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伊拉克都敢去，中国人还有哪里不敢去呢？
被伊拉克恐怖分子绑架的8位中国福建平潭劳动者，并不情愿地成为中国2005年第一组热门新闻人物。在国内，有极少数人咒骂他们要钱不要命，给政府添麻烦；有更多的人关心他们，祈盼他们平安归来，言语中充满对弱者、不幸者的同情。
他们只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为了维持起码的生存需要和生存尊严，为了养活妻小、父母和自己，他们来到海外谋生——即便是最苦、最脏、最危险的工作，也咬牙承担下来。中国的海外劳动者汇回国内养家糊口的钱，就像从四面八方经过千万条微小血管输回家乡的血液。
这些千千万万的海外劳动者不是弱者，而是我们时代的平民英雄。
在我们的近邻菲律宾，这个国家的经济和千千万万普通家庭的生计，就是靠海外劳工支撑起来的。菲律宾800多万海外劳工分布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即便是在人质斩首事件不断的伊拉克也有4000多人。菲律宾海外劳工含辛茹苦，省吃俭用，用汇回国内的钱支持家庭、支持国家。
菲律宾政府把海外劳工视为英雄，并把每年的6月7日定为“海外劳工日”。
所以2004年7月发生的这件事就不足为奇了。当时，为了营救在伊拉克遭绑架的菲律宾卡车司机克鲁斯，就为了这一个人，菲律宾政府不惜冒牺牲与美国“传统友谊”的风险，断然从伊拉克撤军。总统阿罗约夫人事后用3句话表明她的立场：“首先我承担了责任；其次，我不会（因撤军一事）向任何人道歉；最后，我遵守了我的誓言，也就是说，拯救了克鲁斯。”魏武、林斌、林强、林忠、林雄、周孙钦、周孙琳、陈清爱，这8名中国赴伊拉克的劳动者尽管是“个体务工人员”，并且是“自行前往”，但不可否认他们都是我们中的一员，并且是勇敢的、负责任的男子汉。38岁的林忠，下岗工人，妻子在当地的炸药厂工作；19岁的魏武，父亲是一名砖匠，母亲在村里打零工。8名劳动者中的6名所在的平潭敖东镇人均耕地只有两分（约130平方米），治安环境差，劳动力过剩。他们背井离乡，也是事出有因，不是去做英雄的。但他们敢担责任、自食其力的作为，确实值得我们尊敬。
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政府鼓励企业“走出去”，其实劳动者也需要走出去。在全球化时代，从“北京人在纽约”，到“中国人在世界”，闯荡海外的中国劳动者不仅在土地、福利等方面为国家减轻了负担，而且还回哺国内。他们没有无所事事地窝在国内，而是勇敢地去海外开拓个人生活的新边疆。
中国人的“西部故事”不是美国式的，中国人是以全世界为目的地，一百多年来，闯出了一条可歌可泣的道路。今天我们看到一部分海外华人过着比较富足的生活，然而他们的祖先，乃至他们自己在早先，大都经历了辛苦漂浮、勤俭创业的过程。
例如从19世纪肇始的华人“下南洋”过程中，就演出了一个个西部式的传奇。
这些淳朴的农民没有神奇的暴发史，绝大多数是一步步熬出来的。他们有人垦殖土地，有人做小生意。华人小货郎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做别人不敢、不愿、不屑或没有想到的事，例如与未开化的部落做易物交易。
印尼华人作家黄东平在《七洲洋外》一书中描述说：“几个华商结伴背上货物，爬山越岭进入内陆。在预定的空地上摆上货物。尽是对方需要的刀斧、布匹、装饰用的玻璃珠子之类。摆好后便猛力敲锣，敲过锣就赶忙回头狂奔，在很远的地方藏起来，到了一定的时刻，才可出来收市。在被取去货物的地方，公平正直的生番放上了山中的药材、鹿角、兽皮之类作为代价。但若出来得太早，碰上不欲给人看到的生番，利箭和毒镖，便立刻取掉他们的生命。要是在入山和归途中碰上了，也一样倒霉。在摸透生番这脾气之前，多少华商付出了生命。”终于有了一点本钱了，便找一个村落，开一个“亚弄店”。这是一个微型的百货店，村民想要的东西里面几乎都有了：各种主副食、调味品、器皿、化妆品、文具、针线、衣物、中药、西药，乃至磨刀石、绳索、扫把、石灰、木柴……对于本地土著半分钱的生意，华人也做。华人店主用一辆快要锈垮的自行车把货物驮进一间窄窄的店面，他还必须记住哪种东西放哪里，能够马上找出来，而且要记住价钱。他们便是从这种复杂艰辛的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中苦熬出头的。
魏武、林斌们，以及那些落地扎根的中国海外劳动者的所作所为，不正是延续了中国先人不屈奋斗的道路吗？他们不怨天尤人，不窝着无所事事，不去谋不义之财，不窝里斗，不等靠要，而是走遍世界，自食其力，勤劳求生。
尽管他们中还没有出现像白求恩这样的国际人道主义先贤，也没有出现像哈桑女士这样的当代人道主义英雄（她在伊拉克做了30年义工最后却惨遭恐怖分子杀害），而只是以谋生者的形象出现在世界各国的新闻媒体中，但他们的勤劳朴实、不畏险阻以及对家庭的责任感，使他们依然有资格被看作是我们中间的平民英雄。
原载：光明网
（福建侨联网
2005年1月27日 10:04 AM
）
相关链接：
祖国万岁（2005年1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