、敲诈、勒索没有什么两样，简直就是活土匪。”
阿辉无动于衷，淡淡地说：“那么多人需要身份证，我收钱也是应该的。连路上巡逻的警察都有捞不完的油水，我现在也只是拿我劳动应得的那一份，帮忙费吧。再说，现在办事情，你不收钱，人家还不信任你呢；你一收钱，还没得说的，人家马上对你肃然起敬，当作活菩萨来拜。而且我上头还有不少大大小小的红毛子洋大人需要孝敬，没有钱拿什么去孝敬，拿什么去搞通融、搞关系。再者，现在香港正面临着一个难民潮，我卖身份证给他们，也算是帮助他们可以合法逗留在香港。再说，我和难民们之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出力，他们出钱，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情。又不是你出钱，你瞎搀和在中间打抱什么不平？”
父亲马上拍案而起，气愤地说：“就是你们这些财迷心窍的人制造了、鼓励了所谓的难民潮，直接或间接把中国的名誉弄坏，这种泯灭良知、丧失人性做法与卖国贼毫无分别。”
阿辉冷冷地说：“黄兄，请您不要忘记，这里是香港，不是中国，我们现在任职的是英国海外属土的警察。”
父亲怒火中烧，忿詈道：“我不管你是什么警察，警察的职责就是要保护好香港市民的权益。而你的所作所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又有何颜面面对香港市民？更不用说对国家和民族造成多大的伤害。”
阿辉老羞成怒，气急败坏地大声嚷嚷起来：“全香港的警察都在收钱，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我为什么不能收？为什么我必须对香港市民负责？我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我不收钱对不住我这身上的警察制服。至于国家和民族，我好像已经忘记了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民族。你也别跟我说什么大道理了，我做我的警察，你做你的国家和民族的好市民，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从此我们也不在是朋友。”
阿辉说完，摔门而去。
父亲叹了叹口气，摸着我的头，对我们几个兄弟姐妹说：“以后你们长大了，绝对不能当警察。”
我不解地问：“为什么？”
父亲又叹了一口气，说，你们现在不懂，希望等到你们长大了会明白。为官者，最容易得到民众的敬畏，更容易忘记为官者必需以人民利益为首任，未能分辨清楚官员与公仆者，最容易罹患“官僚”病。象阿辉这样，刚出来当警察的时候，对警队贪污状况亦曾深恶痛绝、痛心疾首，没想到最后他也堕落成为腐败分子。他开始出自礼教礼节帮助有困难的乡亲；也因为他有能力在官场上左右逢源，有能力在民众和大贪官之间穿针引线，在众人眼中变成一位识做的“伟大的能干的”人物，他从习惯被别人“哥前哥后”地包围吹捧，飘飘然地享受这种奉承，发展到今天完全迷失方向，丧失人格；开始盲目地提升了自我，于是官僚歪风毕露，理所当然也就成为“受贿、贪污、腐败”队伍中的一成员。香港现在贪污横行、腐败成风，最主要是香港还被英国殖民统治，而港英政府重官僚，轻民意。你们现在还小，也不了解不到个中的复杂情况。我只希望你们能够记住为父的一句话：官僚乃腐败之源。
2006年7月10日
（福建侨联网
2006年7月11日 10:30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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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当年话香港之抄飞 （2006年7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