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印尼杂记之十五
福建侨报记者 陈添地
从泗水到雅加达，空中飞行一个小时，机票折合人民币为190元，比国内便宜好多倍。泗水与雅加达，同处爪哇岛，但泗水在东南端，逼近赤道，雅加达在西北端，属西爪哇。
印尼首都雅加达，位于爪哇岛西北部，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拥有千万人口的国际化大都市。
雅加达的取名源于这里一个古老的伊斯兰王朝，其军队的司令官法拉喜尔，把这一带命名为“雅加达”（JAKARTA），意为“伟大的胜利者”。300年前，荷兰殖民者侵占有“地球腰带上的蜚翠”之誉的印尼，把雅加达改称巴达维亚（BATAVIA），当地居民称她为巴达维（BATAWI），而当时的华侨则简单称之为巴城。荷兰人在雅加达一带建城。由于北边濒临海湾，最先开发，荷兰人的东印度公司也设在北区，人们习称北边为旧城（KOTA），这里风光独特，古迹众多，多数建筑物都有典型的欧洲古典风格，如总统府（原荷兰总督府）。后来荷兰殖民者又开拓南区，充满现代气派，时人习称为新城（KOTABARU）。
为了统治方便，荷兰人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在18世纪时，禁止有色人种进入南区。因而印尼原住民及中国人大多留在老城北区，形成了早年华人的聚居地——草埔等。到19世纪中期，荷兰殖民者才放宽巴城居民的南北迁徙流动，又形成了老巴刹（PASARSENEN）一带的唐人区。
蔡良晋先生到机场接我，双手扯起一块红绸布，上书“晋江同乡会”，特别抢眼。我拉着行李，刚走出偌大的机场大厅，一眼就认出，招手示意。蔡先生叫我在原地等候，他去开车。11时许离开机场，乘蔡先生的车，先去探望许宗鸽先生的别墅，配有花园、游泳池，再往洪能忠家，也是相当的豪华，喝过茶，驱车相约去酒店。不想，出了高速公路，即遇塞车，缓缓而行，虽是周末，满路的车一辆紧接一辆，如长龙方阵。刚缓过劲，畅行一段。到大南门火车站，又是密密麻麻的车子列队于路面，任热带的太阳炙烤。车厢内有冷气，但空气不好，吹出的冷气满含汽车尾烟气。蔡先生、许先生、洪先生的手机频频响起，都是问到了哪里。14时许，总算抵达酒店。半个小时的车程走了2个多钟头，误了从容点菜、品尝的时间。蔡先生表现出满脸的无奈和歉意，因为他们马上还要赶去开会议事。只好匆匆点了几道菜填饱肚子。
塞车似乎已成为世界一些大城市的通病。听久居此地的乡贤说，雅加达的塞车问题由来已久，且越来越严重。塞车是常事，每天都要在路上耗费很多时间。人们习以为常、心平气和，无奈的煎熬修炼，不再骂娘发牢骚，耐性特好，没有按喇叭、乱插队或耍横占道的现象。为了筹备印尼晋江同乡会，多位乡亲聚在会所加班加点，有两个月时间一直吃快餐，起初集体外出吃饭，但遭遇塞车，浪费很多时间，改为派人外出购盒饭，或炒面或米饭。
雅加达车辆增长快，小轿车、摩托车、机动三轮车蜂拥于道，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没有地铁，难觅高架桥，各种车辆难以得到疏导和分流。奇怪的是，上下班车流高峰阶段，公路上的车辆再拥挤，也看不到一个交警的身影，只能依靠红绿灯控制。于是涌现了一批无固定职业的“业余警察”在疏导车流。他们站在马路中央，嘴衔口哨，任日晒烟熏，镇定自若地指挥车辆，司机也习惯地认可并听从其调遣，然后摇下窗玻璃，塞给他们1000盾(约合人民币0.84元)作为酬劳。
印尼晋江同乡会秘书长黄世磐陪我造访熊敬雪博士，返回时已是傍晚17时。我看到路边站着一些满脸风尘的孩子，对着司机招手，竖起两个指头。我问这是何意？黄先生介绍说，是说他有2个同伴可随行。雅加达交管部门学习新加坡等国的经验，为控制空车上路，规定在交通拥挤的主干道行驶的车辆乘客必须在3人以上，于是，一些穷人孩子经常站在马路边，等待乘客不足的司机的召唤，上车陪乘一段，应付检查免遭罚款，然后领取数千盾的报酬。看来，每项法规禁令的出台颁行，总让人想出对策而催生受益者。
印尼晋江同乡会副主席杨秀珍姐指派其司机开车，让刘玉贵陪我逛雅加达最豪华最气派的丹敏街。见6车道的宽阔单向公路，车流疾驶，两旁绿树挺拔，高楼栉比。楼、树掩映，视觉极佳。我们下车，参观了独立广场公园、印度尼西亚缩影公园等，并在总统府前拍照留念。
虽贵为首都，但并没有首善之区的气象。入夜，相当多的店铺就打烊关门，有的整条街一律闭门了事，冷清岑寂。询之华侨，乃曰治安不好，天一黑下来，顾客少光顾，店主怕遭抢劫，干脆相仿关门大吉。
在印尼，富人极富，其家里有自己的私家高尔夫球场的人也不乏其人，有在自家客厅养鲨鱼的（那种大个头鲨鱼）。高档娱乐场所的豪华程度也叹为观止，但基本上划分为华人圈和印尼人圈，大家的娱乐区都不同。印尼腐败盛行，而腐败又加速财富的过度集中，使本已过大的贫富悬殊逼近社会的承受极限。《穷人的经济学》作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说，“一个社会的消费者中穷人太多、富人太富，迟早要出问题。”我不禁悚然为印尼忧虑，为华裔担忧。
（福建侨联网
2006年1月10日 9:0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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