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刮痧》刮出了什么？
环球 灵 石
以《北京人在纽约》起家的导演郑晓龙的新作《刮痧》，已经在北京等大城市陆续上映了。作为艺术作品本身，这部片子比较薄弱和简单，也许是没有了电视剧的长篇幅，太热衷于表现文化差异的导演在塑造人物性格时显得力不从心。倒是影片的情节起因：一个中国家庭里长辈为孩子刮痧，却被美国的儿童福利局认为虐待儿童，以至走上法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
公众的，还是自家的？
《刮痧》的故事是从美国儿童福利局接管孩子的监护权开始的。不少北京市民看完电影后，得出的结论是：“这美国人怎么管人家家里的闲事啊。”
长辈教养孩子，在中国人看来，完全是家事。我们的传统文化体系里，社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家里某一个人，哪怕是小孩，有无礼貌，都是这个家庭的代表，家庭必须承担起教育的义务来。如因孩子不尊重客人而在客人面前打孩子，则是“有家教”“严格”的体现。
但在西方人看来，孩子作为一个个体，他的地位应该跟大人是一样的，也是必须受到尊重的。因此一个家庭里发生的任何事情，只要超过社会公德的极限，就是社会的事。这是人文主义文化对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影响。
在影片中，当社会福利机构发现一个孩子可能受到虐待时，首先就是隔离、干预。这也是最不为观众理解的地方之一：“为什么不给人机会说清楚呢，先调解调解嘛。”
在我们国家，办离婚，怎么着办事处的人都会劝你，多不容易，再想想清楚吧。打官司也总有人出面劝和，这样的思维方式很难说好与坏，只是即使知道它有诸多弊端，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影片中的许大同自以为8年的生活已经改变了自己，但在最关键的时候，心里的传统意识和外在行为方式，却还是中国人的。
实证的，还是人情的？
影片中的儿童福利局怀疑存在“虐待”，在隔离以后，下一步就是调查。这里又显现了东西方不同的逻辑。
中国人认为，父亲爱孩子是天性，是自然的，何需证明；而美国人却一开始就搬出法律，要证据。这里有个有趣的情节，大同的上司和好朋友在法庭做证的时候，虽然心里想帮大同，但在回答对方律师的问题时，却如实承认看见过大同在公共场合打自己的儿子。这是中国人许大同说什么都不能理解的——你是我的朋友，怎么可以出卖我。这里的潜台词是，你可以说句假话的呀，大同自己就为了帮父亲办绿卡说过谎。而那位美国人却认为他说的是事实，作证以后也没有什么愧疚感，依然坦然地以朋友的身份去安慰许大同，还劝他继续合作下去。这就是完全不同的处事方法。
也许是中国的古代哲学太发达了，我们的民族很早就学会了圆融贯通，认识到了事物不是僵化的。而西方人一直就是以简单的原则来框定人的行为规范。在我们的圆融里包含了伪善骑墙的可能，西方的严谨里则存在着荒诞的死板，又是一对无法界定好坏的矛盾。
在现实生活中，东西方互相融合的结果是以互相理解为前提的，但矫枉过正的例子同样比比皆是。最典型的莫过于美国人对“移民倾向”的理解，都是一条一条的，如夫妇不能同时出国，国内没有房产没有工作的最有移民倾向，等等，繁琐而严格。当他们听到中国存在针对这些条款而教人说谎的“签证培训班”时，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在培训班里，老师教去签证的人如何保持微笑，如何把英语说得差一点又不太糟糕……为了达到目的撒些“小谎”也不算作弊，大部分中国人都这样想。
有意思的是电影结尾即整个事件的解决方式。法官看到了大同上司的亲身体验，于是签署了特赦令，这等于是用人情的办法解决了法律问题，与影片自己提出的矛盾是相违背的，使整个电影成了虎头蛇尾。也许太难为编导了，这样的事情，怎么解决还真是个伤脑筋的问题。
科学的，还是迷信的？
最后，问题的症结是，刮痧到底算是一种治疗方法吗？在中国流传了很多年且有效的东西在美国怎么就变成迷信巫术了呢？影片中有两次对刮痧的解释。一次是许大同在听证会上讲的“打通七经八脉”理论，另一次是唐人街的大夫讲的促进血液循环理论。令人“一声叹息”的是，假如你希望别人能听懂，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用听众听得懂的方式去说呢？
香港贸发局2000年积极拓展的“中药港”计划，就是力争制定和执行符合全世界要求的中药技术标准，以为将来的香港获得中药贸易中心的地位打基础。而翻开国际中草药贸易的记录，会令人惊讶地发现，按照国际标准生产销售的中国内地企业几乎为零……不止在医药这个特殊的行业，许多地方，我们都还没有把自己当一个地球人。
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个严酷的过程，将来的世界会与今天有许多不同，在这个过程里，中国将为自己做些什么？古老的思想智慧必须融入现代的法则，才得以生存下去，这是无奈的将来。文化的传承不可避免受到经济的影响，前途未卜的“大同”之路是条不归路。
科学还是迷信，不是以我们习以为常的方式来判断的，必须要以全世界人都能懂的方式来证明。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挑战。
（福建侨联网 2002年11月22日 08:3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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